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论研究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主义等发展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以斯密、李嘉图、萨伊为代表，主要是从生产的一般过程及其物质条件去研究资本。他们认为资本是与存在于劳动者身上的“活劳动”相并列的“积累劳动”，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是人们增加生产、积累财富的手段。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范畴，把资本主义也看做一个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态。
斯密把个人资财中“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或者说，资本对投资者提供收入或利润[201]。他认为，资本是资本家为了增加财富而积累起来的“预储资财”。实质上，这是把资本当做一种会增加财富的自然力，为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提供了依据。而且，人们要靠“节俭”和“勤劳”才能把资本“预储”起来，增加财富和价值[202]。这又为新古典学派的资本“节欲论”提供了依据。李嘉图则更加明了地把资本与生产资料直接画等号，认为猎人手中的猎具也就是资本。萨伊提出：各种工具、生活必需品和原料的价值构成所谓生产资本，“必须把地上一切建筑物、改良物以及耕畜农具等列在生产资本项目之下”；“如果货币用于促进产品交换，货币也属于生产资本的范畴”[203]。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坚持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考察资本，强调资本的生产职能在于促进劳动，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主张价值决定的一元论。第二，坚持技术经济分析与社会经济分析相结合，在考察资本的分配职能时诉诸所有权因素，强调利润或利息范畴的“剩余”特征。资本的分配职能表现为，它对于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并使收入分配出现某种对立局面。第三，坚持动态分析，关注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规律。资本积累或经济动态运行的具体历史轨迹将依积累进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利润率的变化为转移[204]。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资本理论至少形成了两大路径和模式。马克思应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并结合空想社会主义，对古典资本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形成了横跨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综合的资本批判理论。然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却在古典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化、数理化和庸俗化。他们不仅反对和抛弃了为劳动者代言的劳动价值论，还通过复杂的数理工具和技术模型试图继续掩盖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为资本和资本家而进行合理辩护。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经济学的体系应该是先验的、纯粹的、抽象的和非制度的，而社会生产关系是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从新古典资本理论开始的数理化和实证化潮流无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企图忽略和“忘记”数理模型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不过再次证明了这种经济学为资本所有者而非雇佣劳动者服务的庸俗本质。
新古典资本理论是在19 世纪7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作为边际革命的产物，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就是经济资源在静态条件下的最优配置，它与古典体系的焦点——财富（资源）的积累与增长截然不同。因此，新古典学者虽然接受了古典资本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是却不同意其劳动价值原理，不满意古典资本理论中存在的生产分析的“一元论”与分配分析的“多元论”这种非对称局面，试图重新解释资本的性质、作用与职能等问题，对古典资本理论展开了批判并加以变革。显然，新古典资本理论与古典资本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第一，它坚持在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的基础上考察资本，主张价值决定的多元论；第二，它坚持纯技术经济分析，用统一对称的边际分配原理取代非对称的剩余分配理论；第三，它坚持静态分析，将资本理论纳入资源配置的均衡分析框架。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爆发世界性大危机，资产阶级经济学通常称之为大萧条。在西方盛行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新古典思想便让位于在大危机中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资本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动态增长理论的框架内来进一步探讨资本的作用与功能，诸如资本与生产、资本与分配、资本与均衡和非均衡的基本关系等问题，旨在对以物质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过程提供一种从微观到宏观、从静态到动态的全景描述。因此，这是西方资本理论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并日益与宏观经济学整合的时期。就思想的脉络而言，凯恩斯主义的各种资本理论并没有超出早期的古典与新古典两大体系，实际上不过是对这两大理论传统的某种继承和发展。例如，新古典综合的资本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传统中克拉克的资本理论的直接继续，新剑桥学派的资本理论则是古典学派特别是李嘉图理论的进一步修正和发展，希克斯等人的新奥地利资本理论也是新古典传统中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重新阐发。(www.xing528.com)
凯恩斯主义之后的资本理论有两个重要分支，即资本市场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产生使关于金融问题的分析实现了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其所涵盖的大量科学分析方法与著名的金融理论，如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基础的有效市场假说等，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然而，有效市场假说是完美假设下的标准化了的理论，现实与理论的不符使得金融市场看似充斥着大量的“怪象”。这使得人们对有效市场假说不断提出质疑，开始从各种新的假设条件和角度出发更贴近现实地解释种种市场现象，并从中分化出了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以及分形市场理论。这些新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更具说服力与实用性，从而逐步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与认可。然而，新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理论的退出，原有理论是完美条件下标准化的理论，仍是新理论的比照标准。
资本结构理论与投资理论、股利政策理论并称为“财务理论”的三大核心内容。资本结构理论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从莫迪格利亚尼和米勒的MM 理论开始，资本结构理论经过长期探讨，形成了经典主流理论：平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除此之外，还有不对称信息、控制权市场和产品市场理论、融资契约等理论。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随着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等的理论的引入，开拓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开始越来越倾向于研究资本市场的微观因素，如交易成本、交易行为、流动性和信息等对资本结构造成的影响。
在这些以金融资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流资本理论之外，还有一个研究非金融资本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由舒尔茨、贝克尔、明塞尔等人创立。从理论渊源上看，人力资本理论属于新古典资本理论在研究人自身的生产能力上的一个理论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人自身的生产能力开发与增长及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这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它拓展了资本理论的边界，教育、医疗、移民、婚姻等人类行为由此进入了现代经济学视野。同时，它深化了一些传统资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譬如，将收入分配差别与教育投资差别联系起来，形成了以人力资本分析为基础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将知识或技术进步与人力投资联系起来，进而将人力资本视为决定经济内在增长的主要因素，形成了能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
对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和人类历史的刻意舍弃和隐瞒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致命缺陷。制度和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M ·霍奇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普遍主义教条提出了挑战，强调了历史特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建立一般性理论的愿望迫使科学家们简化并推翻他们所努力追求的真正的一般性。人们对一般性理论的迷恋，部分地导致了在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忽略历史的现象。”霍奇逊指出，“一般性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只有有限的作用。具有历史特征的特定理论仍应拥有其一席之地”[205]。他还比较了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显著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和其他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起点是普遍性的假设，比如非历史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的方法和他们有很大不同。在他看来，非历史的、普遍性的范畴不能够抓住一个特定社会—经济系统的实质性特征。”[206]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霍奇逊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批评不无中肯之处，这对深入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资本理论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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