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贡献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1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涌现出一些新的形势与变化。一方面,随着一些新兴领域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演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形势随之呈现一系列新的特征,给发展中国家扩大参与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具体体现在:

1.参与主体的作用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前,作为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主导者,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较为突出。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明显增加,新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涌现并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二十国集团(G20)的作用尤其突出。同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依托平台。

2.参与理念出现分化

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理念上,近年来主要国家之间出现了较大分化。一些国家更加积极地支持开放的全球经济,另一些国家的内顾倾向却日益加重。在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中国等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积极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治理理念,而一些国家国内保护主义思潮蔓延失控,多边经贸合作和经济全球化政策倒退。这其中,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内顾倾向的政策调整使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在经贸领域,美国政府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的立场趋于强硬,对于从中国、德国等美国逆差对象国进口的商品设置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一些特定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主要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分化,增加了形成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行动的难度,从而使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变数。

3.规则体系面临重构

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现行全球治理制度代表性不够、有效性不高等痼疾日益显现。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中的近80%,而国际权力结构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权力转移和权力流散现象(the diffusion of power)。^[12]随着金砖五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其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日益提升,国际权力逐渐从传统大国向新兴大国转移。同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及公民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更加积极、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并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权与号召力,国际权力开始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流散。但全球治理制度的投票权、决策权并未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进,已远不能体现国际权力格局的历史性变化而几近停滞和固化。^[13][14]

另一方面,现有治理平台的历史局限和制度缺陷决定了其难以在日趋复杂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建立在美元霸权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三大支柱平台基础上,尽管这一体系曾帮助世界经济正式步入规范化治理时代,但全球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及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暴露出现有治理保障机制的缺陷和局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未能起到应有作用;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已很难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项目融资需求;就连对全球贸易投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的世贸组织,如今在保障各国公平公正开展经贸合作方面也变得举步维艰,美国甚至高调扬言要退出该组织。而这些都正如牛津马丁“为后代委员会”(Oxford Martin Commiss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所指的那样:“各种国际组织和架构已很难适应当今‘超链接’(hyperlink)的全球化世界。”^[15](www.xing528.com)

此外,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呈现碎片化趋势。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调整中,大国之间的博弈越来越集中于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由于多边治理进程受阻,全球主要大国主导推动了一系列的区域和双边经济一体化倡议,并力图借此打造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升级版,弥补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足。这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不断加剧。不同标准的新规则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重构的组成部分,也预示着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还将面临更系统、协调难度更大的整合^[16]。

可见,治理赤字是当前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现有全球治理远远不足,已建立的机构往往受西方议程和利益的主导。那些全球性机构在代表性、问责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不足,往往局限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而不是反映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全球治理需要更好地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实现更好的全球治理,就是要解决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治理赤字的问题。^[17]

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大国以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依托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治理平台,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张,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使得亚洲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过去10年里,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并发挥更大作用,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

1.中国接连提出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理念,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前者旨在为亚洲亟须的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后者则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事实上,两者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2.过去10年间,中国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全球性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活跃的作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一道,成为推动其改革的重要力量。

3.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日益成为牵动国际秩序调整和国际体系变革的最活跃因素之一。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拓展了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现代化进程,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而且正在为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发展赤字”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8]另一方面,中国以实际行动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新时代的中国进入了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为重点、全面开放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全面升级,也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新力量和新动力,更是对当前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和“逆全球化”做法的一种有力回应。另外,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网络空间治理及外空、极地、深海探索等诸多新兴领域,中国有关倡议和举措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展望未来,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中国都将在进一步完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构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提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等方面积极参与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将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打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