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国富论》：关注经济最弱势群体及设立公共基础设施

在《国富论》一书中，与重商主义学派的经济学思想背道而驰，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并不表现为成堆的金币：毋宁说，真正的财富表现为有能力去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愿望。因为每一个人总是希望“改善自身的状况”[13]，所以《国富论》的观点是：应该接纳的是那些积极倡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做的政策和公共机构。因此，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展开经验的、历史的考察，以便发现这些政策和公共机构。斯密本人的考察让他得出这样的看法：市场对于上述目标的达成帮助最大——劳动分工在市场中得以促进，贸易在市场中能自由展开，由市场确定的赋税和监管极其透明。斯密认为，在尊重私有财产、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劳动来改善自身状况将使得他生产出来的任何产品的产量激增，从而降低了产品价格。这意味着其他人在购买他的产品之际也相应地获得了实惠。因此，每一个人在为自身目的效劳的同时也就被（用斯密的话来说）“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为其他人的目的效劳，既大大增加了产品的产量和种类，又因此降低了产品价格。斯密认为，市场在人们为自身目的效劳的过程中会对他们的生产活动作出调控以便给其他每个人带来福祉——即使其他人的福祉刚开始并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斯密并不认可任何狭义理解中的人从本质上看都是自私的这种观点。与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的看法相反——斯密说他1714年出版的著作《蜜蜂的寓言》“满纸尽是荒唐言”——斯密认为人们的“自身利益”实际上还包含着其他人的利益，尤其是亲人和朋友的利益，甚至是他们的国家和同胞的利益。斯密一方面认为人们与生俱来的善行是有限度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论人们以什么样的东西为动机，他们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总还是存在的。因此，“屠夫、啤酒酿造者或面包师并不是出于善行，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才给我们提供了桌上的晚餐”[14]。斯密式市场机制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能在普罗大众毫不相干的各种活动中作出协调，并从中得出一种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社会福祉。

因此，《国富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被表达为：限制政治对市场的干预。每一个人比任何其他人，甚至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都深谙自己的处境——包括他的目标和愿望以及他能抓住的机会。因此，斯密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允许自行决定如何最好地使用和出售自己的劳动或产品，被允许自行决定如何最好地进行交易以及在何种条款之下去交易，如此等等。斯密以令人畏惧的方式去谴责到处行干预之事的立法者，他们往往高估了自身能力，认为自己可以去指导其他人的生活；他们以立法的方式用自己高居上位者的判断来替代每一个人借自身拥有的本己知识作出的判断；这样一来，他们还把每一个人在做决定之际有可能犯错作为借口，以便推行他们自己极不明智的各种干预政策。

同样地，斯密也抨击了那些为自己的不良产业和不公价格寻求法律保护的、生性贪婪的商人和生意人。斯密写道，“即便是在娱乐和消遣的场合中，同行们也几乎从不碰面”，“就连仅有的交谈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策划一系列针对公众的阴谋或者鼓捣出一些提高产品价格的鬼蜮伎俩”[15]。这样的商人声称：设置贸易壁垒、关税以及其他法定的保护措施都是在为国家利益着想，但是斯密却把这些主张斥之为诡辩，因为上述各项让某些特定的商人从中获益的措施是以牺牲其他竞争者和广大公众的利益为代价的。持续提高价格和限制竞争当然会给处于有利地位的生意人带来各种好处，但是这样的政策肯定会给其他人强行加上一些人为造成的成本。然而，斯密认为，处置这种合法化垄断企图的方式通常并不是加强监管，而是首先要杜绝那种以合法的方式去强行干预的特权。斯密认为，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公开竞争比以政治为导向的立法者们那些目光短浅的监管更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别忘了，这些立法者常常手法漂亮地从那些自称保护公众利益的商人和企业那里捞取各种好处。

不过，斯密并不是一个反对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确保“公平”，这意味着政府应予保护的是民众的生命、财产和自愿缔结契约的行为。这就需要一个由警察和法院组成的系统，斯密认为市场要能够顺利运作，那么这个系统必须做到足够有效和高效。斯密还认为，在这些基本职责之外，政府还应当从一般性税收中拿出一部分去补贴那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的产品，而不是去补贴那些提供了这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主。斯密认为，这些“产品”的形式表现在：筑路、造河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的设立。此外，他还建议要给初等教育多多补贴，他有这样一个信念：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读、写和算”[16]。(www.xing528.com)

不过，他对普通人的关心还远不止于此。事实上，斯密最关心是那些经济状况最糟糕的人。这一关切尤为明显地表达在《国富论》的第五卷里，在那里，斯密担心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将会给工人造成心理上的危害。“一个人的一生被耗竭在一些简单的操作中”，他这样写道，

这些操作得出的结果很可能总是一样的，或者非常接近，没有场合去发挥他的理解力，也没有场合在“为消除空前的困难寻求应急之策”方面去演练一番他的发明能力。因此，他自然地丧失了各种努力的习惯，就像人类这个物种的堕化那样，常常变得愚昧和无知。[17]

因此，虽然市场和劳动分工极大地丰富了物质财富，但是斯密也认为它们会造成心灵麻木和个性弱化。国家出资开办教育事业或许能有所补救，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斯密认为这样就够了。事实上，一些新近评论家认为斯密对穷人和劳工阶层的高度关切实际上使得他更像是现代“进步”自由主义的先驱，而非强调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师。

19世纪中叶，《国富论》在英国议会的各种辩论中不断地被援引——例如，关于《玉米法案》的辩论——该书针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各种倡议在后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这一影响力超出了英国，蔓延到了大部分西方世界甚至东方世界的很多地方。斯密的影响力在建立美国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乔治·华盛顿（1732—1799）、托马斯·潘恩（1737—1809）以及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都是他的忠实读者。1799年，在给“阅读课程”编纂书目之际，杰斐逊把《国富论》与约翰·洛克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和孔多塞1793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作为必读书目并列在一起。[18]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1821—1862）写道，除《圣经》外，“《国富论》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19]。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要么就是按照斯密的路数去执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要么就是还正处在创设这一模式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