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经验主义者的政治立场

斯密似乎既结合了当今“自由派”（liberal）和“保守派”的观念要素，又同时兼有“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的特征，[1]所以我们很难从政治的角度对他进行划分和界定。毫无疑问，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由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然权利理论，他也不是洛克主义者。斯密相信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保护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以及对人们的经济事务不可进行过多干涉，但其原则是实用主义的：在紧迫之时，这些原则默认可被侵犯。因此他不是一个贯行原则的纯粹主义者，或许没有资格充当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至少不是诺齐克或雷德那一类学者。相反他是一个老式的自由派：崇尚个人自由，赞同政府机构对这种自由的保障。如果二者产生冲突，则默认个人自由处于优先地位。但同时斯密还是一个怀疑论的经验主义者。他赞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以及一个强大但其职能仅限于执行一些核心任务的政府，并非是因为它们符合先天的原则，而是由于其行之有效。斯密乐于相信，在减少政府过分干预的前提下，人类的未来和人性的发展会更好；但是出自同样的理由，他对真正的自由贸易——或真正的自由市场最终将会完全实现的前景并不乐观，困难在于，贪婪的政治家总想攫取权力，而不义的商人总是损人利己。

斯密同时捍卫穷人的利益。作为一名经验主义科学家应该做的，他感兴趣于揭示经济和人类心理的运作机制；而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为实现贫苦最小化，繁荣最大化，他提出政治和经济政策。他相信，所有社会阶层和种族的人在能力和动机上基本平等——这在当时是全新的观念。[2]并且他一再表示他所关注的并非是富人和特权阶级，而是下层民众、穷人和工人。斯密认为，经商者会常常觊觎特权，意图增加收入或减少竞争，尽管事实上，这会使平民的生活更加糟糕。[3]因此他强烈反对政商勾结。并且他担心过细的劳动分工对工人造成的影响。他忧虑这一点，如果工人们将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重复简单的劳作，而不锻炼他们较高级的官能，结果将会如何？[4]为了减轻重复简单劳作可能带来的单调乏味和头脑呆滞，他建议对初等教育进行部分补贴。尽管这是斯密对其不干预主义立场的背离，但他似乎认为，为了更大的利益，这是正当的。[5]

斯密对穷人的关切使一些评论者将他视作一个原初的“进步”自由派者，因为这些人相信只有进步的自由派人士才会关心穷人。例如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就认为，斯密对穷人的关切是将其视作左派而非右派主义者的一个原因。[6]然而对穷人的关心并不是左派政党的唯一起源。同时由于斯密强力支持权力去中心化、竞争和自由市场的观点，似乎又应该将他归入当今的右派而非左派。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例证，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将斯密——与埃德蒙·伯克一道——视作“保守主义”传统的先驱，而柯克本人也坚持这一立场。[7]另一方面，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将斯密与休谟、伯克一并视作他本人思想的先驱，但哈耶克并不承认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而自称为“自由派人士”。[8]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将自己视为斯密的学生和追随者，同样地，他拒绝“保守主义者”的标签，而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人士”。[9]

我将称斯密为古典自由派（classical liberal）。他推崇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相信个人可以指导自身事务，而无须依赖中央政府官员；同时认为政治制度无法根除人性的弱点，没有哪一类人生来就比其他人更好、更善、更具有价值；并提倡地方控制和企业私有化：这些都是18—19世纪在英国大规模兴起的“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10]“古典”这个限定词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主义仅仅是历史的产物，而只是表明它是一种与当代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一部分。或许我们用“怀疑论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来描述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似乎更为确切，但又过于冗长。

但是我们不必纠结于标签和身份的问题。无论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如何，他都构建了一个合理有效的模型，用来理解人类社会制度，他拥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真诚地希望该模型能够用于造福人类。因此他既是人类社会性大一统理论的提出者，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这两种活动最终合并成为一种努力——“道德哲学”。那么，既然斯密最终还是称自己为“道德哲学家”，或许这才是最适合他的标签。

[1]Brubaker（2006）认为斯密“既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Griswold（1999）则认为“用当代美国意义上的‘保守派’或‘自由派’，‘右派’或‘左派’去定义斯密，这是不可能的”（295 n64）。McLean（2006）将斯密称为“激进的平等主义者”，而Kennedy（2005）和（2008）展现了一个多面的斯密，他既不属于自由放任主义，也不属于当代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主义。

[2]WNⅠ.ii.4—5.见Peart and Levy（2005）。

[3]“People of the same trade seldom meet together，even for merriment and diversion，but the conversation ends in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publick，or in some contrivance to raise prices.”（WNⅠ.x.c.27）另见WNⅠ.vii.13.(www.xing528.com)

[4]WN Ⅴ.i.f.50。

[5]更具体而言，他认为公立小学也许满足他关于政府提供公共福利的两个标准——造福所有人，并且没有私人或团体因此在市场中获利（见WN Ⅴ.ⅰ.c.1）。要注意，斯密所支持的这种对自由市场的干预非常的弱：部分补贴（他说补贴额少于一半）的小学教育（而不是高中，更不用说大学了）（WN Ⅴ.ⅰ.f.55）。他认为教会人们“读、写和算”就基本上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这仅仅需要在小学读几年书就能学会（见WN Ⅴ.ⅰ.f.16）。并且即使在这里，斯密也建议尽量创建有竞争力的和当地的教育机构（见WN Ⅴ.ⅰ.f.4 and Ⅴ.ⅰ.f.12）

[6]见Fleischacker（2005），§§49和51。弗莱施哈克尔在别处写道：“那些将自由等同于不干涉的人会推崇不干涉的政府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穷人非常无情。”（1999：3）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斯密并非“对穷人非常无情”，因此他并不推崇有限政府。另见Rothschild（2001）

[7]见例如Kirk（1954）第一章和（1986［1953］）第一章。

[8]见例如Hayek（1960），第四章以及后记。

[9]见例如Friedman（2002［1962］），导言。

[10]见Berlin（2008［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