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释放人类独创性，提高产品产量

《国富论》的读者会很意外地发现：斯密并没有把财富的关键定位于自然资源、宜人的气候，或者人类的某一种族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的所谓的优越性。斯密的时代，许多人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每一种主张，因此这些主张都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然而，与之相反，斯密关注的却是劳动分工，尤其是劳动分工释放出来的人类的独创性。

斯密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地方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2]为了阐明自己的这个主张，斯密举了扣针的制造这个著名的例子。按照斯密的看法，一个人如果只是单打独斗，“即便竭力工作，一天也只能生产一根扣针，肯定不能生产二十根”[3]。相形之下，假如生产扣针的劳动在十个人之间分摊，而且每一个人只负责生产扣针的整个流程的一个很小的环节，斯密写道，“那么这十个人一天之内就可以生产四万八千多根扣针”（引文同上）。这就意味着每个人每天能生产4800根扣针——整体产量比单打独斗增加了240倍甚至更多！现在看来，斯密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不过，即使我们假定在他所估计的产量之上减去50%，甚至减去90%，这种极为有效的劳动分工得出的产量也仍然要比没有分工协作的劳动方式得出的产量令人吃惊地多出许多。

如何来解释这种增长现象？斯密归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减少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4]

斯密认为这三个原因使得工人们因协作劳动而得出的产量远远超出他们每个人独自劳作时的产量的叠加。如果想要搞清楚人们如何充分利用了这一分工的思想，我们只要去看一看一个世纪之后亨利·福特的做法就可以了。不过从18世纪以来，的确是斯密在这一单纯却又意义深远的考察中阐明了财富暴增的来源。

虽然用生产扣针的例子来阐明分工原理显得有些其辞过甚，不过斯密认为“就其他各种工艺及制造业说，分工的效果与这个不起眼的例子中的情形总是一样的”[5]。以下几点是对斯密观点的总结性陈述：

（1）劳动分工导致产品的数量增加。

（2）产品（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容易购买到该产品，从而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3）产品易于购买与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更多的人去购买产品并乐在其中。

（4）如果这一过程在工业生产中反复上演，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就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产品。

（5）因此，提高劳动分工的强度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普遍大繁荣景象。(www.xing528.com)

斯密这样来总结自己的观点：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足（universal opulence）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产品以外，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出售；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品，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品，换言之，都能以他所生产产品的价值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品。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实现全体富裕（general plenty）。[6]

斯密的主张简洁明了，但是包含着许多斯密后来在其著作中予以进一步拓展的假设和暗示。比如，请注意斯密对“普遍富足”和“全体富裕”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这两个术语表明了斯密不仅真的关心我们当中最少数人的福祉，而且也表明他支持市场主导型商业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为这样做会给穷人带来好处。斯密在此处的主张是以关注此事为基础的——允许人们去过他们所能想到的更好生活。假如人们（斯密就是很好的例子）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某些人处于令人绝望的贫困状态且一日之间饔飧不继，那么首要目标就必定是增加用于消费的基本产品的总量。

我们也要多多关注分工的好处隐含着的那种程度很高的相互依赖。就像分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全体富裕”那样，所有社会成员通过买卖和交易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抛弃了那种旧模式——在此模式中，靠单打独斗来获取和制作自身所需产品的彼此独立的穷人组成了众多小团体，代之以一种新模式——在此模式中，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人们只是给整个劳作付出很小的一部分劳动却可以从中获益良多。斯密把这一模式看作一次可以带来巨大收益的交易。他以热情洋溢的话语描述道，“即便是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都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斯密接着说，“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品，势必需要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缝纫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7]。在继续列举更多的人和工种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日工的呢绒上衣的生产过程中之后，斯密得出了这个结论：

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微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引文同上）。

对斯密来说，这显然值得庆贺。“文明程度很高的”商业社会中人们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把我们与其他人结合在一起，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比我们单打独斗多得多的东西。与之相对，让·雅克·卢梭（1712—1778）——可以用来当作一个极端的例子——则极其厌恶商业社会带来的各种变化。卢梭认为，相互依赖根本不是自由，因为它仍然是一种依赖关系，因此是某种奴役关系。在卢梭看来，一个人能够给自己的愿望提供多大程度的满足感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只有在这个限度内，他的独立性甚至他的人性才可以作出让步。[8]因此，斯密认为商业社会把我们（尤其是我们中间的弱者）从悭吝天性的各种严酷性中解放出来了，让更多的人改善了自己的生计；卢梭则认为商业社会在奴役我们，把我们变得虚弱且丧失独立性，不再是强健的（虽然稍显茕独）动物——他在想象中认为我们应当是这样或者曾经是这样。[9]事实证明，斯密后来在《国富论》中对大规模分工可能给劳动者造成的伤害效应深感忧虑；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内容里讨论斯密的这种忧虑——它与卢梭的忧虑不无关系。但是就现在而言，在《国富论》开篇几页的最初讨论中，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将会给有幸施行它的任何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请注意斯密在本书最初段落里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隐含在斯密“我们都有机会”这个讨论之中的寓意说的是——人们有各式各样的品位和偏好，斯密绝不会说某某人的品位比其他人的品位更高，某某人可以作为立法者而其他人则不可以，如此等等。斯密在《国富论》中得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是，第三方通常不足以用来决定其他人如何充分利用他们手头的资源。斯密的主张并不是说，人们作出的选择实际上并没有更好些或更坏些之分。毋宁说，他关注的一切均起源于这个问题，即谁能处在最佳的位置来为某个个人下判断——如何充分利用他手头的资源？斯密将要给出的回答是：立法者们、政治家们或者其他置身事外的第三方通常并没有占据最佳位置以便作出判断。与之相反，通常情况下占据了最佳位置以便作出如是判断的乃是这里提到的那个（单个的）个人。

当斯密断言正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把社会区分为“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之际，[10]不只是因为前者相比后者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也因为在商业社会中“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因此在天赋、技巧和兴趣方面极不相同的人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宿。[11]假设你是一个喜欢（而且有此天赋）翻译古代文献的人，或者假设你喜欢创作音乐、小说或诗歌，又或者假设你善于对各种鸟类的关系进行观察、归类和推断，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境下，如果你的社区没有发达的劳动分工——就像斯密指出的那样，它要求各类市场进行贸易和交换——那么你就会活得很不幸。在“野蛮的”以狩猎为生的部落中，你被要求参与或被允许参与的活动极少，如果你的天赋或兴趣不合群，那么你会活得很悲惨。相反，斯密认为，在商业社会中，你会获得比在其他社会类型中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职位来施展你的特殊天赋和兴趣，因此你的这些天赋和兴趣不但有了用武之地，而且还会得到鼓励和回报。

就卢梭的观点看，我们应当指出：因为处于商业社会中的人们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取决于他人对之是否有兴趣，所以总还是有这样一种危险：你愿意为之付出的那种活动并没有可用来交易的市场——在此情形中，你还得做到随行就市而不是跟随自己的理想我行我素。但是这种情形通常出现在一个资源奇缺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将能满足卢梭安顿自身的任何要求。因此，我们的选择并不是这样的：要么（1）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要么（2）谁的愿望也不予满足；毋宁说，我们的选择应该是这样的：建立一整套机构让相对较多的人在他们相对较多的愿望方面得到满足。斯密认为后一种选择正是商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对斯密而言，商业社会向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们敞开的最大范围的可能性恰好就是把商业社会变得“文明化”的不二法门。与扼杀或排斥天赋异禀的人的做法相反（“野蛮”社会就是这样做的），商业社会让这些人有机会一展鸿才。还有什么样的做法比这一做法更加文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