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政治经济学的探讨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出现于18世纪，它被用来描述斯密所从事的那项研究——探究的是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制度对人类的繁荣进步所造成的影响。18世纪之前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就已经是“道德哲学”课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不过，斯密却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诸演讲中进一步光大了由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以及哈奇森的老师格肖姆·卡米凯尔［1672—1729］——苏格兰境内第一位道德哲学教授）所开创的传统。斯密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国富论》（WN）一书中，不过在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的论证素材。例如，虽然斯密并没有发表，但是其学生在他关于法学演讲——这是他在格拉斯哥的岁月中做出的诸演讲的一部分——的课上留下的两组笔记却留存下来并在今天编辑成册且得以出版。还有学者提到的表达了《国富论》某些方面内容的“初稿”[1]，这是一份大约写于1763年初的手稿，20余页，题为《达成公众富裕的本质与原因》。最后，或许会让现代读者震惊不已的是，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也有很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2]

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作出过相关讨论的地方开始研究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理。我们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要牢记在心的一个问题是：准确地说，斯密归属于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什么学派或传统。这一问题不只是因为本书被纳入保守主义及自由主义主要思想家书系就已然要求我们必须对此问题作出说明，而且也因为这是一个在学者中间颇有争议的话题。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过斯密的著作是这样的赡富与深奥，想要做到完全如实地阐释其思想是不可能的。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说过的那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主要任务是去描述那一种机制——它一则引导个人去接受道德准则，一则引导社区去发展出能够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759年，那时的斯密还是一位36岁的年轻人，虽然他已经在多年的演讲中给《道德情操论》奠定好了基调，但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该书在其耀人的诸洞见之间还是夹杂了一些年轻人的孟浪之论。现在，把该书视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非关于道德理论的著作而引发的定期讨论均包含上述争端的各种要素。(www.xing528.com)

在篇幅较小的本章里，让我们去关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在《道德情操论》一书表现出来的三个主要方面：（1）他对幸福的构思；（2）他在正义与仁慈之间作出的区分；（3）他针对“政府中掌权的人（man of system）”所引发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