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融合与身份认同：中国场景的多元性

中国文化自古贵和，但也经历了阶层斗争的岁月。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城乡一体化，还是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都是为缩小贫富差距和保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积极建立起社会各阶层的融合而努力。但同时我们发现，阶层固化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可以说中国的阶层结构在融合的趋势中同时伴随着分化的趋势。在此影响下，场景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一部分场景起到了阶层融合的作用，另一部分又增强了阶层的区隔。两种方向都是人们获取认同的方式，就像太极的两仪，既有阴，又有阳。购物中心在两个相反进程的互相影响下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

6.3.2.1　阶层融合

在消费过程中，阶层区分无处不在。鲍德里亚就认为：“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动，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48]这个编码系统其实就是对地位和身份进行有序编码，本质上就是一种阶层区划。

购物中心作为消费过程的承载空间，一样具有阶层和等级区分。购物中心内有高价也有低价的商品和服务，适合不同收入阶层，这种高低价格的存在是消费市场形成的基础。而这种市场又反过来催生了阶层的产生。这种阶层属性还得到了购物中心管理者人为地增强。一些购物中心在设计之初就面向不同的阶层定位。比如，杭州万象城购物中心定位为高端购物中心，其内奢侈品云集，地下超市内一个苹果的售价就高达179元[1 60]。同处杭州的下沙宝龙城市广场是一个低端购物中心，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就比较接地气，主要面向周边居民和学生群体。即使是在一些中高低端定位不那么明确的购物中心，你也能从购物中心商铺排布上发现某种社会等级秩序。比如，购物中心通常将低端的商铺安排在底层，高级奢侈品设置于高层，按照不同人群不同收入和社会阶层做出区分。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符号的暗示来判断一个购物中心的层级。比如，购物中心建造喷泉时使用艺术品作为装饰，就已明确其作为奢侈中心的定位。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了人们远离社会，加剧了个体之间的疏离。

佐金认为物质空间都是按社会结构来构思的[1 6 1]。既然社会本身存在阶层，那么购物空间一样存在阶层。而她认为“购物文化重新协调了公共空间里的社会阶层”[1 6 1]。这种购物文化发展到当今社会，就进一步升级为场景化。而这些场景原本就具有一定阶层融合功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摩尔在«乌托邦»中，描述生活在理想社会中的人们每天劳动六小时后，就会进行科学、艺术和体育活动。奥运会的起源就是将体育作为一种促进和平的方式。这类活动不涉及利益分配，更多是直指人心的精神分享。当它们作为一种场景出现在购物中心时，其和谐平等互通的内涵就起到了阶层融合的作用。而早在«购物中心何为»一书中米根•莫里斯将购物中心视为乌托邦的镜像。购物中心是城市中少数几个能聚集各阶层人员的生活空间。其所具有的公共性也是其空间存在多种阶层的根本原因。而购物中心所提供的场景加强了购物中心的乌托邦属性。这些场景作为城市生活空间的一个补充，将购物中心原本的阶层区分掩盖了。

6.3.2.2　身份构建

人们对不同场景的选择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和阶层。因为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完全取决于职业和经济，还取决于对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选择。而对场景的选择就是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www.xing528.com)

莎伦•佐金曾在研究购物大街时就提出购物空间与种族身份的问题。她认为许多当地的购物大街都反映出城市文化、世俗文化以及种族文化的身份与同化[1 6 1]。这种种族身份是个人从原本的社会团体中脱离出来，通过在购物空间内无数次交流沟通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形成的。种族身份替代了在购物空间中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也比社区中的那类种族关系复杂得多。她在«全球城市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一书中提到的绅士化现象其实就是她所谓的一种新的种族关系的形成。场景化其实也可以认为是绅士化在购物中心这类封闭式消费空间中的一种衍变。因为在现实中更多的场景和绅士化一样面向于中产阶层开发。

通常，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其消费习惯也较为相似，这类人也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与其他人形成明显相异的群体。而这一现象当属中产阶层表现得最为明显。购物中心针对中产阶层设置场景，因为中产阶层人群的辐射面广，知识文化水平高，购物中心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效果和反馈，此其一。其二，中产阶层在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一般而言应处于职场中的中等收入水平。因为一些场景对于城市来说是稀缺品，比如自然场景、公共文化类场景，想要享受这些场景就必须具有一定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中产阶层群体迅速扩大。据智联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秋季上海非应届生求职平均月工资首次破万，达到10 015元[1 62]。随着平均工资水平的日益增高，中产阶层对场景的选择也更为丰富多样。

场景已如奢侈品一样成为炫燿性消费的一部分。凡勃伦所揭示这一现象至今都未曾改变。这种炫耀性消费使中产阶层从大众中区别开来。他们还通过炫耀得到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力，而底层人民只能去仰望这些站在金字塔尖的人。在这里场景化是一种制造不平等的工具。虽然购物中心没有黑纸白字的告示，却用场景为武器将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拒之门外。底层人员在经过场景化的购物中心时，只能过而不入。城市的整体感在这些人的心中是有所缺失的，他们内心知道，有些地方并不属于他们，于是也就缺少了对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场景剥夺了底层人民的空间的完整性，而上层阶层的身份等级则建立在这种不平基础之上。

但同时中产阶层被困在了由场景打造的购物中心围城中失去了自我。米勒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部分地容身于各个地点本身，比如购物中心，那么，主体（身份认同）与客体（购物中心）的自主独立状态就遭到了否定[43]。场景本是在一种个性化消费的背景下崛起的，但当消费者形成群体之后，个性就在群体的氛围中消失了。个体只能认同群体的价值观和态度，渐渐失去了个体的自觉性。场景虽然起到了标榜某一阶层身份的作用，也让他们失去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性。

可见，场景对身份的构建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随着场景化的加深，能够消除一些社会的不平等。但是购物中心的阶层区分功能从未消失过。这一功能随着城市生活空间的萎缩越加凸显。而且，随着购物中心场景类型的增加，面向的人群更广泛，阶层结构也更为复杂，购物中心所面临的阶层融合难度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