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谬误论证：斯密观点与当代政治思想家不一致，如何避免谬误？

或许会有人认为伟大的心灵谬误并非真的谬误。例如，人们可以主张，专家的建议不是脱离群众的，而是合理的估测，即一群人在恰当的民主商议过程中可能作出的那些选择。此外，也可以说这些专家建议是有根据的，其证据是那些确实对人类而言是最佳的（或至少是较佳）选择的事实。在不考虑，例如，个人决定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的（自然）权力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上述反驳最终能驳倒那些使斯密采纳其政治经济学立场的论证。在此我将不会进一步反驳这些反对意见，尽管我确信斯密的观点与大部分当代政治思想家的均不一致。[49]

但我将简单地讨论其中一个反对意见——虽然专家也许并不能完全掌握某个人的价值观、机会、资源等细节，但是一个机智的第三方所能获得的知识并不贫乏。这些知识将包括例如经济理论、人类生物学、心理学、营养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的合理基本纲要。就连亚当·斯密也显然坚信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一般真理是可知的——如果不是为了要公布他所发现的真理，斯密为何还要写这两本书呢？大卫·休谟是这样来回应一个相似的观点的：“要通过普遍的法律来平衡一个大国或社会，无论是君主制或是共和制的，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有多天才，能够单凭推理和反思做到这点。”[50]但休谟的断言似乎过于草率，事实上，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确实有能够用于指导制定合理政策的专业知识。[51]因此我们也许能够通过避免谬误的方式来重构伟大的心灵谬误论证。根据这个新版本的论证，专家拥有的知识能帮助个人作出比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所能作出的更合理的选择，因此专家的选择将会产生比个人作出的选择更好的，即使不是完美的结果。要反驳这个论证将意味着这个反驳本身没有任何专业的知识，而这是荒谬的。

这些反驳本身是否能算作科学，这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52]但我相信我们能整理出一个温和的斯密式的回应。斯密的论证允许有关于一般经济过程的知识或潜在知识，这些知识提供追溯性，而非准确的预测。在此我们可类比进化论生物学。鉴于生物学家已经能够认识进化谱系的过程，他们就能对某个物种如何可能达到，或必然达到当前地位，为何它的竞争物种失败而它能够成功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们也可以对未来作出一般的预测，该预测是根据“任何成功的有机体或物种将需要拥有有利的生物学、气候学和生态学特征”，但他们不能准确预测具体是哪些物种将在未来存活，他们也无法预测对于特定物种而言，哪些条件将是有利的，而生态系统的细微改变将产生什么影响也是说不准的。这是因为其中的复杂性太高，涉及的变量太多了。[53]一些思想家，如自然主义者威尔逊（E.O.Wilson）认为只要以脑科学、进化论生物学、心理学，最终是化学和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为基础，即便是社会科学，有朝一日也会成为真正的科学。但就连他本人也承认“当今最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在细胞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而是在所有科学之中的——就是对复杂系统的精确而完备的描述”[54]。他说“在超越传统的物理领域，在更高的、更具体的组织层面，综合的困难近乎难以想象。诸如有机体和物种等实体，不像电子和原子，是不确定地变化的”[55]。有一个新的经济学门类试图弥合这些复杂性的间隙——这就是“神经经济学”[56]——它希望通过研究人脑活动，来对人类行为进行更加准确的预测，进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尽管脑科学的新近发展为这个项目带来些许希望，但必须承认，这距离对现实的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进行预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www.xing528.com)

斯密主义者将以此与政治经济学进行类比：没有一个立法者或哲学家能够说明所有，也许甚至是大部分涉及设计一个经济体或一个社会的变量。个体环境的变化以及涉及人类行为的因素超过任何人所能控制，抑或只是理解的能力。斯密并不认为市场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他的经济人论证和本己知识论证确实需要以下前提，即市场的去中心化，市场对非协同个人选择的依赖，以及它们对不断改变的个人处境的敏感性都使得某种模式的秩序出现，这些秩序对人们的公共福利的益处将会超过任何专家的刻意设计。经济人论证和看不见的手论证甚至主张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只要允许“明显的和简单的天然自由体系”[57]运作。相反，正如熊彼特（Schumpeter）所言[58]，没有任何一组“顶尖的头脑”能够完成指导这个进程的任务：因为他们既不能收集恰当的信息，也不能实时地计算他们所拥有的那些不完全的信息，因为持续变化的环境要求不断地重估，他们更不能可靠地管理个人行为，因为他们甚至对人类行为中涉及的因素都没有完全的理解。尽管科学知识——以及对专业知识的合规要求——有巨大的进步，但认为这些困难能被克服，对斯密而言，这仍犯了伟大的心灵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