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斯密的科学哲学乃是一个我们称为“实在论”思潮和“反实在论”思潮的混合体:一方面,有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基于(真实的)因果性原理在运作;另一方面,我们构造出来用以描述这一外部世界及其原理的诸哲学理论“只不过是想象力虚构出来的东西”,它们可以被证实或证伪,却不能够一劳永逸地被认为是真的。[42]
即便是谈到伟大的牛顿——证明其原理是错误的,这对于斯密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斯密也在坚持这种怀疑的立场。斯密承认牛顿的原理“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固性和可靠性,这是我们在任何其他体系中无法找到的”[43]。这是一种极高的褒扬——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一点:斯密并没有说牛顿的原理是真的,只是说他的原理比其他体系更具有“稳固性和可靠性”。斯密接着说,考虑到牛顿曾经借助其万有引力定律把令人吃惊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一系列现象连接在一起,我们就会对下述情形毫无讶异之感:
牛顿的体系现在不是被视为试图去连接虚构出来的天国里的现象的东西,而是被视为人类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发现,是对最重要和最崇高之真理的巨链(an immense chain)的发现。宇宙万象均由一个完美的真相(one capital fact)(亦即引力)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每一天都实实在在地经验着这一完美真相。
因此,斯密承认自己的读者将会高估牛顿体系的成就——包括在解释那些从根柢上破坏着此前思想家(例如笛卡儿)的体系的那些反常现象时所取得的成就——用以反对斯密的假设:科学理论只是想象力捏造出来的东西,想象出来的因果链条无非是想要去缓和那种焦虑——它很容易从受反常现象困扰的理论(anomaly-ridden theories)中产生出来,而不是正确地去描述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因果链条。人们或许会反驳:如果牛顿的体系本来就那么伟大,那么它就不只是想象力的某种虚构。斯密预见到这种反对意见,并感受到其威力——而且,这种反对意见似乎触及了他所持立场的根本性质——而他却毫不退让。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的是:他认为牛顿的体系只是被认为可以用来描述现实,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知道事实上是不是如此。
确切地说,为什么不能呢?为了越过“想象力的虚构物”这个领域以便去描述真实的现实,科学理论还要增添些什么样的东西?要求我们把某种科学理论不再视为理论而是视为事实的东西似乎只是以下两者之一:要么我们必须有能力直接去观看事物的本质,而不只是其特征或效果;要么我们必定已经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维度考察了世界之中的全部事实。我们假设上帝才具有这两种能力,至于人类——呜呼痛哉——则一个也不具备。为了明确表述这一立场,斯密乞灵于大卫·休谟提出的一个论证:我们看不到因果联系,而只能看到“恒常结合(constant conjunction)”。[44]斯密写道:
假如两个从任何方面看都不相同的事物(objects)经常地一个挨着另一个被观看,而且还恒常地通过这种秩序把它们自身呈现给人的感官,那么它们就在人的想象中被连接在一起,以至于其中一个事物的观念似乎让我们想起和引入了另一个事物的观念。如果这两个事物一如既往地一个挨着另一个被观看,那么这种连接(connection)——或者就像(休谟)所称呼的那样——这种对诸观念的联结(association)就会变得越来越绝对,从一事物的概念过渡到另一事物的概念这一想象力的习惯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坚若磐石。[45](www.xing528.com)
这一关于“坚若磐石”的联结的观念就是斯密(和休谟)所说的“原因(cause)”和“结果(effect)”。那么,要注意的是因果关系出现的场合:出现于“对观念的联结”,而非对事物自身(things themselves)的联结。因此,斯密踵继休谟,主张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受到了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的限制——它是事件之间的一种联系的系列,甚至是一种恒常结合,却不是“因果关系”本身。我们得出结论:两个恒常结合着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是我们的这个结论(严格说来)并不能在现实的观察中被看出来。斯密认为因果关系(它本应该必然地而非偶然地把两个事物连接在一起)的错误在于:(1)它由心理层面的欲望激发起来以便去抚慰那种如果我们在事物之间找不到连接原理就会感觉到的焦虑;(2)它是我们的想象力的产物。
斯密的立场似乎把科学降低为某种心理学的过程,而不是把科学视为一种标准化的观察方式(standard view)——其要旨在于把握外部现实的本质。不过,他的立场与那种极端的观点无涉:后者认为我们根本认识不了外部世界,这是一种时不时就会浮出水面的反对意见。把斯密从其立场得出的这一极其可疑的结论中拯救出来的契机在于:他并不否认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也可以是本真的(genuine)和准确的(accurate)。斯密认为确实存在一个外部世界,而我们的观察能够把我们引领到那些针对外部世界的坚定信念(belief)那里。他只是认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潜在的真实信念依赖于,也因此受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如果我们不去观察事物,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事物之上获得的信念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由于我们看不到“因果关系(causality)”,所以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它到底为何;由于我们看不到“引力”,所以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它到底为何。然而,我们却看到了两者的效果,因而我们能够去估量、比较和发现从效果中展示出来的那些跟随着它们的模仿物——即便事物自身依旧没有以真面目示人。
退一步讲,斯密的观点是一种对科学之起源和发展的离经叛道式的解释,它引发的问题至少与它要去回答的问题一样多。基于斯密的这些研究,科学理论究竟还能不能被认为是真的?那么,因斯密之故,科学理论被认为是真的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实际上只是某种从认识论上去揭示认识之局限性的努力而非某种从本体论上(ontological)去揭示事物自身之本质的努力?斯密的争辩会不会让科学丧失所有终极性的基础,并使得某个独立实存的外部世界丧失立足的根据?我把这些问题以及下面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这个问题是:斯密的科学哲学给出的令人费解的诸暗示实际上是不是也促成了一种反对自身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46]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篇论文中大致描述出来的那种方法又一次把斯密特有的经验式观察展示为人类知识以及科学或哲学研究之恰当对象的一个来源——也或许是唯一来源。此外也表明斯密不但毫不关心科学理论丧失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而且他似乎还明确地质疑这样一种基础。休谟曾经在那个著名的主张里断言:如果某个人偶遇一个图书馆,其馆藏的精神果实端呈给我们的不是严格的数学证明或者基于现实或推测的历史论断——换句话说,如果展示给我们的乃是形而上学式的思辨、经院哲学式的辩难或者诡辩论者在修辞学上的骋词善颂——“那么就把它们付之一炬吧”。[47]那么,我们想要用来标记斯密学术研究之特征的东西就取决于现实的、真实世界里的事例,取决于观察,取决于经验;我们本可以期望他能提供一些原理,用它们把尽量多的彼此全然不同的现象统一起来——不过这些原理都只是假设出来的,而且总是要基于未来的观察而予以修正或拒斥。我们将会在斯密的所有学术研究中找到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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