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趋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恢复，但尚未出现投资井喷情况

实际上,从我国历年对外投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类)有所下降。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2016年这一口径的投资额为1812.3亿美元的规模,作为对比,2016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49.2亿美元。

2018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有所恢复。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18年1—4月,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389.4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245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355.8亿美元,同比增长34.9%^[4]。可见,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较2017年的对外投资下滑而言有所恢复,但也并没有出现2015年、2016年的投资井喷之势。中国对外投资从井喷式增长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原因:

1.政策导向变化,限制非理性投资

2016年12月,对外投资的4个主管单位即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负责人就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这次集体发声被认为是政策转折的一个标志,政府自此开始注重监管和引导,而非此前单向的鼓励。2015—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的井喷式增长的背后存在大量非理性投资,监管部门也开始密切关注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对外非理性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7年8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通过鼓励、限制和禁止这三类,较为详细地给出了下一步对外投资的方向。《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限制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也明确禁止国内企业参与赌博业、色情业等对外投资。

2018年1月25日,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共同发布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文件指出,中国将对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敏感地区、敏感行业以及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等进行重点监督。另外,《办法》建立了“管理分级分类、信息统一归口、违规联合惩戒”的对外投资管理模式。对相关违法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让相关部门有法可依。同时,《办法》有效引导了对外投资的方向,减少了盲目投资所带来的风险。

2.美国和欧盟相继提高投资限制

随着中国于2015年超越日本成为对外投资第二大国,发达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担忧开始与日俱增。2016年,中国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已经开始遭遇阻力,如中国企业对美国西部数据、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并购,接连遭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否决。2017年,欧美等国则更加明确地收紧了来自中国的投资。发达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措施为两类:

(1)提高战略性行业投资的准入,如澳大利亚、美国等提高了农业、电力、化工、通信行业政府审查强度,而这些是中国企业原本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

(2)加强了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国家安全审查机制通常具有不透明程度较高、缺乏可预测性等特点,主要取决于东道国行政部门的决定。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对任何可能导致美国产业受外国人士(包括公司和政府)控制的并购或者收购交易进行审查,并有权要求交易双方采取缓解措施或建议总统裁决否决该交易。2017年CFIUS国家安全审查呈现出审查标准更高、审查尺度更严的趋势,而2017年下半年提出的针对CFIUS的立法提案,也体现了未来审查力度进一步提升以及CFIUS审查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立法趋势。2017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下的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的12亿美元现金收购案,最终由于无法获得CFIUS审查批准,不得不于2018年1月宣布交易失败。2018年6月,美国计划出台有关限制中国赴美投资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中资投资特定行业甚至具体公司,同时政府也在推动国会关于外商投资审查的立法工作。受政策预期影响,2018年前五个月,中国对美国并购和投资规模锐减92%,至18亿美元。

欧盟对于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同样顾虑重重。2016年,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巨头库卡集团的交易引起了广泛关注,德国前经济部长加布里尔甚至公开呼吁欧洲设立安全条款,阻止外商收购关键技术企业。2017年2月,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就联合建议欧盟设立外资收购审查机制,2017年7月,德国内阁通过了对外经济法的修正案,对欧盟以外投资者在德国进行的收购制定了新的审查规则;2017年9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法律框架草案》,明确确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根据安永咨询公司统计,2017年中国在欧洲的并购投资总金额为576亿美元,较2016年下降1/3,并购项目数为247个,同比减少1/5,其中德国的并购项目数量下降21%^[5]。(www.xing528.com)

3.对外投资风险较高,企业投资回归理性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18年2月,境外中资企业中盈利和持平的企业占比超过70%,这意味着有接近30%的境外中资企业出现亏损^[6]。企业出现亏损的因素很多,但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出现如此高比例的亏损有原因可循:

(1)境外投资风险较高,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方面的风险,很多企业对此预判不足,导致亏损。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东道国的政党更迭往往导致项目实施困难,工期延后,进而造成企业损失。

(2)一些国有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部分是出于政绩考虑,而非经济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一些地方企业,在国家大力鼓励对外投资的背景下,为了提高地方对外投资比例和位次,只管对外投资而不管是否盈利。这种投资大多粗糙,往往会陷入亏损。

(3)部分企业对外投资非实体行业,风险较高。中国企业近两年大举投资海外地产物业,高溢价在市场抢购资产,企业对境外并购的目的性和必要性等基础工作研判不足,对并购项目也没有进行充分论证,暴露出诸多盲目性和不成熟。例如,2017年,万达酒店完成出售西班牙大厦所在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在2年多的投资期内,万达在该项目上亏损约2亿元^[7]。另外,绿地集团在悉尼投资的核心住宅楼项目也遭遇了挫折,中途与建筑商解约^[8]。在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前100笔大交易中,海航集团占了4笔,其次是安邦、万达和洛阳钼业,分别有3笔。另据Wind资讯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年,内地企业海外收购的足球队数量已达12支,上述12起收购涉及的资金超过96.9亿元^[9]。

(4)中国对外投资的盈利状况一直不容乐观。以海外并购为例,中国华能集团2011年4月—2013年6月,所属境外企业以103.27亿元收购项目产生了经营亏损;中国中化集团公司2007—2011年投资的4个境外项目,累计损失和亏损36.21亿元。可见,对外投资亏损并不是只有2015年后的投资骤增阶段独有,此前的对外投资也存在诸多类似情形。

4.我国对外投资的方针和需求并未改变,所以对外投资并不会大幅下滑,而是趋于稳定

监管部门多次表示,我国对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原则是明确的,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投资“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没有变,推进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方向也没有变。可见,政府仍然肯定对外投资战略的价值,但对于如何实现对外投资,监管部门提出应该加强管理和引导,这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对外投资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数据显示,对外投资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逐年上升(见图6-1-4),国有企业的占比已从2006年超过80%的占比下降至2016年的54.3%,意味着对外投资主体在逐渐发生改变,这些企业对于对外投资持更谨慎的态度,也有利于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顺利实施。

图6-1-4　对外投资企业中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存量占比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商务部《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