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平静的密切关联的介绍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谈到过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构成幸福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他所说的“平静”：“幸福存在于平静和享受之中。没有平静就不会有享受；哪里有理想的平静，哪里就肯定会有能带来乐趣的东西。”[14]在很多其他的段落中也包含相似的论调。以下是另外一个例子：

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如果心情不幸失去控制的话，那么交际和谈话是恢复平静的最有效的药物；同样也是宁静、愉快心情最好的保护剂，宁静的心情对自足和享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15]

易于对自身处境的满足之所以对斯密有吸引力，也许是因为他与斯多葛派哲学的亲密关系。古代的斯多葛主义者提倡一种不动心的状态，或一种独立于生活变迁的心灵平静。在生命的波澜面前保持情感上的平静需要强大自控力，这深深地影响了斯密。例如，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发现“他们在一切场合都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并且认为如果自己在任何方面表现出被爱情、悲痛或愤恨左右，将有损自己的尊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高尚行为和自我克制出乎欧洲人的意料”。[16]斯密显然赞成这种“自制”，以及它所带来的平和性情，部分原因是他相信这种性情与构成幸福的平静相关。在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中，斯密写道：“一个在大路旁晒太阳的乞丐也享有国王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种安全。”[17]

然而，当代研究指出，如果有一种心理状态能够促成，甚至构成幸福，那它一定不是一种闲散的状态。例如，阿瑟·布鲁克斯（Arthur Brooks）认为：“工作是幸福的真正来源，而赋闲——特别是被迫的赋闲——是纯然不幸的来源。”[18]他继续论证道：

“非常幸福的”人每周工作的时间比“相当幸福的”人长，后者又比“不太幸福的”人长。幸福的人在自由时间中的工作量比不幸福的人多。此外，拥有更多的休闲时光与获得更大的幸福无关。[19]

以另一个新近的研究为例，查里斯·莫瑞（Charles Murray）提出他所谓的“欧洲症候群”，这是由一个信念所导致的病症，欧洲人普遍相信“生活的目的是尽可能舒适地消磨时间”。[20]莫瑞认为，有证据显示这样的一种生活理念对幸福而言是致命的：它也许能给人带来舒适，但不会带来幸福。[21]

有人希望在此进行一些哲学界定。闲散不必然等同于平静；而莫瑞的“欧洲症候群”也不等同于平静。斯密似乎指的是比消磨时光更深层次的东西。例如，他写道：

美德是这种令人愉快的尊敬对象的意识，成为必然随之而来的那种精神上的安宁和自我满足的根源，正如猜疑相反会引起令人痛苦的不道德行为一样。被人敬爱和知道自己值得别人敬爱是我们多么巨大的幸福啊。被人憎恨和知道自己应该被人憎恨又是我们多么巨大的不幸啊。[22]

斯密在此似乎暗示，一个人的满足是建立在他对自己达到某种程度的美德的意识——他不仅仅是被爱，也是值得被爱；不仅仅是不被憎恨，还是由于他没有做任何值得被憎恨的事情。这似乎是比简单地满足愉悦更深层次的一种心理状态。因为前者似乎与知识水平相关，这通常不伴随任何愉悦的满足。(www.xing528.com)

斯密与当代研究更为接近之处在于，他发现个人的行为都是“由普通的、持续的和不间断的改善自身的状况”[23]所驱动的。在《国富论》中，斯密走得更远，称：“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愿望。”他还说道：

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24]

斯密以上的观点大致正确——大多数人确实似乎总是试图改善他们的状况，但这要根据他们各自对“改善”的不同理解——但麻烦在于，无论斯密正确与否，他都没有将这种勤奋与幸福联系起来。在《国富论》中并没有多少关于幸福的论述。每当它出现时，斯密都将幸福与“不幸”对比，而这对我们的理解似乎没有多大帮助；[25]在其中一处，他认为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证一致，即幸福与平静密切相关：“在美洲各殖民地，从无专横贵族存在。但就是它们，如与英国合并，在幸福与安定方面，亦会增益不浅。”[26]

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诟病斯密，指责他没有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幸福的本质为何。如果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目标就是要研究使人们变得幸福的经济方式，那么他不应该首先阐明他的幸福概念吗？我认为，斯密的这个“改善其自身状况”的主张尽管初看之下似乎是含混的，但实际上他的分析是非常精密的，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在一开始就假定、建议或采纳任何关于善的概念。如果你相信活动A能改善你的状况，那么获得达成A的手段对你而言就构成“财富”。据此观点，财富就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无论是任何目的，而积聚起来的手段。因此通过对你是否应该努力争取A这个问题保持中立，斯密证明了这种价值中立性正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色所在。像工程学一样，其原则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对社会组织工作方式的描述。正如财富本身一样，经济学知识因此也只是一个工具——尽管是强大的工具——能被用于善或恶的目的。行动者本身对将知识（或财富）所指向的目的负责；经济学家满足于，且必须满足于发现更有效的、为所有人获取财富的方式，尽管他知道某些人将会滥用这些财富。

相似的，斯密的经济中立性也一致于，抑或反映了他的论证——没有中心化的策划者能够为他人作判断：后者的精力或资本应该如何花费，或花在何处。回想一下：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它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了。[27]

对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的知识的怀疑使斯密呼吁政府分权，这个怀疑在英国和美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而斯密的呼吁也促成了接近其理念的有限政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