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剖析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分析了资本生产的本质、规律和后果和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总体生产的历史趋势。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是自身的限制和界限、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等观点，邵腾将其概括为“资本的历史极限理论”，提出“资本的历史极限理论是马克思的全部资本批判的结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146]。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深刻批判不仅建基于他对古典资本主义的深入考察，也仰赖于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美国马克思学家诺曼·莱文指出：“马克思将大量的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纳入自己的研究中，或者说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建构于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147]于是，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否定性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的时间限度、空间限度、逻辑限度和历史限度的论证，阐明了资本必然扬弃自身的历史命运[148]。毫无夸张地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抵达一个时代的高度，奠定了资本批判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地基与方向，是其后的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左翼进行资本主义批判不可绕过的思想路标。
恩格斯无疑是马克思之外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学术关系，一直是近几十年来国外马克思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大致有“对立论”和“一致论”两种观点[149]。近30年来，国内学界的关注也不断升温，有共鸣也有争议，如何看待、定性差异成为探讨的焦点问题，次要差异基础上的一致论观点成为主流[150]。其中俞吾金主张运用差异分析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研究上侧重点不同，哲学思想上存在重要差异，形成所谓的“差异论”[151]。实际上，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争论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真正有观点差异，而在于在何种意义和场合下谈论这些差异。其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内在局限和历史趋势的观点也有重要差异。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西蒙·克拉克提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的论述最初并非出自马克思，而是出自恩格斯”[152]。恩格斯坚决驳斥了拉萨尔和杜林的消费不足论，赞成生产过剩危机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生产的扩张必定超越市场的扩张，最终便是一场危机。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153]。尽管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资本分散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恩格斯强调普遍危机依然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个注释中提到，“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154]。克拉克认为，恩格斯的生产过剩理论是直截了当的，而且他把生产过剩趋势只是当做一种周期性趋势，而不是长期趋势。
在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讨论主要围绕着长期趋势理论和危机理论而展开，卡尔·考茨基做过经典的论证。在忠实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同时，考茨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趋势中，存在着继续生存的客观极限，而这种制度极限可能决定于利润率下降长期趋势。对他来说，生产过剩趋势不是并不是恩格斯所讲的周期性趋势，而是一种长期趋势。这一趋势所导致的不是激烈的爆发，而是最终的毁灭[155]。他指出，“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能继续扩大，反而要开始缩小的时刻，看来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156]。在考茨基看来，危机的必然性以及反复发生的危机的深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崩溃，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最终必然性。虽然这种看法与恩格斯较为接近，但他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考茨基没有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而是与“市场无政府状态”联系起来；并且没有像恩格斯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一样，将市场无政府状态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联系起来，而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157]。质言之，考茨基提出的危机理论，既不是一种消费不足理论，也不是一种生产过剩理论，而是一种“原始凯恩斯主义”的商品周期理论，其中并没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158]。克拉克的评论是，考茨基将分析的重点从周期性危机转移到长期趋势，这就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59]。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究竟是趋向日益稳定还是不可避免的崩溃这一问题，20 世纪前30 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在理论上却没能超越鲁道夫·希法亭和罗莎·卢森堡。希法亭根据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论证了“金融资本”即资本“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160]。在希法亭看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是金融资本的统治，表现为银行统治下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而帝国主义的根源则在于过剩资本必须在海外尤其是在殖民地上寻找投资场所。但他撇开正统的消费不足论，发展比例失调危机论，提出这种比例失调是固定资本和卡特尔导致市场运行中利润结构扭曲的整体性结果。可以说，希法亭紧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后尘，抽象掉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片面强调由于资本转移困难所导致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161]，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维持“生产中必须实现的比例关系”机制的失败。他强调，“对这些比例关系的干扰，必须从对这种生产的特殊调节的干扰，即对价格形成的干扰（结果，价格不再是生产必要性的标志）方面来解释”[162]。总之，由于希法亭的论述基本上建立在一种“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之上，并未涉及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163]，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他却从根本上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164]。
20 世纪30 年代，比例失调论一直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排斥，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消费不足论，卢森堡试图将消费不足论建立在严密的理论基础上。她用消费不足论说明帝国主义为什么企图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摧毁前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市场扩张，同时说明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正是这一极限决定了资本主义一旦完成了对世界市场的征服，其崩溃就不可避免。卢森堡断言，在缺乏“外部”市场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积累是不可能的，其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体系外部的需求，尤其是来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这种“外部市场”就是小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生产等，即所谓的“第三市场”。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它的扩张冲动和帝国主义倾向。“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165]克拉克指出，卢森堡的谬误是“她假设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必须来自于消费需求的增加，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是额外的需求，而是不顾市场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势这一事实”[166]。英国学者肯尼思·塔巴克在编选卢森堡的著作时谈到，“也许可以对卢森堡提出的最根本的批评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不仅要发挥职能而且要生存下去），这意味着她改变了马克思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整个基础”。换句话说，她是把对“第三”市场的剥削而不是把对工资劳动的剥削作为资本主义的推动力[167]。
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遇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其中布哈林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反对卢森堡也许最有力的一点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前提问题[168]。按照卢森堡的观点，资本主义一旦离开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便不能生存，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不是来自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而是来自对它外部的第三市场的剥削；就意味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分享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布哈林认为，卢森堡只看到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使他们无力吸收剩余产品，但却忽略了帝国主义创造的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机器，可以吸收超额利润，从而以一种即使不快但总是有规律的比率进行资本积累。在布哈林看来，帝国主义的基本要点蕴含在“近代资本扩张同过去的不同，表现在它再生产出了在扩大的水平上的生产的新的历史环境，即金融资本主义环境”[169]。至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布哈林强调，“资本主义力图用帝国主义征服的方法，使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剥削的国家界限。但事实证明，用它自身的方法是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170]。
在卢森堡、布哈林等人的讨论中，产生了帝国主义问题。虽然霍布森和希法亭分别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初始性分析，但列宁的考察更为深刻和明了。后者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简言之，“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171]。肯尼思·塔巴克提出，“列宁在阐述帝国主义问题时抓住了两个意义重大的思想，一个是垄断组织的成长和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之促成的变化，另一个是与商品不同的资本输出的需要”[172]。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他的革命观发展的关键”[173]。帝国主义战争将金融资本主义带入其最后阶段，并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列宁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174]。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尤其是结合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的分析，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坐标。
在美国，保罗·斯威齐是左翼激进经济学的重要代表。斯威齐的兴趣始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以垄断、帝国主义和世界性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二是探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他提出了一个以资本积累为动因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认为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驱使资本家阶级不断地提高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消费不足既包容了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斯威齐对于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分析比马克思和列宁更具体，而对帝国主义极限的说法也颇有新意。他把帝国主义制度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提出“这个制度给自己造成了两种类型的对立面，它的扩张也加强了它们的潜在反对力量”[175]。在他看来，帝国主义的第一个极限是“帝国主义的国内一面和国外一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个极限是“从大都市和殖民地的关系中产生的”。他强调，“这个暗含在社会主义兴起中的帝国主义极限，归根到底又是一个越来越窄的极限”[176]。应该承认，斯威齐的分析提供了分析帝国主义的一种全球视野，很有参考意义。
美国左翼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代表是巴兰。他曾经和斯威齐合著了《垄断资本》，并独立发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经常讨论问题，观点较为一致。巴兰和斯威齐以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为中心，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纯粹经济作用。他们提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剩余采取多种形式和伪装”[177]。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剩余的吸收成为愈益突出并越来越困难的问题，经济势将由此而陷于停顿。他们还认为，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只能在世界革命中被推翻。巴兰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剩余理论。他认为，计划经济剩余能够充分利用潜在经济剩余，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因而实际经济剩余低于潜在经济剩余。由此，他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也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戴维·麦克莱伦的评价是，巴兰最新颖、独到之处在于把列宁的帝国主义、卢森堡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发展概念同世界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西方的发展直接以不发达国家为代价”的观点[178]。(www.xing528.com)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左翼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研究了巴兰和斯威齐所忽视的劳动过程。斯威齐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认为“这种努力是完全成功的”，它“试图系统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工作性质和工人阶级的组成（与分化）所造成的影响”[179]。布雷弗曼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观点为依据，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劳动关系没有变，劳动者的地位也没有变，各项演变、变化或发展的原因是资本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往往产生超出它吸收能力的经济剩余。结果，它的整个职能日益失调，其表现形式，是以失业和工厂开工不足为标志的停滞和严重萧条”。其次，“同市场、原料和投资有关的资本国际化，迅速造成经济竞争的局面，伴随着这种竞争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180]。
对于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主义分析，比利时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提出了重要批评。他认为巴兰和斯威齐只是从市场和效益的角度看待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没有深入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价值分析的基础中去[181]。曼德尔用“晚期资本主义”概念来概括战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状况，它指的是“竞争与垄断的新的、特殊的结合，这种结合导源于资本积累和集中在质方面的提高”[182]。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占有条件、增殖和积累的危机，而且还是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企业结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劳动归类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之下的一种危机”[183]。而且，这种危机“必须被看做一个整个的社会危机——那就是在整个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所行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的衰落”[184]。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詹姆逊指出，曼德尔对后工业社会的介入以及跨国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论述，其实并未偏离马克思对19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分析。他说：“曼德尔以为今天的消费社会才算是资本主义最彻底的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彻底的形式。”[185]
巴兰的观点对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弗兰克成为巴兰思想最重要的发展者和支持者。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使巴兰对殖民主义及垄断资本的论述普遍化”[186]。弗兰克强调，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参与世界范围历史进程的情况，“这些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就是他们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所在”[187]。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分工已经通过一种生产方式和不平等交换剥削了一些地区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这些地区遭受不发达的发展，并使得这些地区所产生的资本和其他财富积累起来”[188]。可以说，弗兰克超越了他早期关注的拉丁美洲不发展问题，转向了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主题，“这也是萨米尔·阿明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关注的中心问题”[189]。
作为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阿明在弗兰克等人的基础上构建了涉及中心—外围关系的世界规模积累的理论。他提出，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社会形态与外围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世界规模的积累的实质。这展示了原始积累的当代形式：“不平等交换，也就是具有不平等价值的产品的交换。”[190]在这个中心—外围体系中，中心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剥削外围，从而实现其世界规模的积累；而外围的经济发展则因此被阻滞，并处于对中心的依附地位。另外，阿明对资本主义危机做过具体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由一系列不间断的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危机构成的。这与以往各种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了对比’[191]。由于资本主义表现出了惊人的弹性，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资本主义得以克服它的“普遍危机”[192]。但是，阿明对于当前制度危机提出的重大课题，认为“在目前阶段尚难确定这个进程的特征”[193]。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既提出了新依附理论，也对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和影响做了研究。他的分析说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总模式正在从带有小危机的普遍增长模式，向一种带有小高涨的普遍萧条模式转化”[194]。这种形势的最严重之处是，已经形成人们所称的“滞涨”或“萧条膨胀”，即停滞或萧条与通货膨胀混合在一起。它已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几乎成为经济的运行模式的现象”[195]。对于危机的制度内部解决，多斯桑托斯认为，尽管资产阶级本身会努力防止萧条达到太低的程度，但其国家干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如此强有力的发展必然被看做是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或者会成为经济混乱和停滞的源泉，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反革命取得胜利”[196]。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沃勒斯坦阐述了历史资本主义问题。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首先是一个历史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一词由资本而来”。在他看来，资本不只是“一批可供消费的货物、机器，或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对物质的占有权”。在历史资本主义这个体系中，资本的使用（投资）采取了一种特殊方式，“只有当过去的积累被用来进行更多积累时，它才成为‘资本’”[197]。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冲动是把万物商品化，资本主义经济学一直为追求积累最大化的理性动机所支配，而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出现矛盾时，其结果必然是“一种不稳定的历史妥协”[198]。他揭示，资本主义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掩盖不平等交换的方式”[199]，而且在经历四五百年繁荣之后，历史资本主义体系“终于进入了结构危机”[200]。
概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了内容丰富、观点深刻的资本理论，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基本方向。不必讳言，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关切，上述马克思主义路径的资本理论研究在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与马克思的资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同时对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根源、表现形式及其走向的认识上仍然存在重要分歧和争议。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资本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历史命运是抽象的、必然的和总体的，但这种基本矛盾与历史命运在丰富的生活实践中却是具体的、偶然的和局部的。显然，抽象与具体、必然与偶然、总体与局部之间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准确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是研究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路径下诸多理论差异的基本方法。其理由在于，事物自身矛盾的对立统一是生活的辩证法，所以才是理论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与其他资本理论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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