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本生产本身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资本有多种表现形式。问题是，在哪些情况才能达到或实现资本的自我限制？或者说，资本自我限制的社会条件是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提出：“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做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做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100]这段话无疑是对资本自我限制的社会条件的一个精辟概括。
具体来说，资本自我限制的条件至少包括：第一，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这也就是说，劳动者不是把他自己创造的东西当做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做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发达的同时，却越来越多地制造出劳动的异化和极端的贫困。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阶段，这种异化和两极分化从一国范围拓展到全球范围。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穷奢极欲与地球另一端的索马里、乍得和刚果（金）的水深火热互为表里，血肉相连。
第二，生产力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自我限制的基础，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同样也成了自我限制的基础。也就是说，价值并不排斥使用价值，因而不把特殊种类的消费等、特殊种类的交往等，当做绝对条件包括进来。资本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产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市场的普遍完成成为资本生产所能达到的内在限度和空间极限，资本不再表现为一种自我增殖的价值形式，也不再表现为生产力的主人。
第三，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条件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起步阶段，那些曾经推动过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条件成为资本生产所要克服的障碍和限制，而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达阶段，那些曾经推动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生产条件却日益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而生产条件一旦被生产出来就处于凝固或静止的状态，只能被转化、改造和扬弃。
第四，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做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过这样的境地：“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101]
显然，这些条件的形成，这一切的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102]。这些现实条件，即资本自我限制的社会条件的产生，直接而鲜明地体现在资本生产的自我扬弃上。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阶段甚至原始积累阶段，他还是根据当时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敏锐地察觉到资本生产的自我限制以至自我消亡。资本的自我消亡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表现为两种扬弃，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消极扬弃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积极扬弃。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马克思认为股份企业就是一个消极扬弃的过渡点。他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03]对于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的诞生，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04]实际上，股份公司不过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形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日益采用社会化资本的形式，同时私人个别资本则成为这种社会化资本的一部分。股份公司的出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职业经理人的产生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说明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关系出现重大分化和重组。(www.xing528.com)
股份公司的出现意味着：一是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曾经是政府、国有或公有企业的一些企业通过上市重组变成了社会化的企业。二是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同时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马克思认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105]。三是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职业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
在股份公司内，资本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06]。此时，原来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变成了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对于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马克思同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原有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他指出：“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的。”[107]这种合作工厂和股份企业都表明，资本的自我限制不过是资本自我扬弃的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作用和依存，统一于资本生产的运动全过程。
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都是资本自我扬弃的过渡形式和过渡点，但它们也有重要区别。马克思揭示：“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108]在资本的自我扬弃同时也是自我限制的过程中，信用制度起着根本的推动和转化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09]。然而，决不能忘记信用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资本自身限制的基础之上的：“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110]
事实上，信用制度不过是资本的虚拟化，它将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人与机构、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和依赖关系转化为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信用、票据、证券等虚拟资本的出现是资本的虚拟化扩张，也体现了资本逻辑在金融领域的拓展过程。资本逻辑的无止境拓殖在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创造了更大、更残酷的限制，从而进一步逼近自身的历史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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