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与伟大的心灵谬误

商业活动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一主张把我们引到了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即“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实际上，斯密的观点由三个彼此独立的观点组成——本己知识论证（the local knowledge argument）、经济人论证（the economizer argument）和看不见的手论证（the invisible hand argument）——他的这个观点提到了一个重大的、反复出现的、理智性的错误，我称之为伟大的心灵谬误（great mind fallacy）。[22]

我们在第五章的一个段落中谈到斯密关于“政府中掌权的人”的讨论，在此讨论中，斯密对立法者作出批判，后者认为处理关于人的事务“简单得就像用手摆弄棋盘上的棋子一般”[23]。按照斯密的看法，“政府中掌权的人”认识到：

棋盘上的棋子除了受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其行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24]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所以立法者想要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宏伟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极其完美且魅力十足）来行事的愿望就注定要落空。就像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说过的那样，人类乐于打破各种规定好了的范式，而且他们去这样做的方式可谓数量繁多和出人意表。[25]因此，斯密认为立法者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放弃他的完美计划，要么诉诸强力来实施其计划。

斯密基于三个核心观点来构建自己的立场。首先就是他的“本己知识论证”：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本己（local）”处境（包括他的认识目标、他的愿望以及他能够获得的各种机会）有一种独特的知识，所以每一个人都处于最有利的位置去决定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以达成自己的目标。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使其生产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自身的位置，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者好得多。[26]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处境作出的判断绝对可靠；毋宁说，这意味着：（人们具备的）独特的本己知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去了解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以及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达成自己的目标。制定决策的人离受决策影响的人越远，得出的决策就越糟糕。因此，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简直就是在瞎指挥。

其次是斯密的“经济人论证”，这一论证认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作出改善自身状况的尝试，所以（为了有效使用自身的资源和劳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鉴于自己所处的独特环境争取做到让自己的产出和回报最大化。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27]

第三点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证。这个论证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通过利用自己独特的知识储备（就像“本己知识论证”中所说的那样）来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就像“经济人论证”中所说的那样），由此也同时——即便是无意识地——改善了他人的状况。这个论证比它显现出来的样子要琐碎得多，因此我们要谨慎对待。[28]下面的这段话是斯密对这一论证的说明： (www.xing528.com)

所以，由于每个个体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加。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和目的在于使其生产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一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29]

斯密的观点并不是说人们毫无意图地去行动，而是说他们通常只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的目的去行动，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并不关心——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会给不认识的其他人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他们“本己的”目的未必只与自己相关，因为斯密认为这些目的也包含着对其家人和朋友的关心。斯密认为，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在离我们很远的人那里会显得很淡漠，但是他认为我们对近在身边的人的关心则是真实的和不可否认的。这样一来，我们付出行动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任意目的，但是由于我们是“善于盘算的经济人”，我们总是倾向于付出最小的气力而同时却可以最大限度地、最宽裕地或最广泛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可以说，我们把自身能量作为资本来投入之际总是谋求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就“看不见的手”的论证而言，对我们自身能量有效利用的探求不仅令人欣慰地有益于我们自己和那些离我们很近的人（我们关注的直接对象），而且也有益于其他人，甚至是其他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正像我们已然看到的那样，这一情形得以出现乃是因为，在我们专心于或专注于自身任务或才能的某些很小的方面之际，我们通常生产了大大超出供我们自身消费或使用的产品，这意味着我们创造了可以拿去交易或买卖的过剩产品；相应地，这意味着产品与服务的总量增加了，因此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了。此外，在我们达成交易、各种契约与买卖诸如此类以便满足我们的本己利益诉求之际，其他人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各种教益——模仿我们的成功之道、回避我们的失败之举，因而给他们自己节约了时间和资源，因而他们在确保（因此，间接地也是每一个人的）目标得到实现之际也就能够以规避风险的方式比我们走得更远。这样一来，按照斯密的说法，“看不见的手”造成了“全体富裕”，“普遍富足会把福泽延伸到社会中的弱者那里”[30]。斯密认为，财富不会只停留在财富的创造者或富人的手中，而是要蔓延到所有人那里并让每一个人都受益（即便不是在同等程度上受益）。

如果我们把斯密的三个论证综合在一起来看，那么斯密以“明白且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31]来描述的现象就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允许“看不见的手”这一机制去运作。他是这样来给自己的论证作总结的：

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行动，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入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32]

我认为，本己知识论证、经济人论证以及看不见的手论证给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搭建了一个包举一切的基础。此外，我用来指称斯密的“伟大的心灵谬误”这一设定也是以这三个论证为基础的，考察的要点也被置于这三个论证之上。斯密在两个重要的段落中有过对“伟大的心灵谬误”的概述。第一个段落就是《道德情操论》中谈论“政府中掌权的人”那个段落，我们已经做过相关讨论。第二个段落出现在《国富论》中，紧接着谈论“看不见的手”的那个段落：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它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了。[33]

从本己知识论证、经济人论证和看不见的手论证来看，政治家的注意之所以是“不需要的”，原因在于：人们以分散的和不协调的方式去改善自身状况的努力要比以权力集中的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去改善民生的尝试更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如果政治家除了建立一套“合乎正义的能够让人忍受的行政机关”[34]之外对民众的行为听之任之，那么他们想要（或应当）达到的目的——改善民众的状况——就更可能实现。政治家的“愚蠢和傲慢”则在他的以下设想中显露无遗：他认为他能收集和加工所有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称为“知识问题”[35]的那些信息。斯密认为，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引诱政治家把自己的计划强加给（或试图强加给）社会——斯密坚信，这种做法注定要比以分散的和不协调的方式创造出来的秩序低级得多。

斯密认为人们在这样做之际就会犯伟大的心灵谬误：（1）他们相信自己能解决知识问题；（2）他们制定出一些政治方略并认为自己能实现这些政治方略；或者（3）他们制定出一些计划并要求其他人——立法者、监管者、总统等——尽力实现这些计划。伟大的心灵谬误是这样的信念（或希望），即有某个足够聪明和足够仁慈的人在代替我们作决定，并让我们高枕无虞地相信——某个人在某个地方默默地守护和关注着我们。听起来的确很美妙。遗憾的是，地球上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不犯错的人——更不要说从不犯错的“政府权威”——从来就没有降临过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