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就发现资本生产的自我扬弃萌芽，比如信用制度下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的出现。他对资本及资本生产的自我限制或自我扬弃寄予厚望，希望共产主义早日到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约150 年后的今天，资本自我限制、自我扬弃的趋势更加明显。概括起来，其趋势主要有：
一是资本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方兴未艾、突飞猛进的今天，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新高度，各种基金和跨国公司获得蓬勃发展，职工持股和合作经济逐渐深入，社会化的资本比之个人的私有资本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股份制一方面使资本越来越分散，使资本占有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和趋势，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136]。除了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在生产资料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不得不由国家来承担起对生产管理的时候，“国有化——即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这种“国有化”和股份公司、合作工厂、托拉斯一起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转变的“过渡点”。但是，恩格斯强调说：“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137]不难想见，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程度是与自我限制的程度相一致的，生产组织的社会形式超不出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
二是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纯粹的经理阶层和食利资本家，但大多数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基本结构还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两方对立。然而，20 世纪20 年代以来，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主导和控制企业的权力逐步从传统的资本所有者或股东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这就是经理阶层取得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经理革命。传统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两方对立转变为资本家、经理人和雇佣工人的三方对立。传统的资本家阶级不断成为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的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138]。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随着劳动过程技术化程度的提高，体力劳动是将越来越多地被机器人或自动生产线取代，“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39]。这种传统意义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的衰落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兴起紧密相关。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领域，知识正在代替资本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以生产技术产品为主的“白领”工人或中产阶级正在成为资本生产的主要力量，也在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角色。事实上，虽然中产阶级拥有汽车和住宅，还大多拥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但他们多数还是雇工，而不是雇主，应该属于“脑力劳动无产阶级”[140]。以白领甚至金领面目示人的中产阶级即便拥有了“自由劳动”的表象，但根本无法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三是资本主义普遍实行民主制度。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复杂性和协作性显著增强，生产管理需要采纳工人的意见与建议，工会的作用也随之增强。这些都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趋于“民主化”。随之而来的是，劳动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不断增加，民主和法治不断完善。因此，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社会，产业工人一般不采取大罢工、总罢工之类的传统斗争方式，而是主要通过媒体、民意测验和选票对政府政策施加巨大压力。恩格斯晚年就发现，“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41]。从政治倾向看，白领的中下层和蓝领阶层的社会要求、政治倾向往往比较接近，成为西方社会中支持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不但成为社会党的福利国家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还是迫使传统的右翼政党向左倾的主要力量。这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政策普遍出现中间化倾向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资本主义传统的阶级斗争、对立以至革命似乎渐行渐远。实际上这种原来表现在一国范围内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国际化了，转变为西方与东方、南半球与北半球、富国与穷国、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和矛盾不是缓和了，反而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了，这正是资产阶级辩护士们试图隐瞒和掩盖的事实。(www.xing528.com)
四是“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20 世纪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催生了英国的“人民预算”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这些新的福利制度后来被泛称为“福利国家”。这一理念慢慢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在20 世纪下半叶，福利国家成了西欧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特别是1990 年苏东剧变后，北欧国家在削减福利的改革浪潮中“逆向而行”，实行了扩大福利制度的改革。在西方国家福利制度中，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始终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重含义。一是机会的平等，即制度的平等问题；二是国家保护人的转移支付，即再分配作用问题。前者强调“社会权利”，后者强调“削减贫困”。所谓的社会公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扭曲为资产阶级自身的公正。正像日本学者武川正吾所言，资本主义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引发了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的“对于人的开发—榨取”问题，“但在福利国民国家的体制下，把这一问题成功地控制在系统存续所允许的范围之内”[142]。看来，福利国家不过是资本主义缓解阶级斗争一种手段和方式而已，无意于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
五是传统国家权力的衰微。恩格斯对国家的阶级本质有深刻的揭示：“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43]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家职能和权力出现了显著改变。大卫·哈维提出，在过去30 年间国家的含义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中主要的强迫因素是被称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乐于承认，国家权力已经转型，它与20 世纪70 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结构相当不同。处于从地方性的到全球性的不同空间级别的“像国家一样”的制度安排目前发挥着关键的协调角色。在当代国家体系内，完全不同的国家形式相处并不融洽，譬如社团主义的、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的和新保守主义的等。哈维认为，资本积累必定生产和改变了空间性与领土结构，如果国家这种东西并不存在，那么资本家们也会创造出来[144]。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对国家权力造成了冲击和侵蚀，能够相对自由跨越国境的超国家的公司权力成为当代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换言之，传统上国家权力与公司权力的斗争也从一国范围内开始走向国际化。传统国家权力的衰微与超国家公司权力的兴起是这种矛盾斗争的相互联系的两种表现和结果。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与劳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等概念无疑都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世界平台上的普遍性、完成性和充分性才是资本的历史性顶点、空间和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45]尽管资本在当代已经表现出一些自我否定的趋势和特征，但是对于追求全面普遍性的它来说，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观念化、生活化的扩张至今尚未完成。资本的生产扩张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和余地，资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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