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实现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背景与政策规定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确立经历了奠基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1971年）、发展阶段（1971-1982年）和制度化阶段（1982年至21世纪）。在各方族裔力量的博弈下，加拿大最终到达了多元文化的彼岸。

加拿大于1867年建国，成为除外交权归属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国家。1885年太平洋铁路建成通车和1936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成立，在地域和空间上将加拿大的东、西部连成一体。进入20世纪，经历了“盎格鲁遵从”“二元论”和“熔炉理论”的理论思辨和实践检验后，加拿大政府在面对大量来自东南欧和亚洲的移民时，依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情和移民的经济状况，明智地搁置了用同化理论塑造加拿大的想法。从20世纪初到二战后，加拿大的社会发展始终在英法两大族裔主导下的英法双语和双文化社会架构下向前推进，直至加拿大“中等国家”身份的确定，为加拿大建立有别于美国式“熔炉社会”的多元文化社会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多元思潮随“反主流文化”运动正式从学术界的论争中走向欧美社会。在美国，西班牙裔移民的“奇卡诺运动”、黑人的“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交替上演，共同演绎了一场“平权运动”。弱势族裔群体在美国爆发的“民权运动”和“族裔认同”行动也迅速传播到其邻国加拿大，激发了加拿大少数族裔群体对平等权利的诉求。一是魁北克人的“平静革命”，这场运动在1970年“十月危机”中达到顶峰。二是原住民的自治诉求，两百年的托管制度造成了原住民贫民窟的聚集，他们仍然按照18世纪的标准和做法被统治着，生活水平远低于其白人同胞。三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加拿大的非英、法裔人的第三、四代对“我是谁”的追问，使“族裔认同”问题成为加拿大文化的中心命题，把加拿大带入了“多元文化主义”大辩论的时代。

在政府层面，皮尔逊政府早在1963年就设立了“双语和双文化皇家委员会”（以下简称“BB委员会”），其职责是调查和报告加拿大双语和双文化生存现状以及与联邦的关系，并对文化政策建言建策。1965年，该委员会提交了最初的报告，对加拿大各行各业的双语和双文化的历史及现状做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该报告建议在加拿大全面实现“双语制和二元文化”，但却遭到非英、法裔（包括部分法裔）加拿大人的坚决抵制，反对将他们作为二等公民来看待。1968年，由加拿大各族裔集团组成的“民间艺术理事会”在多伦多召开会议，要求政府接受多元文化主义，这是非英、法各族裔人民正式公开要求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面对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团体，在皮埃尔·特鲁多总理的要求下，BB委员会对加拿大少数族裔（包括新移民）的语言和文化结构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1970年，BB委员会在其1967-1970年系列卷宗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其他少数族裔团体对加拿大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语言等方面的贡献，并对比给予了积极肯定。报告明确指出，加拿大不再只是英国和法国两大族裔构成的社会，建议加拿大在语言和文化政策方面实行全面的改革，并对双语政策提出了5项改革建议。

面对“平静革命”中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崛起以及原住民和其他族裔对联邦政策的不满，特鲁多政府决定采纳BB委员会有关采用英语和法语同为加拿大官方语言的建议，以“怀柔”方式争取魁北克中间力量，巩固联邦。在特鲁多的推动下，联邦政府于1969年出台《官方语言法》，规定法语和英语同为加拿大官方语言，在议会和政府各机构里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是加拿大第一次从法律上赋予法语与英语同等地位。此法缓和了魁北克法裔民族的情绪，对魁北克省内温和派的政治立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引起了非法、英族裔团体的不满和愤怒，他们的人口比例之大（近40％）也足以引起社会的不平静。在多重压力之下，特鲁多总理选择与双文化主义决裂，决定通过一项旨在保护英、法双语同时又尊重各族裔文化传统的政策。1971年，在充分论证和多方考虑下，特鲁多总理正式宣布，政府决定接受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概念，在加拿大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他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是加拿大认同的根本。每一个族裔群体都有权在加拿大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价值。我们有两种官方语言，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两种官方文化，没有哪一种特别的文化比另一种更具‘官方’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必须是所有加拿大人的政策。”

1971年出台的《双语框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标志着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加拿大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奠基阶段已经完满落幕。此后，加拿大进入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大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政府为推动多元文化政策的有效执行设立了很多监督机构，如1972年成立的多元文化部。在多元文化部的主导下，加拿大政府为非官方语言教科书、广播和电视建设以及加拿大民族研究和民族史丛书的出版提供资助；帮助新移民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官方语言；为人类学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提供专款资助；在部分大学里设立民族学访问学者项目，资助英裔和法裔学者开展多元文化研究，以消弭英、法裔民族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抵触情绪；设立各种非官方语言教育基金会，资助各种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学术研究项目和第三种语言教学等。在美国“肯定性行动”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的影响下，加拿大在联邦和省级政府的各级机构中实行了少数民族雇员配额制，以消除对少数族裔集团在就业方面的歧视行为和现象，保障各族裔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和地位。1982年，特鲁多自由党政府重申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在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第一章“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将多元文化主义法律化。该宪章在“平等权利”条款的第15条中明确规定：“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和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并且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和平等的权益，不受歧视，特别是不受基于种族、国家或民族出身、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身心缺陷的歧视。”宪章第23、27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并明确指出宪章应按照符合保存和增进加拿大多种文化遗产的方针进行解释。《1982年宪法法案》表明加拿大将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建设一个公平的多元文化社会。

1987年，为满足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的需求，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推出多元文化主义八项原则。1988年，加拿大议会通过《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法》，该法成为国际社会中第一个用以法律形式确认其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该法声明：多元文化主义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宝贵资源；加拿大政府承认族裔与文化多样化的合法性并予以保护；承认原住民权利；承认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但其他语言也可以使用；所有人不论种族、肤色等一律平等；承认少数族裔保守其文化的权利；保障并鼓励少数族裔为民族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该法在生效后成为加拿大融合各族裔社团和保护族裔多元文化的法律工具。在众多的联邦多元文化基金项目中，以1990年由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设立的“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资助面最广，包括电影电视、多媒体、信息技术、广播、书刊出版等。1991年，加拿大出台《广播法》，要求广播系统体现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特色；2002年，为承认和庆祝族裔人口和文化多样性，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每年6月27日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日。至此，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加拿大立国之本的制度已经完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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