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南藏族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双语教育特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本民族历史的传承中发展起来的。它的“一类”模式,坚持以藏语授课为主,单科加授汉语文教学;“二类”模式,坚持以汉语文授课为主,单科加授藏语文教学。两类教育模式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民族心理、本民族教育沿革是它成长、发展的根基和基础,离开这些,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从黄南藏族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找到藏族双语教育模式的源头以及制约藏族双语教育发展的因素。认识藏族历史上对双语认识的特点,分析制约双语教育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我们探讨双语教育发展的内在制约规律是非常必要的。
(一)多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双语教育发展的主要条件
在秦汉时期,这里是西羌各部族逐鹿之地,宋时,角斯啰政权统治青海境,藏族开始成为今黄南地区的主人,据传抄本《宗教源流》中说,这里藏族的一部分是从西羌部族演变来的,一部分则是吐蕃的后裔,另一部分则迁自青海湖地区。又据《热贡政教史》记载,同仁瓜什则三村落和塞日哇森部,是吐蕃松赞干布的大臣禄东赞的属民,隆务七庄和兰采部则与元明西藏佛教萨迦派委派到这里的阿米拉杰及其子隆钦多代本有着联系,四合吉村人是从西藏北部达隆塘地方迁移到这里的,夏卜浪、兰采部落是从西藏阿里地区迁移来的。不难看出,即便是藏族,其来源亦如此多元。公元13世纪,蒙古统一了青藏高原,据《元史·太祖本纪》载:“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隆务河流域划归元吐蕃等处宣慰司使都元帅府管辖,治河州,同仁一带设有必里卫万户府。蒙古族不断入居隆务河流域,现今居住于隆务河中流一带的年都乎、郭麻日、尕沙日人自称是成吉思汗麾下多尔达拉罕四军团中多尔美赤裤勇猛者的后裔。明清以来,伴随着中央戍军的到来,中原汉族成批进入黄南地区,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五月,明军攻克河州,邓愈率军追元豫王至黄河西,河州以西诸部悉降,是年冬,设河州卫,五年冬又设河州府,卫以戍兵,府以治民。据《循化志》载:“明初立河州卫,分兵屯田。永乐四年(公元1406)都指挥使刘钊,奏调中左千户一所,贵德居住守备,仍隶河州卫,保安其所属也。贵德共十屯,而保安有其四。”[2]又载:“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拔住,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也有河州人。历年既久,衣服言语,渐染夷风。其人自认为土人,而官亦目之番民矣。”[3]汉人徙居黄南地区后,和周围其他各民族发生了广泛的交往,尤其与当地藏族进行联姻同婚,一部分人融合到土族中,另一部分则融合到藏族中。还有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民族和内地回民作为屯民也到这个地方实行屯垦。
从史籍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南藏族是由不同的群体经历了不断的融合与分化才逐步形成的,而且藏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相邻而居,始终处于多民族的氛围中。这种多民族的杂居环境构成了黄南藏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也成为黄南藏族语言文字使用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文化多元性和文化融合性对双语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黄南藏族文化多元性的前提是民族来源的多元性。综上所述,黄南地区最早的经营者是古代的西羌部族,但其文化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唐宋以来,藏族成为黄南地区的主体民族。元明清以来,蒙古族、土族、汉族、回族也先后入居黄南,为黄南地区文化多元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里是苯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神灵崇拜汇聚的地方。在这里到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宗教文化气氛。由于历史上前后有不同的民族徙入黄南,并且杂居共处,文化便从一开始的冲突、排斥转而吸收、融合、甚至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圈。例如,语言方面的融合在黄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地的回族、土族、撒拉族甚至汉族大多精通藏语,藏语成为这个地区人们互相交流的共同语言,久而久之,这些民族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藏语词汇,形成了一种混合语,同仁土族有“族语异名”、“同族异语”的特点。[4](www.xing528.com)
(三)语言观念对双语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语言观念是人们对待语言的一种心理因素。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历史不同,社会条件和心理特征不同,其语言观念也有所不同。一个民族的语言观念,决定他们对使用语言的认识,对语言存在与发展的认识。一个民族的不同成员在语言观上可能有所差异,因为每一个人的条件、认识水平、思维方式都各不相同。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总有共同的语言观念。这种语言观念构成民族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左右该民族对语言使用的态度,决定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5]在双语教育中一个民族的语言观念往往影响该民族对建立双语教育体制的认识,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动机和对双语教育的投入程度以及对两种语言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趋向。黄南藏族的语言观念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深厚的民族感情。黄南藏族对自己的母语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是民族认同的体现。黄南藏族的男女老少基本掌握自己本民族语言,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很少有放弃母语转用第二语言的。在访谈黄南藏族大学生时谈道:“一个民族语言代表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等的繁荣昌盛,它将支撑着这个民族坚定的信念,人们靠自己的母语相互团结共同维持这个美丽温馨的大家园,民族精英同样也是因自己的母语与别人不同,受人尊敬、爱戴……”(2)丰富的传统文化。黄南是“热贡”文化的故乡,长期以来,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心灵创造了灿烂丰富的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主要靠本民族语言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民族语言是传承黄南“热贡”文化的重要手段。所以黄南藏族同胞非常热爱自己的母语,不放弃任何使用母语的机会,在家庭和本民族中都使用母语。(3)黄南藏族语言是开放型语言,具有混合语的特点。不同的语言接受外来语言影响有大有小,有的开放,有的封闭。接受外来语言影响程度如何,与一个民族接受第二语言程度有一定关系。容易接受外来语言影响的民族,其双语能力就强一些。所以认识双语教育规律可以从语言受外来影响的程度上去认识。
(四)党的民族政策和经济大发展促使双语教育现象更加普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平等,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经济、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照顾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发展。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指导下,确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汉语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际语,民汉兼通成为中国双语社会的主要双语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黄南藏族地区伴随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同时密切了民族间的往来,增强了民族团结。现代的经济生活已渗透到藏族的家家户户。经济大发展促使双语教育现象更加普遍,藏族同胞具有了新的语言观念,“面向藏区学母语,面向全国学汉语,面向世界学英语”;“学会母语走遍藏区,学会汉语走遍全国,学会英语走遍世界”。近年来,青海省对同仁“热贡”艺术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热贡”艺术品也不断销往内地,村民与内地汉族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汉语就变得更加重要。年都乎村出生的一位妇女(父亲是土族,母亲是藏族)的堆绣作品出神入化。她没上过学,正跟丈夫学习汉字。当问及原因时,她告诉调查员,2005年她独自一人去云南和北京买唐卡和堆绣作品,可在大街上找不到公共场所。好不容易有人指路,却因为不识字分不清男女厕所。这一经历使她下决心学习汉语。黄南州机关、学校、乡、家庭等民汉兼用,越来越多的藏族可以直接使用汉语工作。同仁民族中学一位家长说:“受当今社会影响,双语教育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必然的,是基础的教育,各民族并存杂居和汉语的广泛普及,家庭和双语的融合性极为普遍,因为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懂一种语言,如懂一门技术,多一个致富的路,多一次机会,有更多的可能和利益……”可见,语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制约人们观念的重要因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