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对外经济关系合作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全面开放,不仅仅是沿海地区,而且开放的面已经扩展到了内陆地区。从成都到新疆,从西安到重庆,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开发的局面已经形成。北部湾城市群,包括广东西部沿海地区的湛江、茂名、阳江,广西的南北钦防四城市以及崇左、玉林以及海南的海口等城市。这一区块,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向来是被认为是战争的前线和前沿,但不是开放的前线或前沿地带。广东的经济中心在珠江三角洲,向来湛江对外资的吸引力比较弱。广西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也是同样,从2010~2017年的数据来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几个城市中,对外资的吸引力排名为: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及崇左。
在了解某一地区的对外经济关系之前,有必要来了解整个国家面临的开放形势。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打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保卫战,同时,也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开放金融等服务贸易市场。按照习近平主席对外宣布的四大新举措:“一是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二是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四是主动扩大进口。四大措施使得我国的对外开放再上新高度。”[1]首先,中国经济在40年的开放历程中,正是解放了生产力,建立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才使得经济充满活力。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释放了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活力,为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近年来,各城市不断放宽入户标准,对农民工及社会弱势群体增加了柔性政策,一系列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法律法规政策出台。还有城市管理的人性化,这一系列都使得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减少,发展经济的要素在全国流动起来。
其次,“扩大进口”也是中国经济强大以后必走的道路,所谓自由贸易是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贸易战最直接的导火线是美国已经不太满意和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将来的趋势是成为进口大国,这个是也是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产品在初创和刚投入市场的婴儿期,起决定作用的是研发和技术,但产品进入衰退期,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工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汽车曾经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刚研发出来的时候,美国占有技术优势,所以大规模的出口。接着进入成熟期,比美国技术稍落后的日本和德国开始大规模的生产并且出口;进入衰退期以后的汽车产品,技术完全成熟,可以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在这个时候,人工成本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工成本越低的国家越具有生产汽车的比较优势。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取代日本、德国等成为汽车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中国的人工成本正在不断上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源正在逐渐减少,环境在不断恶化,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从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转变。同时,国内的中产阶级数量在不断扩大,2018年已经达到2 亿,对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在大增。这个也是促使我国迈向进口大国的原因之一。从全世界购买中国货到“中国人在家门口购买全世界商品”的转变,这也是深入对外开放,减少贸易摩擦的重要举措之一。2018年我国将汽车整车税率为25%的135 个税号和税率为20%的4 个税号的税率降至15%,将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8%、10%、15%、20%、25%的共79 个税号的税率降至6%。这项举措将会影响到其他商品,可以预知的是国家降低进口商品关税的方向不会改变。缩小贸易顺差,基本达到贸易平衡的方向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消费层面和实体经济要做好从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转变的思想准备。(www.xing528.com)
再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为了应对新形势条件下,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实现贸易对象国多样化,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的一项重要举措。国家领导人已多次表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不同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带有意识形态的侵入,也不是胡萝卜加大棒或者说不是新式的殖民主义。只要坚持这些要点,即使与美国的贸易战升级,也不会出现新的冷战。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0%,但人均GDP还达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以2017年为例,中国排名71 位,人均GDP为8643 美元,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略少。更何况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各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仍然是出口、投资,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消费严重不足甚至出现了中产阶级消费降级的趋向[2]。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忧虑同样也是我们国家中产阶级的忧虑,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我们国家也存在。
最后,在习近平时代,可以预测的是,我国绝无可能主动发起与美国的“冷战”,更不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最大限度的保存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将是我国的选择。既然我国选择了遵守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在经济政策方面,市场化改革将是一个方向,更多的融入国际规则中去。比如最近学者在讨论要警惕“修昔底德陷阱”视角陷阱。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干预经济过多,比如各级政府对照中央的产业政策和地方的优势产业集群,对相关企业进行大量补贴,以期通过这种政策来扶持这些新兴产业。“如果所有国家都通过各类补贴大规模实施产业政策,那就会带来市场与价格机制的失灵,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生产效率的大幅下降。”[3]我国从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受益良多,通过补贴来促进相关产业的出口,则否定了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破坏公平原则,这种挑战美国建立起来的战后世界秩序的行为将会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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