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步的意义上看,人力资本概念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资本概念所受物质资本的束缚,提倡把人的知识、技术和能力视为一种资本形式。它尝试涵盖和容纳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从而将劳动中的积极因素归之于资本。这样一来,人自身知识、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生产能力的形成、投资和培育机制因此与传统资本的机制相提并论。毫不夸张地说,人力资本理论的确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的一大进步和创新,有不可小觑的理论雄心和抱负。然而在客观上,人力资本概念和理论并非没有任何异议和批评,即便在西方经济学内部亦是如此。根据这些异议和批评,人力资本概念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人力资本与主流的资本理论仍然存在冲突。当前的人力资本研究看似相对成熟、完善且独立,但它与主流资本理论范式的衔接和协调问题一直没有根本解决。人力资本理论宣称,它是对主流资本理论乃至西方经济学的补充和扩展。但这种补充和扩展却对主流资本理论形成了冲击。按照人力资本的思路,对资本的价值形式特别是物质形式的需求不再由这些资本本身的性质所支配,将决定于劳动者对市场与非市场行为进行权衡的结果。这意味着,传统的资本及其投资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都将有重要改变,进而改变分配结构以及经济和社会格局。显然,现有的人力资本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其理论价值和应用范围都受到一定限制。
其次,人力资本缺乏对人类行为本性的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的载体是社会的人或劳动者,是一定社会、文化、历史和传统背景下的行动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不可能总是脱离人力资本拥有者具体的生活境遇,而仅仅主要以抽象的理性的所谓“经济人”为对象。这些非常具体的劳动者有自己的个性、思想、价值取向和丰富感情,其生产能力常常受到态度、志向、兴趣、情绪、品格、觉悟等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运营不仅取决于其已有的资本存量,也取决于其流量上的任何变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俗传统等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发挥、投资和积累。马克思指出:“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55]只有深入地分析人力资本与人类行为本性之间的相互影响,才能为人力资本概念奠定一个更稳固的理论基础。
再次,人力资本忽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制度分析。人力资本研究不可忽略其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必须重视对社会生产关系、基本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析。目前一些研究看起来是规范化的,实际上是主观地引入生产函数,而后借助于模型检验为其研究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当由模型得到的结论与现实比较吻合时,则认为人力资本概念是具有解释力和合法性的;如若不然,则进一步修正模型使之与经验发现相一致,至于人力资本的适用条件与形成背景却考虑不足。特别是历史、制度、意识形态及社会生产关系等往往看成是外生的和既定的,这样就严重忽略了它们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错过了经济学研究中规范路径的精彩篇章。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马克思才能揭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56]
除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冲突之外,人力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充满分歧和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两者存在根本区别甚至冲突。比如,王海杰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的资本理论在认识逻辑、方法论基础和范畴内涵上都有本质区别,人力资本理论植入马克思经济理论会导致两种理论间范式冲突[57]。吴宣恭提出,就经济学理论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而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却是一个背离马克思资本理论,沿袭西方的庸俗资本观,并错误地将其嫁接到我国经济学的悖谬概念[58]。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可以统一地加以认识。比如,任洲鸿、刘冠军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应简单地拒斥人力资本理论,而应该批判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内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资本化理论[59]。王建民、周滨指出,资本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构成的统一体,是在生产中实现价值增殖的价值[60]。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人力资本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呢?毋庸置疑,两个概念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和研究范式都揭示和说明了资本的现实活动,但它们的共同点或许仅仅是形式上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更为深刻和彻底,是认识和批判人力资本理论的科学的理论工具。(www.xing528.com)
在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之时,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尤其不是商品和货币形态的资本。他说:“只要劳动力在市场上流通,它就不是资本,不是商品资本的形式。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工人不是资本家,虽然他把一种商品即他自己的皮带到市场上去。只有在劳动力已经出卖,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是说,只有在它不再作为商品流通之后,它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作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它是可变资本,就投在它身上的资本价值的周转来说,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但是,并入生产过程的,是劳动力,是工人本身,而不是工人来以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诚然,我们讲过(第一册第二十一章),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本身通过他的个人消费进行的再生产,也属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单个的鼓励的生产过程。”[61]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力不过是一种商品,能够为雇佣工人带来收入的商品。他说:“我们应当分清: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并且在工人能不断地反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了工人的收入;在它卖掉之后,在资本家手中,在生产过程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而是劳动力执行了双重职能:首先是在劳动力的出卖时作为商品(在约定应付的工资的情况下,货币只起观念的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时它还根本不需要在资本家手中);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即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要素执行职能。”[62]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于: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劳动力在工人出卖给资本家之后,在资本家手中是资本,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即可变资本或流动资本;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执行资本职能的时候,所有权是属于资本家的,与工人无关。简言之,劳动力执行了双重职能,担负双重角色:在工人手中是商品,当且仅当在劳动力出卖之时;在资本家手中是资本,当且仅当在劳动力被出卖之后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之时。不言而喻,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很难用孤立的、割裂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加以把握,而只能被联系的、统一的、变化的唯物辩证法所真正理解。因此,马克思的劳动力与资本学说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研究方法有天壤之别。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概念和理论的实质在于:
其一,人力资本概念体现了资本概念对劳动力概念的取代,标志着资本概念和形式的重大变化。例如,陈其林提出,当代市场经济正在发生所谓“资本关系泛化”的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于资本载体的变化,不仅包括有形载体,而且向无形载体扩张。从载体形态看,有些资本是物和价值体,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结果。有些资本则不是物和价值体,也不是物质生产过程的产物,比如技术专利、商标、商誉、专门的经营管理才能等。因而陈其林断言,“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以物质形态为现实依据的理论命题在资本关系泛化的情况下则并不完全具备其一般性和抽象性。作为资本的最一般的形式规定,它却不能具有涵盖所有资本形式的基本特征。陈其林甚至建议,所谓的人力资本应当被理解为那些据此能够获得剩余索取权的专门知识和才能,而不是指一般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或劳动力[63]。在此有必要指出,人力资本概念不过是对劳动力概念的刻意模糊和篡改,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是辩证的、历史的。即便是对于那些能够获得剩余索取权的专门知识和才能来说,它们依然还是劳动,而不能成其资本。因为,它们获得的不过是资本的形式和外表,而没有取得也不可能取得资本的实质和内容。资本和劳动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却是离开了人体的死劳动,而劳动则意味着,“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64]。
其二,人力资本概念体现了资产阶级资本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修改,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强势地位和态势。例如,陈其林强调,“资本关系泛化”使得一部分劳动者的身份发生了二重的变化,从而使得资本的特有的社会性质有了实际的变化,劳动者不仅在为他人的资本而且也在为自己的(可能是少量的)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进言之,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是剩余索取权”这一理论命题,后者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涵盖了所有形式资本的经济特征和本质规定[65]。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把劳动者利用属于个人的资本的行为视为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无疑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肤浅理解和误解。因为这种类似个体经济的生产者行为不是雇佣劳动,因而也不会有剩余价值的生产。王索然指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实质上是19 世纪末资本‘折中’定义的一个翻版,其实质动机并未发生改变,即为调和资本主义内部阶级矛盾的各种实际方法找到一种理论支持。”[66]其实,借助人力资本概念,人力资本理论意图以新的生产要素论来修改和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资本继续剥削雇佣劳动而进行新的辩护。进言之,人力资本理论有意掩盖和模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显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辩护能力。
其三,人力资本概念体现了资本逻辑对劳动逻辑的霸权,反映了强大的资本力量向弱势劳动领域的侵略和扩张。陈其林指出,所谓“资本关系泛化”另一个主要表现在于社会生产过程中以部分工人身份二重化了。他们既是雇佣劳动者,又是资本所有者。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作为资本所有者,他们虽然不是现实的资本家,但却能通过自己或多或少的投资行为,参与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获取相应数量的利息或股息。在此背景下,资本特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实质受到现实质疑和挑战[67]。很明显,这种资本关系的泛化如同人力资本一样,将劳动逻辑与资本的逻辑相混淆,从而削弱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性、深刻性和彻底性。归根结底,“需要使用一个更有解释力的资本概念”[68]不但是资本逻辑的理论诉求,还是资本统治的现实渴望。本质上,人力资本概念不过是资本力量向传统劳动范围的入侵和“殖民”,体现了资本逻辑对劳动逻辑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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