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如何看待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成本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曾经说过，好的经济学家与坏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只关注那些明显的、当前的政策及行为的结果，而前者还会考虑那些不明显的、长期的结果。按照巴斯夏的说法，坏的经济学家只关注“看得见的”，而好的经济学家同时兼顾“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59]这个出奇简单的见解似乎显得过于肤浅：也许有人会问，谁会不知道例如在权衡一个经济政策提案的利弊时必须考虑所有潜在的利益和成本，而不仅仅是初始的明显成本？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分析就会不完备：针对全体利益来权衡部分成本是作假的行为。也许几乎每个人都多少清楚这一点，但很少有人在实践中检验这条准则：经济政策一次一次被提出，只是基于“看得见”的证据，而没有对其“看不见”的成本予以足够的考虑。

斯密早已察觉了这一危险，这比巴斯夏早了大约四分之三个世纪。斯密将其表达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通过将资本人为地导向某些领域来获得，而这些资本原本并不会“自然地”流向这些方向。[60]斯密作出以下假设：（1）资源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不是所有对资源的潜在使用都能同时实现；（2）因此要作出决定，使资源导向某些目的而不是另外的目的；（3）没有第三方伟大的心灵可以知道所有资源应该去向何方。对斯密而言，如果个人被允许自由决定自己的资源分配，从而产生无数的资本流向，这就构成了资本的“自然流动”。相反，人为的或者是“非自然的”流动是因第三方干涉使其偏离自然走向而产生的，这些干涉包括贸易障碍和关税、合法实施的垄断等。因此，斯密在《国富论》的相关段落论证道，这些非自然的流动也许会产生当前的“看得见的”利益，但进行干预的第三方所忽略的是当这些资源自然流动时，可能产生其他的利益。正如斯密所主张的，没有第三方的干预及对资本流动的重新导向，

建造起来的房屋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广大；已改良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制造业一定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要怎样增加，我们也许难于想象。[61](www.xing528.com)

所有这些都是干涉所带来的“看不见的”成本。

因此，斯密的论证并不考虑国家是否应该拥有权力去引导资本流动——告诉个人他们应该或者不应该将其有限的资源用在何处——斯密的主张有两个实践的结论。首先，政策制定者在其成本/利益计算中例行地偏向于自己提出的方案，而忽略“看不见的”，但同样现实的成本。[62]其次，由于政策提案几乎不可避免地涉及第三方代替拥有本己知识的个人进行的判断，因此这些政策几乎不可能产生对整体有利的结果。相反，他们将几乎总是牺牲较大的，但“看不见的”团体的利益，来使一些“看得见的”小团体获利。所以说斯密的论证包含一个很强的前提，它反对第三方对市场的干预，赞成资本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