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厂校结合，成功开发20多种高档光学产品

建厂之初，我们多次派人到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中心试验基地培训，把光学冷加工作为企业发展的起点。1987年，我们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集资搞技改投入，大胆引进“八五”规划期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光学冷加工最佳参数，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1988年生产相机镜头35万套，占全国总量的1/10，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关注。1988年年底，我们与浙江大学光电技术开发公司建立了科技生产联合体，开始了“你设计，我生产”的产品开发模式。从此，浙江大学的雄厚科研实力，经过我们变成了现实生产力，新产品开发连绵不断，成功地开发了具有一定档次的光学镜头、显微镜、望远镜等20多种新产品。

我们和浙江大学的合作，前后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年至1991年）在利益分配上采用额定利润分成方法，即由浙江大学设计的产品在我们这里生产、销售后，校方以固定额度分成。这种方式校方不直接承担企业的风险，在联营初期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第二阶段（1992—1994年）由额定利润分成改为按照实际利润分成，根据双方投资比例（包括浙江大学方的技术投入），共同承担风险。这是联营机制的深刻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双方在联营过程中互信程度的提高和依存观念的增强。第三阶段（1994年起至今）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厂校双方都成了企业的股东，各方派员组成董事会、监事会，双方不只是着眼于年终分配，更着眼未来、筹划未来，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我们同浙江大学的联姻，创造了我们的新产品、新市场，造就了我们发展的高起点，得到了著名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国藩教授“全国光学行业一片萧条，风景这边独好”的高度评价。

有人认为，企业同高校、科研单位“攀亲”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的体会，搞好厂校、产研合作，关键有三点：

提高科技意识，是合作的前提。确立科技意识，就是要承认科技的地位和价值。比如有不少人问我：浙江大学在你们这里分了多少钱？我总是认真地告诉他们：浙江大学在我们这里没有分一分钱！科技同生产结合以后，企业的效益是双方共同创造的，不存在科技方在我们这里分了多少钱的问题。浙江大学分享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成果，得到的是他们应得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浙江大学的这部分，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多年的实践使我们感到：科技人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的最大愿望是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科技人员到头来分的是生产方的钱，实际上就是失去了科技人员自身应有的地位，何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呢？(www.xing528.com)

建立合理机制，是长期合作的保证。在科研与生产结合的初期，双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顾虑。科技人员主要是怕“过河拆桥”。这种想法是客观存在的，我曾经和许多科研人员谈到我们与浙江大学的合作情况，其中就有人当场掉过眼泪，因他为某企业做“星期天工程师”，产品开发出来以后，企业就把他甩了！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必然导致合作的失败。这从反面告诉我们，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必须建立合理的机制做保证。

双方以诚相待，是合作的基础。企业依靠科技必须心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在与浙江大学的合作中，由于透明度高，大家直来直去，合作得很愉快，感情上也很投入，双方不分彼此。比如在1989年，那时双方都有一本销售账，每次卖出产品各自记个数。有次浙江大学的账上少记了一笔，我们还是按实际产量向浙江大学交付了利润，钱虽然只有几万元，双方的心却因此更近了。在与浙江大学的联姻中，双方在“名”和“利”的问题上只有让，没有争，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这里是个“君子国”。

我们坚持厂校结合、产研结合的做法，得到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及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国家教委领导，多次来我公司考察，对我们的工作做了指导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