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亚当·斯密问题？

其实早在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1]于1897年发表他那篇意义深远的著作之前，当时学术界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而在这之前大约半个世纪里，一些评论者早已提出了德国学者所谓的“理论转变”（umschwungstheorie）。这种观点认为在《道德情操论》（TMS）中，那个将人类交往看作是基于相互间感受到的一种“同情”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在某个时候变成了把“自利”视为激励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一批19世纪学者因此主张在这里应当有两个亚当·斯密，而非一个，他们将这种潜藏的不一致性含蓄地称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在斯密生前，《道德情操论》曾出版了数次，而大刀阔斧进行修订的最后一版则是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才完成的（大约是在《国富论》第一版问世后的15年）：姑妄揣测，在这两本书被同时修订的情况下，如果连斯密自己尚不能意识到其哲学观点的根本转向，那么人们又如何一以贯之地对待他的思想？由此一些19世纪的学者不无轻蔑地说，斯密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不是哲学家。

然而到了19世纪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些为斯密思想一致性辩护的著作开始出现了。其中的扛鼎之作要数约翰·雷（John Rae）的《亚当·斯密传》和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根据斯密的学生所整理的讲座笔记编辑出版的《法学讲稿》。[2]在此基础上，奥古斯特·翁肯认为，有关亚当·斯密问题的争论应该可以平息了。一些较早期的学者认为，斯密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旅法期间，尤其是在1766年，当他在巴黎拜访爱尔维修和其他的重农主义者[3]之后，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彻底转变。初版《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付梓，而且我们知道，从巴黎回国之后，斯密便立即开始着手撰写《国富论》。[4]同时19世纪的学者也认为书写《道德情操论》的是一位聪慧而天真的年轻人，他深受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影响，对人类的仁慈和同情怀抱信仰。但是在与重农主义者相处一年之后，斯密的世界观开始变得冷酷而无情了，他相信是“自利”而非仁慈驱使着人类的行动。而《国富论》的问世正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体现，我们可以在《国富论》中找到有关人性自利的论证。

但是正如翁肯指出的那样，这一叙述在某些重要的事实方面是错误的。斯密在去巴黎之前早已开设了连续数年的法学讲座，而这些讲座的内容，如坎南和雷所发现的那样，早已萌生于斯密的法学思想中，并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后来构成了《国富论》的核心内容。不管在1766年的巴黎究竟发生了什么，斯密的那次拜访并未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任何转变。《国富论》的观点似乎是他独立运思出来的，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以同样的方式为第二版的《道德情操论》做着准备。[5](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开始，直到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久不息的口舌之争和笔墨官司，“亚当·斯密问题”成了一桩学术公案：它是否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是真的，其本质又是什么？学者们由此提出了各种版本的亚当·斯密问题，以及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和反驳意见，但这些都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因此不再一一赘述。我仅打算对其中一个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紧密相关的解决方案展开论述。我相信在斯密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就已经萌生了这一思想：肯定存在一个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大范围的人类社会组织活动。他在许多著作，特别是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进行着这一方法上的尝试，以此来探索这个模型是否可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连续阶段中得到普遍应用。

因此在这一章中，我会首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斯密在他那篇有关语言起源的早期论文中所提到的模型，接着追溯这一模型如何在《道德情操论》中出现，而后又如何在《国富论》中被表述出来。如果这个模型确如我所展示的那样，它一直贯穿于斯密的主要作品中，那么这一事实将有助于我们解决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