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优势始终是指导我国开放经济发展、参与国际分工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每一个阶段都根据中国的本国国情以及自身的要素禀赋发展状况,以切合比较优势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在发展外向型经济阶段,中国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业,通过“三来一补”参与国际分工;在发展开放型经济阶段,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在经济国际化阶段,中国以高质量的劳动力要素,通过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价值链,参与劳动密集型环节和劳动—资本密集型环节的分工。这种国际分工参与方式使中国的出口产业始终具有国际竞争力,投向出口产业的资本也有最大的资本回报率,从而也就保证了中国能够利用出口进行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并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10]
近年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差异趋于弱化,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分化明显,中高端领域的同质竞争更趋激烈。一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理顺,劳动、土地、供水、燃气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要素成本上升极大地削弱了我国长期以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条件,给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重大挑战。二是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加速升级、爬坡迈坎的关键时期,实现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和创新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更显迫切。(www.xing528.com)
未来,我国必须转变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关系,由传统的以成本比较优势为支撑、垂直型产品进出口为主导的格局,逐步向未来的以价值创新为支撑、水平型产品进出口快速发展的格局转变,即从以纵向分工为主转向纵向分工、横向分工并存。为了适应这种转变,我国需要在一些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优势的产业建立起绝对优势,从而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只有如此,才能破除发达国家在我国产业向中高端升级过程中采取的技术封锁和市场打压,突破“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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