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处起作用的生理机制类似于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起作用的那些生理机制。让我们对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思忖一番。在斯密看来，经济市场存在于人们交易产品或服务以便改善其状况的任何地方。[10]一个从来没有涉足市场的人起初或许并不知道他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价值几何，因此他遍历各种各样的交易方式、交易比率以及交易伙伴，直到他偶然发现某些能达成目的的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于是他也感觉到一种愉悦——缘于自身状况的改善，斯密在《国富论》（WN）中把这种愉悦感断定为我们身上持续如一、永恒不变的动机。[11]实际上，在斯密关于经济市场的构思与人们或许以斯密的“道德市场”来称呼的那个东西之间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在两种情形中，人们最关心的东西起初都一团漆黑：他们得去试一试。第二，在两种情形中人们最关心的东西或许都会令人羞愧，而且一开始就被人轻视而感到不愉快，这在上述任何一个市场中都是类似的。第三，就像经济市场中的某个人事后会对自己作出的交易悔恨不已那样，一个人获得与他人的相互同情之际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他事后的悔恨，甚至羞愧所针对的是这件事（即同情）本身，或者是这件事的程度，或者是这件事涉及的对象。第四，行为之有效的或有用的准则乃是这些事的结果：人们喜欢自由地参与交易实验中；或者他们在作出正确判断之际，他们尝试去交易。如果他们事先就受到交易什么、如何交易或者与谁交易这些问题的限制，那么他们也许就发现不了最有用的（交易）模式。
此外，谈话与社交的最大乐趣产生于某种情感和观点的一致性，产生于某种心智（mind）上的和谐，恰如很多乐器组合在一起并还能做到彼此之间合拍。不过，除非达成了情感和观点的自由交流，否则这最令人愉快的和谐就无法被获得。[12]
最后，在两种情形中，对于试错方式的发现过程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辅之以协商：当事人的感受（PPC）试图让潜在的相互同情者或交易伙伴相信，行为与判断或者产品与服务应当取得彼此的同情或者在彼此间达成交易。这个人给出理由或论据，劝谕之、苛求之、恳请之、利诱之、乞怜之、宏论之。你和我试图通过彼此交谈以达成两人情感之间的同情，[13]恰如你和我试图通过彼此交谈以便在其中一人提供的产品和另外一人给出的价格之间达成买卖关系。这些协商采取众多不同的方式，涉及无比庞杂的问题，而且往往以失败收场。然而，即便失败了，这些协商也还是有训示意义的；而一旦它们成功了，它们就可以建立一些先例供我们和其他人以后效仿。先例变成了习惯，紧接着变成了准则和原则，最终它们就可以构造出一个原则与准则的体系。(www.xing528.com)
因此，斯密对共享式道德标准（shared moral standards）之起源的讨论包含着那些关于合宜感与美德的被普遍持有的概念，这一讨论与他关于共享式经济标准的讨论有一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后者包含着那些被普遍接受的价格、交易条件、合同等。两个体系在微观层面均杂乱无章且因时而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看，两个体系也都以改良了的平衡状态为目标或者致力于此目标：从个人角度看，形成体系的那些个别决定通常无法预测且变化多端；然而，它们却（无意识地）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体系，从普遍性角度看，这是一个相对一致和易于接受的体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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