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四小龙”,曾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以1950年的人均GNP为例,韩国仅为70美元,中国台湾地区不到100美元,中国香港地区约为200美元,新加坡约为400美元。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后半叶,“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先后3次承接了以美国、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承接的产业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直至部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正是这3次产业承接,促进了“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腾飞的目标。可以说,“亚洲四小龙”是后进国家和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谋求经济发展的典型。其产业承接与结构调整呈现出明显的梯次演进关系。这种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模式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发展,并与“亚洲四小龙”内部产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需求相吻合。
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曾先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增长,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并实现了社会进步。这些亚洲经济体所取得的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在此期间,东亚地区经济整体平均年增长率为6%~8%,远远高出工业化国家3%的增长水平。1995年人均产值升至1万美元。甚至连滞后发展的印尼人均产值也由30年前的50美元,增至目前的950美元,前后增长19倍,花费时间远比英国少得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只用了5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如按1980年美元汇率计算,则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30亿美元,1995年骤增至11000亿美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亚洲各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东南亚各国开始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东盟(ASEAN)大多数国家与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在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储量上拥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原先由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体国家主导的轻工业产品制造行业,开始大规模向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转移。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日本东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财富的积累催生了投资的欲望,东南亚各国在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成为各国投资的对象。
与此同时,雁行模式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原先以考察单一国家贸易量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对雁行模式的理论扩充,体现在两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是产业的升级已不仅仅是引进新的产品生产技术,进而复制再生产这样简单。随着高新技术领域发展速度的加快,对于技术引进方的科技水平的要求已越来越高,在缺乏基础研究能力的东南亚各国,接受消化外来新生产技术的能力明显不足。
二是资本投资也开始参与进雁行模式之中。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体已不仅仅是产品和生产技术的输出国,对东南亚各国而言,它们也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至此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雁”、新兴工业体和东南亚各国在其后追随的梯级层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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