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传统资本理论的多向拓展：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系

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和东欧遭受重大挫折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入整体低潮，资本主义历经多次危机依然具备自我纠错能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备受质疑和挑战。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些部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家的兴趣逐渐从阶级、革命、国家和战争等宏大叙事转移到权力、话语、图像、符号等微观实践。资本对文化、社会和语言等非经济领域的入侵是在经济学之外的一些西方学者的关注点。作为经济资本概念有意或无意的“套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概念的诞生既反映了资本理论进一步的跨界拓殖，也显示了西方学者强大的理论移植、改造、诠释和重构的能力。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理论的新资本理论，基本上修改或排除了作为古典理论方向中所必不可少的阶级解释^[207]。不过，林南眼中的这些新资本理论还是不同程度地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折射出背后的社会关系及阶级利益。恰如布尔迪厄所言，“事实上，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208]。显而易见，布尔迪厄、古德纳眼中的文化资本和科尔曼、普特南及福山眼中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学语境中的社会资本，还有心理资本等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资本形式，与马克思看到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相比已大异其趣。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弱化了传统资本概念承载的阶级立场和批判力度，从而成为经济资本背后的利益或力量的思想附庸形式与符号。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布尔迪厄提出的。他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资本的形式”一节中阐述了资本的各种形式。在他看来，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209]。它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书、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210]。其实，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来自他关于社会实践以及符号和意义的社会再生产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教化活动（比如教育）使主流的符号和意义内化于下一代中，将自身的文化价值强加在其他阶级身上，从而实现了统治阶级文化特征的再生产。

在布尔迪厄的基础上，艾尔文·古德纳重建了“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文化资本”将取代“货币资本”成为社会统治的基础，而作为“文化资本”占有者的知识分子也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布尔迪厄把“资本”这个具有经济属性的术语简化为意识形态的权力，古德纳重建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对布尔迪厄这种简化的超越上。古德纳是在严格意义上而非隐喻意义上使用“资本”概念的。他认为，正在出现的“文化”与“资本”的概念是暹罗孪生子（Siamese Twins），脊背相连：文化是资本的普遍化，而资本是私有化的文化^[211]。他认为，知识分子已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家，他们作为一个“新阶级”，是以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而非传统的财富资本为标准的。与布尔迪厄的描述性话语相比，古德纳更能从经济的方面体现文化资本化进程中的种种特性，或者使用这一概念能更好地解释符号经济中的资本化特征。

社会资本这一术语，传统上被广泛理解为与个人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纯粹经济学概念。布尔迪厄和科尔曼以来，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甚至一个政治学概念和跨学科概念。根据罗伯特·普特南的考察，首次使用该术语的是L ·J ·汉尼方（L.J.Hanifan）。在1916 年为了鼓励学校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汉尼方用社会资本这个词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意识地以此引起精于算计的商人和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资产对生产的重要性^[212]。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用社会资本来称赞现代都市里的邻里关系。70年代，经济学家格伦·罗瑞（Glenn Loury）用社会资本来分析奴隶制的社会遗产。80 年代，布尔迪厄用社会资本来强调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经济资源。此后，社会学家科尔曼、普特南等人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

科尔曼将布尔迪厄等人的研究成果纳入自己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社会资本即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定义由其功能而来。社会资本的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213]在科尔曼看来，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可见，社会资本通过识别社会结构这种实现行动者自身利益的功能，既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有助于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而无需具体阐述相应的社会结构。(www.xing528.com)

普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214]。在此意义上，社会资本和所谓的“公民美德”有联系。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资本使人们注意到，当嵌入密集的互惠社会关系中时，公民美德是最有力量的。普特南主要是从存量来研究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这一概念把长期以来为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基本关系转换为解释潜在经济能力与行为差异，对集体行为以及长期选择、经济发展所需依赖的结构与制度安排做出了诠释。肯尼思·纽顿提出，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看成了主观的社会规范（信任）、客观的社会特征（社会网络）和结果（有效性和效能）的交融物（mixture）和混合物（blend）。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是，它将概念的不同方面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它们以巨大的解释潜力。它同样也存在着不足，即将不同的事物糅合在一起，甚或是混淆了起来^[215]。

弗朗西斯·福山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特征方面考察了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216]。他又在别的地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instantiated）的非正式规范。”^[217]并非所有可用事例说明的规范都是社会资本，但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福山指出，“成功的市场经济是由社会资本的诸多重要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隐含在社会中，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218]。福山不仅把社会资本作为财富创造的关键因素，也将其作为社会繁荣的重要因素。他说，“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219]。在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的高低。

进入21 世纪以来，以人力资本理论、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为基础，美国学者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在2002 年提出“心理资本”概念，将那些导致个体积极行为的心理要素纳入资本的范畴，从而引发了关于心理资本的探讨^[220]。一般而言，作为积极心理学范畴，心理资本强调个人的力量和积极性，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甚至将所有能够给个体与组织带来积极结果的心理和行为纳入其中，以便更好地开发、利用员工的心理资源，使组织获取竞争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归结为心理资本的竞争，谁能持续获得、开发并有效利用员工的心理资本，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与优势地位。近年来，心理资本概念不断成为组织行为、企业绩效和政府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