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与亚洲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洲建立了美日、美韩等多个同盟,其中美日同盟是最为核心的。同时,美国采取扶持日本的政策,在资金和技术上援助日本。日本政府则采取“重经济,轻武装”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30年的持续增长后,日本成功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开启了亚洲经济奇迹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初,受“泡沫经济”影响,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金融机构存在大量不良债权,房价和股票价格暴跌,国民对经济恢复的信心也极度下降。由于日本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提出不合理的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并没有像战后那样,快速地走出阴影,恢复经济发展。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对日本推动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等加以限制,日本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弱化。随着中国香港地区和上海、新加坡市等金融城市的不断发展,东京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下降。

“雁行模式”^[1]在日本战后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战后日本大量引进模仿欧美产品,而且在引进欧美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注重自身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加之当时日本劳动力成本低廉,使得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颇具竞争力。但是,由于日本当时在基础教育、科研设备和科技人员素质方面明显落后于欧美国家,日本的工业生产只能简单地复制和改进已有产品,在新领域的突破创新略显乏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追赶欧美快速增长的步伐,日本政府极为重视对外国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引进,日本的产业发展出现了不断重复单一雁行模式的“复合雁行模式”现象。(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一度因在短期内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作为“新兴工业经济体”^[2]开始备受关注。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在当时的亚洲是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发达地区。新兴工业经济体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开放程度高、对外依存度高的特点,致力于引进外资、发展转口贸易,并且利用自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在轻工业生产方面崭露头角。而此时的日本在“贸易立国、科技立国、教育立国”三大国策的推动下,在高新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已由简单复制他国产品的“产品生产国”,转变为由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出口国”,开始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各国竞相效仿的楷模。至此这种新技术、新产品的生产在国与国之间的传递,使雁行模式理论突破了单一国家限制,演变成为描述亚洲整体经济发展蓝图的经济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