文化资本的思想起源与社会思想基础

文化资本概念虽然在20 世纪80 年代才提出，但它却是深深扎根于18世纪中后期以后的西方启蒙思潮，特别是现代思潮的勃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等近现代学者持续的工作和思考，构成这一资本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国富论》中，斯密详细论述了教育、知识、技能对劳动者的重要性以及基本知识教育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他指出：“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要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69]在斯密看来，有身份有财产的人，在想从事从而扬名的特定事业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自己，取得那能使他们博得世人尊重或值得世人尊重的一切知识。普通人民则与此两样。他们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时间，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大概都很单纯而没有间断，无须运用多少的智力，哪有闲暇做旁的事情、想旁的事情呢？因此，斯密强调：“国家只要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70]教育不仅对普通人自身的知识积累有重要作用，也会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而这正是布尔迪厄所关注的文化资本积累问题。

李斯特在阐述他的生产力理论时，批评了所谓“流行学派”对资本的混淆，指出资本应当包括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他说：“现在流行学派使用‘资本’这一名词时，指的不仅是有助于生产的物质手段，而且还有精神和社会手段。但是当提到资本时，显然应该确切表明，它所指的究竟是物质资本、即生产中的物质工具，还是精神资本、即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71]由此可见，不仅当时的流行观点把精神力量纳入资本范畴，李斯特还进一步作了明确区分。他对精神资本的理解是广义的：“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的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积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72]显然，李斯特对精神资本的解释与文化资本的内涵颇多相似之处。

涂尔干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命题概括了当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事实上，人之所以是人，只因为他生活在社会之中。”^[73]因此在讨论教育的性质和作用时，涂尔干阐述了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传承作用。他说：“对人类来说，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要复杂得多，无论如何，我们的机体组织根本无法涵盖它们，它们也无法体现为有机禀性的形式。所以，它们不能通过遗传的形式代代相传。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完成这种传递过程。”^[74]可见，在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之中，涂尔干注意到社会意识、知识和能力的传承的重要性，而教育在其中不可或缺。后来布尔迪厄对法国教育体制的研究可以启迪我们，文化教育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对文化资本的起源有不同的意见。他提出，文化最早被视为资本，始于社会学之父孔德^[75]。在《社会政体体制》第二章里，孔德评述了在劳动、人类产出高于消费的能量以及使得资本代代积累并随时空而转移的耐用性之中的资本的起源。古德纳认为，孔德继承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处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最初的交界处”。在这里，文化与资本彼此交融，相互交替^[76]。因此，可以说，资本或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基石。这就是文化资本观念的最初萌芽。

与马克思从经济、社会原因探析资本主义的起源不同，马克思·韦伯尝试找出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联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把赚取金钱理解为“天职”^[77]。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融合中，有一个不同的群体被证明是关键：“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同时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为，尤其是冷静、坚定、精明、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并且固守着严格的中产阶级的观点和‘原则’。”^[78]在将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勾连起来的思想家中，韦伯的工作颇具开创性。(www.xing528.com)

20 世纪60 年代，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明确提出：“从经济整体的观点来看，还有其他一些像土地物质资源一样的成分。这些成分是由文化资源和制度结构组成。它们是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文化资源包括：1）技术知识；2）文化价值的信仰。这两者对经济分析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79]由此可见，帕森斯把技术知识和价值信仰都当做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他还把由经济组织生产的技术知识视为“资本的形式”。

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根据知识性质的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如果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他强调了后工业社会的意义：“它使现有的脑力劳动科层化倾向不断加深，从而造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目的和价值发生一系列变化”；“它产生和发展了技术知识分子，从而提出了技术知识分子与文科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80]。尽管贝尔并未直接提出文化资本概念，但知识技术所带来的深刻改变为他所关注。

通过以上简要的思想史回顾，可以发现文化资本概念有着深远的社会思想基础和渊源。显而易见，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直接受到马克思资本思想的许多影响，但又有很多对资本形式的新解读和新界定。布尔迪厄切身感受到，在“二战”后的西方特别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所谓“文化资本”，即教育文凭和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熟悉逐渐成为决定人们社会机遇的重要因素。他为此探究了一系列处于传统文化、阶级和权力的交叉领域的广泛课题。不过，布尔迪尔的文化资本理论在提出后并未立即引起重视。在文化资本理论走向流行的路上，布尔迪厄的好友、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他于20 世纪80 年代和布尔迪尔有过深入访谈和对话。

另外，文化资本被认为与人力资本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人力资本无疑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概念，但文化因素在人力资本中占据着非常显著的位置。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将文化因素视为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所在。比如，根据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斯比的探究，科萨斯坦和戴利就将人力资本看成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识以及经验的积累。罗宾斯则明确指出，从个人主义的形式来看，由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即使与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概念不完全相同，那么两者也非常的接近。思罗斯比还指出，贝克尔和布迪厄都已经非正式地讨论了他们各自的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概念之间的相似性^[81]。既然文化资本概念与经济资本难以完全分离，那么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纠缠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布尔迪厄本人并不认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完全对应。比如，一些经济资本家并不拥有文化资本，同时一些文化资本家在经济上并不富有^[82]。社会学家比尔·马丁、伊万·撒列尼所接受的观念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知识可能同时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方面可以被描述为人力资本，另一个方面则被描述为文化资本”。他们强调，“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区分不等于学科或职业之间的区分。相反，它的特征之一就是横跨这些界限，而且它是以一种历史可变的方式这样做的”^[83]。应该承认，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当代资本形式和形态上的重大变化，也是西方新资本理论或泛资本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质言之，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理论勾连再一次证明了资本逻辑在思想和实践上的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