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驿道的绿化问题及相关诗歌研究

跟唐朝的情况类似，宋代天下诸州也以驿路相通，车旌宿会，文书往来，颇为迅捷。西南、西北、东南某些落后地区山川道路未通，居民寡少，林木荫翳，驿道稀少，不存在绿化问题，但是像京东、河北、淮南、江南等经济发达、交通成网的地区，驿路还是需要绿化的。弄清这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宋代交通与文学之关系的认识。^[5]

一

宋朝立国以来，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通信联络，实施有效统治，动员了很大的民力来开辟驿道。经百余年的持续建设，终于建成遍及全国的水陆交通网络。这些道路，以京城汴京为中心，北通幽蓟，南达交广，东届海岱，西至陇蜀，朝廷发号施令，若指使手臂，方便快捷。许多地方的驿路，如绥延驿路、蜀中驿路、河北驿路、京东驿路都被修治得甚为“宽平”。多数州府都筑有驿路，其中南方新开的驿路路况尤好。如建康府有驿路五百一十里，中置“五十一铺，每铺相去十里”（《景定建康志》卷一六《铺驿》），另有驿站若干座。汉中地区驿路之佳，甚至超过了唐代。陆游《山南行》：“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从诗作描绘的情形看，此路横贯汉中，绵延数百里，诗人行走了数天还未穷尽。连岭南英州那样的穷荒之地也辟有大道八百里，置铺筑寨，募人居之。宋人陈藻《喜次漳浦》诗描写岭南驿路说：“江滩已过瘴烟收，野象逢人自缩头。官路十程如砥去，举杯先贺到漳州。”道路的平直，甚至有过于中原。《元丰九域志》各州“地里”门载有诸州四里八到，如卷九广州“（去）东京四千七百里，东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惠州一百五里”。这么多的道路当中，应有驿路在内。若把宋代驿路里程累加起来，在十三四万里以上^[6]，规模比唐代还要大。白寿彝《中国交通史·隋唐宋时代之交通》仅依宋代幅员较隋唐为狭，推测“宋时国境内的交通干线，恐怕也要在三万五六千里以上”，其说去事实甚远。

驿路修成之后，驿树的栽种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论是从保护路基，荫蔽行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吸收尘土、消除噪音、美化环境的角度看，栽种驿树都是很有必要的。北方地势平旷，沙大风劲，栽种驿树尤为必要。陈与义《中牟道中二首》其二描写河南中牟县驿道的情形说：“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陆游《癸丑七月二十七夜梦游华岳庙》描写陕西驿道说：“驿树秋风急，关城莫角悲。”张耒《永城道中》描绘河南永城县官道说：“东行十日何所有？衰草白茅梁宋陂。大风官树吹半折，欲雨野云垂不飞。”由于风大，竟连官道边上的大树都吹折了，说明尽管种了驿树，但还是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不仅北方如此，南方也是这样。夏竦《天台道中》描绘台州一带驿路说：“驱马天台路，悠悠渐向晨。云开忽见寺，山尽偶逢人。细雨疏篁长，微烟古木春。行行遥驿道，落吹起轻尘。”也有轻尘，表明这个问题无论南北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正因为如此，宋朝政府才组织人力，在驿道两边栽种上树木。自真宗朝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宋真宗即下令于河北沿边官路左右栽种榆柳。九年，又采纳太常博士范应辰的建议，推而广之，令天下诸路递铺卒，于官道两侧种上榆柳等土地所宜树木，一则以荫行道，二则以供材用。仁宗庆历中，又令入川官路递铺兵于官道两旁逐段栽上林木，以备修葺桥道栈阁之用。至徽宗朝，多数地方均已驿树成行，仅剩福建等少数地方道路未被绿化。政和六年（1116）夏，朝廷以福建路所属八个州军驿路未种植树木，遂牒令此八州军“遍于驿路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共三十三万八千六百株，渐次长茂”（《宋会要辑稿》卷一四七四九《方域一〇》），并置籍管束，禁止砍伐。

虽然驿树各式各样，宋人却习惯于统称驿树。如田锡《桐溪行》：“东郊驿树连理枝，西庙丛篁十丈围。”王安中《试院对月》：“平明发邺城，暮宿清河涘。谯楼唱晚静，驿树惊飙驭。”陆游《金牛道中遇寒食》：“莺穿驿树惺愡语，马过溪桥蹀躞行。”也有称官树的，如张耒《赴官寿安泛汴》：“萧萧官树皆黄叶，处处村旗有浊醪。”晁公遡《秋日送客梁山道中》：“白露下木末，寒蜩抱枝鸣。道旁几官树，稍稍栖乌惊。”尽管都是实写，却不知其详。

史籍中关于宋代驿道绿化情况的资料很少，宋诗中的相关记载却极多，不失为研究本课题的极佳材料。从诗意看，无论南北，宋代驿道的绿化情况都比较好。郑獬《晚发关山》：“绿树连阴十三驿，从今归梦到家稀。”宋祁《送张士安同年赴上元尉》：“苑葩依日晚，官树共秋高。”曾巩《游麻姑山》：“军南古原行数里，忽见峻岭横千寻。谁开一径破苍翠，对植松柏何森森。”从中可见驿树都高大茂盛，长势之好，可比唐代两京驿道上的树木。

宋代驿道的绿化树种多为杨柳榆松等常见树种，其中柳树最普遍。宋诗中留存的这方面资料极多。如吕陶《城西龙祠二首》其一：“市桥官柳翠阴垂，路向西郊驻彩旗。”胡宿《江城春日》：“游骑自穿官柳去，落霞常伴彩桡归。”所谓官柳即由政府组织人力种植、所有权归政府所有的驿道柳。从诗句考察，宋代南方各地驿道普遍植柳，西自蜀中，东至江浙，南迄两广，所在多有。郑獬《雨夜怀唐安》：“归心日夜逆江流，官柳三千忆蜀州。”张耒《建平早次》：“野桥田径滑，官路柳条新。”两诗写成都和归州两地的官道柳。李彭《客庐山道中寄中上座》：“著行官柳拂人低，勾引风光挽客衣。”戴复古《淮上回九江》：“客程官路柳，心事故园梅。”写江西九江、淮河沿岸的官路柳。释道潜《邵伯道中》：“一道河流远接天，两行官柳复萧然。”邹浩《和路子高微雨中至山光寺》：“早钟郁郁穿云断，官柳垂垂夹道斜。”写运河沿岸、江苏润州驿道柳。还有泛咏驿柳的，如司马光《柳》：“驿道苦车马，田庐悲斧斤。谁栽官舍前，老朽完天真。”韩琦《新柳二阕》其二：“驿路行人东复西，等闲攀折损芳枝。”此类诗作的出现更表明驿道柳的普遍。除柳以外，还有杨树、梧桐、松树。蔡襄《通源驿别颜茂才》：“跃马东来不记时，酒醒寒色入征衣。垂杨官道连天去，落日邮亭别我归。”徐铉《寒食宿陈公塘上》：“垂杨界官道，茅屋倚高坡。”也有榆松等形状挺拔、观赏性强的树种以及梨橘柚等果树。张耒《发崔桥》：“野麦平芜陇，官榆卧古津。”吕祖谦《入越录》：“自是复出驿路，老梧离立道旁，濯濯如青玉干。”强至《道旁松》：“何年涧底栽，移植俯官道。腹空蚁穴众，枝瘦龙脊袅。”韩驹《顷年侍立集英殿见周表卿唱名第二客居临川表卿为宜黄丞岁满访别以诗送之》：“官居四合峰峦雨，驿路千林橘柚霜。”所植驿树既种类丰富，又各具特色：榆木树干高大，松树树干挺拔，四季常青；梨橘柚作为果树，果实可供行人食用；杨柳既树影婆娑，形态优美，又水旱皆宜，适应能力强，故都被宋人用作绿化树种。

驿树还包括驿庭树和驿门树，宋诗中也不乏记载。晁说之《宿洛川嘉槐驿其槐真可爱因思李承之待制尝为此县令有所建退省堂存焉》：“嗟予何所可，归去无田畴。惭愧庭下槐，百年霜霰秋。”陆游《题驿壁》：“轮囷古柳驿门前，籴米归迟突未烟。”吕本中《寒食二绝》其一：“梨花雪白柳深青，也似中原旧驿亭。”所写驿庭树和驿门树分别为槐柳柏梨，人工栽植的和野生的都有，难以分辨。

驿庭是行人休憩和活动的重要场所，庭院中的花草树木最易引起行客的注意，很多宋人馆驿诗文都提到庭中杂树，从中可见宋代驿道绿化情况的良好。以张耒文集为例，就可找到不少实例，如《宿合溜驿》：“空庭野雀噪，客至休我驹。”《寓淮阳驿二首》其二：“悠扬短日下西墙，庭叶吟风作夕凉。”写到空庭雀噪，庭叶萧萧，可见院中驿树的高大繁茂。

二

宋代都城汴京靠近运河，其他通都大邑也多在便水之处，水路交通较之唐代更发达，因此在南北主要江河上都置有水上驿路，运河、黄河、长江堤岸也被当作驿道，通使不绝，故宋代驿道的绿化也包括大江大河堤坝树木的栽种。宋朝政府从立国之初就很重视此事，屡次下诏安排。太祖建隆三年（962）十月，就诏令“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宋史》卷九三《河渠三》）。开宝五年（972）正月，又诏：“应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民欲广树艺者，听，其孤寡惸独者免。”（《宋史》卷九一《河渠一》）真宗天禧二年（1018）九月，朝廷采纳阁门祗候张君平的建议，诏汴河“沿河县令佐、使臣能植榆柳至万株者，书历为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二）。熙宁三年（1070）九月，同判都水监张巩建议在黄河河滩上栽种榆柳，“上批：‘速如所奏，庶早宽陕西配卒之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七年（1074）三月，仍诏诸路之有灾损者，委监司组织兴修“农田水利及堤岸沟河道路栽种林木土功之类。可以募夫者，并具利害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北宋历朝多有此类诏令具在。宋代官员考课制度还规定：朝廷主管水利的官员，“凡修堤岸，植榆柳，则视其勤惰多寡，以为殿最”（《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将植树造林一事纳入制度化管理的轨道，比唐代更规范。

朝廷既积极组织安排栽种，地方官也响应政府号召，认真贯彻实施，上下配合很是默契。除了奉诏种植的集体性行动外，地方官主动栽植驿树的也不少见。天圣三年（1025）三月，陈尧佐出知并州，鉴于汾河每年水涨都要漂溺州人，尧佐乃“为筑堤，植柳数万本，作柳溪亭，民赖其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谢德权推荐阁门祗候张君平领护汴河，兼督辇运。张君平鉴于前任官员因循旧制，堤防不固，乃“请沿河县植榆柳，为令佐、使臣课最”（《宋史》卷三二六《张君平传》）。真宗咸平中，谢德权领护汴河兼督辇运，凡“植树数十万以固岸”（《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这些绿化行动都效果显著，史册留名。

据载，水路驿树最盛的是运河沿岸，陆游《盱眙军翠屏堂记》记载说：“国家故都汴时，东出通津门，舟行历宋、亳、宿、泗，两堤列植榆柳槐楸，所在为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张耒《离宿州后寄兄弟》：“两行绿树当隋岸，一片春云限楚天。”《赴官寿安泛汴二首》其一：“萧萧官树皆黄叶，处处村旗有浊醪。”苏轼《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可见汴河两岸都有护堤的榆柳槐，排列成行，绵延千里，其规模气势可比唐代。(www.xing528.com)

南方各地普遍多山，多山之地的驿道有很多路段都在深山密林之中穿过，馆驿也掩映在万绿丛中，有如此理想的天然屏障作保护，胜过任何人工的绿化，不存在栽种驿树的问题。宋诗中对此也有记载，如张嵲《方城驿》：“古驿藏幽谷，回环乱峰稠。驿前山特秀，翠气光浮浮。晴日经短檐，奇温惊敝裘。门前万山道，过客空悠悠。”宋祁《黄化道》：“驿道云山里，悠悠千骑行。猿禽互啼啸，崖岭各阴晴。树合天疑窄，川回地忽平。锦官何日到，菖叶已催耕。”廖刚《山间早行题和溪驿》：“路入龙溪晓，烟村暝不分。水声浑绕石，山色半含云。掠马惊飞雉，窥人走骇麏。空林惟鸟语，深荐忽兰芬。谷暗吟蛙部，崖苍织藓文。野花红复白，相照自缤纷。”陆游《梦行小益道中》：“栈云零乱驮铃声，驿树轮囷桦烛明。”“榉柳林边候吏迎，血涂草棘虎纵横。”像这样的驿道和馆驿，本身就古木参天，根本就无人工绿化的必要，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欣赏它，保护它。

其次，也并不是所有的宋代驿道都需要绿化，只有本朝新开的驿路才需做此项工作。五代北宋都城东移，政治格局、城市布局、交通网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首都的东迁，洛阳以西的驿道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唐朝曾经行旅发达、盛极一时的长安至荆南驿路被废弃，仅邓州以南至荆州一段保留了部分旧路。洛阳至幽州的驿道，由唐代的取道太行山东麓而东移到河南省的东部，从汴州出发蜿蜒北进。曾经为天下道途所出的关中沦为天下一州，仅川陕、河南、山东、江淮、两浙的部分驿路承袭前朝，其他各地新开的驿道更多。而两宋三百余年间，废弃的驿道也相当繁多。对于那些旧有的驿道，须补栽驿树。新开的驿道除经过山林者以外，都须新植驿树，枯死及人为砍伐的驿树也须补栽，这些也属宋代驿道绿化的范围。

三

宋代的驿道和馆驿都属国有，驿树的栽种理所当然地只能由政府组织，而不可能是个人行为或一二人、三数地方的自发性举动。朝廷组织既勤，地方政府官员为政一方也政绩不菲，经常组织民户修治驿道，有绩可称。仁宗朝，蔡挺知南安军，提点江西刑狱，看到自大庾岭下南至广州，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庇护，乃与时任广东转运使的胞兄蔡抗谋划，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李璋仁宗朝出知郓州，发卒调夫修路数十里，夹道植柳，人指为“李公柳”。英宗朝，河北雄州也曾组织人手于“雄州城下挟路莳柳至辽界上，后多死，知州李中祐莳补之”（《宋会要辑稿》卷四七一二《兵二八之二》）。蔡襄英宗朝知泉州，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苏轼元祐中知杭州，开湖辟路，夹道植柳。傅命之为梓州路转运副使，庆历初，组织民众植柳榆。陶弼为阳朔令，组织民众植木官道旁，夹路数百里，方便行人，邻近州郡纷纷仿效。陈尧叟为广南西路转运使，以其地气炎蒸，为植树凿井，设置亭舍以便行旅，道路歌咏。这些都是史册流传，值得称道的善政。

宋人不仅努力种植驿树，也积极采取措施保护驿树。宋初平定天下的战争中，曾有过为开辟进军路线而伐木除道的事，但此后这种做法就被明令禁止。真宗东封泰山时，即“敕所过毋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宋史》卷三一〇《李迪传》）。徽宗朝，福建等地道路刚刚栽种上驿树，随即令各个州府都置籍管束，禁止随便采伐，辄采伐者杖八十，辄伐系官山林者罚钱二十贯。尽管某些地方官不听招呼，大兴土木，但除了修筑驿舍、兴建维修官舍及造船业等必要用材以外，其他时候还是很少乱砍滥伐驿树的，这也是宋朝驿树始终保持得较好的原因之一。

【注释】

[1]本节全文刊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参见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79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3]本节原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参见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120—124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5]对于宋代驿道的绿化问题，史学界虽无专文研讨，但涉及这一题目的成果甚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谢志诚《从生态效益看宋代在平原区造林的意义》（《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宋代的造林毁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都对本文的撰写颇有帮助，谨此注明以表谢意。

[6]此据《宋会要辑稿·方域十》的数据推测，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传》（《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亦认为，元丰年间，全国有驿路13.275万里，结论与本人的推测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