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斯密的研究成果与时代过渡

1763年，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的职位，并担任巴克卢公爵亨利·斯科特三世的私人家庭教师，后来，斯密陪伴他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法国和瑞士之旅。就在这些与公爵共度的旅行时光中，斯密遇到了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斯密显然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伏尔泰后来写道，“斯密是个杰出的人物！没有谁有资格与之颉颃，在这一点上，我为我亲爱的同胞们感到难堪”[7]。在这些旅行中，斯密还遇到了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雅克·杜尔哥（1727—1781）以及其他被称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者，他们主张弱化贸易壁垒以及总体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虽然斯密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与重农学派的对话无疑使他的观点更为精纯和犀利。1767年斯密回到柯科迪去照顾他那缠绵病榻的母亲，并继续研究后来凝聚在《国富论》一书中的那些内容。在那段时间里，他得到了巴克卢公爵的慷慨资助，使他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人们都知道，《道德情操论》的那位知名作者正热火朝天地投入一部新著的写作中，他为之花费的十年之功着实提高了人们的期待。斯密的这部杰作终于在1776年3月9日出版了。

《国富论》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各种回应——至少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那里是这样的——同时该书还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休谟是这样回应的：

精彩啊！美妙啊！亲爱的斯密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细细读来让人有一种平矜释躁之感。这部作品寄托了您自己、您的朋友以及公众的太多期许，我曾为之忧心忡忡，但是我现在大可放心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阅读这部作品必须极为专注，而公众又极为吝惜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因此我有时仍然对这部著作如此受欢迎一事心存疑虑，但是这部著作的深邃、晦涩和犀利——这一点已经被诸多好学人士很好地证明了——最终必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8](www.xing528.com)

以下的话语引自苏格兰教会大会协调人、爱丁堡大学修辞学教授休·布莱尔（1718—1800）：“我在您这里获得的满足感完美得无以复加，而且我坚信，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感谢您，人们有义务充分意识到这一点。”[9]杰出的历史学家、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1721—1793）则说：“您已经把政治科学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部分组建成了一个有规律的和一以贯之的体系……我认为您著作中的几篇重要论文将会给政治领域和金融领域带来一次彻底的变革。”[10]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1767年出版《公民社会史论文》一书的作者亚当·弗格森（1723—1816）如是说：“您真的做到了一个人就统治了这些学科，左右了民众的看法，我希望您无论如何都能在即将到来的各个时代大放异彩。”[11]稍晚一些，《人口论》的作者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甚至断言“斯密的《国富论》之于政治经济学，恰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于物理学”[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