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南方驿道绿化成果：唐人诗文作证

唐代驿道官树之盛，每为读史者所注目，并屡屡见诸唐人诗文。张说《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昨从分陕山南口，驰道依依渐花柳。……渭桥南渡花如扑，麦陇青青断人目。汉家行树直新丰，秦地骊山抱温谷。”白居易《西行》：“寿安流水馆，硖石青山郭。官道柳阴阴，行宫花漠漠。”此种情况，虽也受到大家注意，但论者关注的重点，却一直是东西两京的绿化，间或涉及敦煌、西域。新时期以来，屡有这方面的论文问世，如《中国古都研究》第11辑李令福的《唐都长安的绿化》，《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郑炳林的《唐五代敦煌种植林研究》。但研究重心尚未转移到驿道绿化上来，故有必要展开此项研究。考虑到唐代驿路分布颇广，驿程辽远，应当分区域展开讨论，本文借助唐人诗文提供的材料，专论唐南方驿道的绿化。

一

所谓绿化是一个现代概念，原指栽种树木花草等绿色植物，以改善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措施，唐代尚处在中古时期，自然环境处于原始状态，本不存在绿化问题。但对于交通繁忙的重要驿道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交通量大，官员、使客、军健、迁客、流人络绎于途，商旅不绝，每值秋赋之期或“选集”之日，来自各地的举子和选人便风趋雾集，齐赴京城；每逢军情紧急之际，驿路上就使车飞驰，千军万马。可是当时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驿路都是原始的泥土路，路面只能随地势而起伏，旱季则尘土飞扬，雨季则道路泥泞，行旅阻塞，因此在驿道两旁栽种树木以保护驿道，吸附尘土，荫蔽行人，就显得十分必要。

先唐时期，人们已开始在驿道侧植树，但那并不是为了绿化道路，而只是为了“表道”，即通过驿树来标明道路里程，《国语·周语中》：“列树以表道，立鄙氏以守路。”此为“周制”，影响很大。先秦至隋，除了石赵等北方政权在河北平原道路上有过几次绿化举措外，其他时候栽树一直是仿效周代古制，“列树表道”，表道树或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植树如此稀疏，显然起不到绿化作用，但夹道植树的方式却是绿化的开端，这对隋唐人是有启发的。自隋代始，便已开始驿道的绿化。炀帝兴修两京行宫、开凿运河之际，两京驿路和洛阳东通扬、越的驿路都先后栽上许多驿树。唐室立国，驿程远迈于前，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称全国驿道总里程有五万里，刘希为《隋唐交通》谓不少于七万里。新增的驿道中，在南方的尤多。这些道路两侧大都栽种了树木，绿化程度视驿道的闲剧而定。交通最繁忙的要数唐两京通往南方的两条主要驿道。一条从汴州东出发，经扬州，与联通苏、杭诸州的两浙驿路相接，自两浙可通江西、岭表，它的西端是从上都至汴州的“大路驿”，即全国第一驿路；一条自荆、鄂诸州南通湘中、岭南，东达吴越，西抵山、剑、滇、黔，它的北端是从上都至荆南的“次路驿”（《唐会要》卷六一《馆驿》），即仅次于两京驿路的全国第二驿路。唐南北交通主要靠这两条道路维持，绿化工作自以这两条道路做得较好。

汴州以东的运河水路，乃是国家的“贡赋所由”，是唐朝最重要的水上驿道，沿途馆驿密布。为了保护河堤，早在隋代，人们就在堤上遍植杨柳榆。《大业杂记》：“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自山阳淮至于杨子入江，三百余里，……两岸为大道，种榆柳。”唐人题咏颇多，白居易《隋堤柳》：“西至黄河东至淮，夹岸一千三百里。”汪遵《隋柳》：“夹浪分堤万树余。”可见当时树势之盛。很多中晚唐人还见过此树，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隋柳不断枯死。睿宗先天时，文士王泠然的《汴堤柳》就说：“流从巩北分河口，直到淮南种官柳。……今日摧残何用道，数里曾无一株好。驿骑征帆损更多，山精野魅藏应老。”到文宗大和中，已是“河柳衰谢，邑居更易”（李绅《过吴门二十四韵》自注）。由于不断枯死，唐代沿河州县组织人力，陆续添植了新的树木，自巩、洛向东，所在皆是。大历四年（769）秋，韦应物自京赴扬州，作《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云：“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所言“寒树”即运河沿岸树丛。薛能《下第后夷门乘舟至永城驿题》：“连浦一城兼汴宋，夹堤千柳杂唐隋。”“千柳杂唐隋”表明换种的树种之多。河堤驿树除柳外，槐树最多，王建《汴路即事》：“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既云“千里”，则所种不少。

除水路外，自两浙、扬、楚，西至汴、洛，另有一条与运河大致平行的陆上驿路以通行旅，东南诸道的“岁贡”物品，如明州的淡蚶，越州的吴绢，睦州的文绫等，常沿着这条路线递送至长安，使客商旅，往来频繁，因而驿路也被绿化。与水路相比，这条陆路的绿化丝毫不逊色。宋州、寿州道上柳最多，白居易《板桥路》：“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是写宋州西通汴州道上的驿树。姚合《送刘詹事赴寿州》：“隋堤傍杨柳，楚驿在波涛。”谓往寿州道旁有杨柳。再往南，便至扬、楚驿路，驿树多竹木，呈现出明显的南方地域特征，李嘉祐《登楚州城望驿路十余里山村竹林相次交映》：“十里山村道，千峰栎树林。”孟浩然《渡扬子江》：“林开扬子驿，山出润州城。”据二诗，驿道是从山林中越过，诗中的行道树实是野生林，修筑驿路时有意将其保留在路边。当时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孙逖《扬子江楼》：“驿道青枫外，人烟绿屿间。”李绅《宿扬州》：“浅深红树见扬州。”所说驿树都是野生枫林。

唐代江南东西二道土壤肥沃，降水丰沛，绿化条件较好，而唐室在经济上也特别倚重此地。地方官在任，普遍重视维持交通，各主要道路都栽上了驿树，使得这里成为唐南方驿道绿化做得最好的地区。唐人在这一带所作诗中，若明言“驿树”者，一般都是指人工栽种的树木，扬州、无锡、润州、杭州、苏州驿道，无锡西南通宣、歙驿路沿途，随处可见。皇甫冉《与诸公同登无锡北楼》：“驿树寒仍密，渔舟晚自还。”《送康判官往新安赋得江路西南永》：“驿树收残雨，渔家带夕阳。”贾岛《喜姚郎中自杭州回》：“路多枫树林，累日泊青阴。”三诗分写江浙三州。这些树木，植于唐初，至盛中唐，已历百余年，高大茂密，引人注目，故屡见于唐诗。王昌龄《送郑判官》：“东楚吴山驿树微，轺车衔命奉恩辉。”这位郑判官往使镇江，知王诗中的驿树在镇江。皇甫冉《临平道赠同舟人》：“远山谁辨江南北，长路空随树浅深。”临平在余杭东北，他写的是杭州驿树。綦毋潜《送储十二还庄城》：“寂历道傍树，瞳眬原上霞。”韩翃《送苏州姚长史》：“江城驿路长，烟树过云阳。”庄城在润州金坛西北，云阳即江苏丹阳，二地均在润州，知二诗写的是润州北通扬、楚驿树，据韩诗，这条路上多柳树。顾况《南归》：“急雨江帆重，残更驿树深。乡关殊可望，渐渐入吴音。”则是写苏州驿树，顾况苏州人，南归途中见到家乡驿树，感到格外亲切。衢州驿路树种驳杂，杜牧《龙丘途中》“惟看万树合，不见一枝开”是总写。

江西驿路多枫竹柳。白居易《伤远行赋》：“茫茫兮二千五百里，自鄱阳而归洛阳。……枫林郁其百寻，涵瘴烟之苍苍。”贯休《鄱阳道中作》：“鄱阳古岸边，无一树无蝉。”李嘉祐《送裴员外往江南》：“枫林缘楚塞，水驿到湓城。”诗中楚指“吴头楚尾”的江西。其他州也是如此，崔国辅《宿豫章馆》：“杨柳映春江，江南转佳丽。”曹松《钟陵野步》：“渚樯齐驿树，山鸟入公田。”二诗是写洪州驿路的绿化情景。齐己《宜阳道中作》：“枫叶红遮店，芒花白满坡。”是写袁州，诗中的店指袁州驿道边的旅店。张祜《题干越亭》：“树梢藏竹鸟啼多。”刘长卿《登干越亭作》：“天南悠望绝，亭上柳条新。”则是述饶州，干越亭是饶州著名的客亭，在饶州通岭南的驿道上。

洛阳南面有一条驿路，直通襄、荆。城南郊路段多桃柳。杜甫《龙门》：“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龙门在洛阳南郊驿路上，唐设龙门驿。李贺《洛阳城外别皇甫湜》：“冬树束生涩，晚紫凝华天。”诗中的“冬树”正在此路上。杜、李诗中的驿树指桃李，顾况《洛阳行送洛阳韦七明府》“始上龙门望洛川，洛阳桃李艳阳天”之句可证。自龙门往南，渡伊水，至彭婆馆，沿路植杨柳，戴叔伦《彭婆馆逢韦判官使还》：“寂寞伊川上，杨花空自飞。”伊川在龙门以南，驿路系沿河谷南走。以下至白沙馆一带，驿路在山中延伸，两侧多野生林，许浑《行次白沙馆先寄上河南王侍郎》：“夜程何处宿，山叠树层层。”赵嘏《寒食离白沙》：“试上方垣望春野，万条杨柳拂青天。”写的都是白沙馆四周的天然林。南去汝州，却以南方竹树为主，李白《离彭婆值雨投临汝》：“投馆野花边，蠃骖跨不前。山桥断行路，溪雨涨春田。树冷无栖鸟，村深起暮烟。”时诗人往返于洛、汝间^[4]。

长安至荆南驿路，唐人又称商山路、商於路，是大陆中部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行旅颇盛。由于地位重要，交通建设很早就受到重视。早在中宗景龙中，崔湜就开凿过“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唐后期，此路因连接东南八道而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汴路受阻，这条路就成为南方各地的“贡赋所由”，其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朝廷择官，十分慎重，受命者无不深感荷寄之重，在任均以开路置驿、维持交通为首要任务，地方官以善治邮驿而著政声的颇多。李华《临湍县令厅壁记》：“至德之间，狂虏南侵，南阳为战地，地荒人散，千里无烟。犹以邮置之冲，往复王命，权置官吏，招集疲人。”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饰传遽之舍，作栖旅之馆。储什器之用，盖余力也。”都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除了置馆驿、开旅店外，驿道绿化也属于交通建设的重要一环，故沿线驿道先后植上驿树，钱起《清泥驿迎献王侍御》：“森森入郭树，一道引飞霜。”柳宗元《商山临路有孤松》：“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雍陶《洛源驿戏题》：“柳阴春岭鸟新啼，暖色浓烟深处迷。”三诗分写此路沿线青泥驿、商山驿、洛源驿的绿化情况，以松柳为主。邓州境内地势开阔，适宜绿化，驿树整齐，刘禹锡《顺阳歌》：“朝辞官军驿，前望顺阳路。野水啮荒坟，秋虫镂官树。”顺阳在邓州，诗句是写邓州驿树。南阳盆地驿道，树势更盛。杜牧《途中作》：“绿树南阳道，千峰势远随。碧溪风澹态，芳树雨余姿。”从“千峰远随”之句可知沿路驿道都植上了驿树。邓州南至襄樊，驿树也颇有气象，白居易《寄微之三首》之二：“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对此作了形象描述。南出襄樊，便至宜城县，道有驿树，刘禹锡《宜城歌》：“野水绕空城，行尘起孤驿。荒台侧生树，石碣阳镌额。”韩愈《记宜城驿》亦谓驿东北有“旧时高木万株，多不得其名”。路旁有楚昭王庙，韩愈《题楚昭王庙》：“城阙连云草树荒。”知这一线多古树。其中不少路段多野生林木，王建《荆门行》：“岘亭西南路多曲，栎林深深石镞镞。”诗中的栎林即山地间成片的野生林。自襄樊南行，便进入辽阔的江汉平原，一路上但见驿树密置，有如行列，一直延伸到荆州近郊。刘禹锡《荆州道怀古》：“马嘶古树行人歇。”《后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千行宰树荆州道。”“宰树”即前代遗留下来的墓树，唐时已经临路，成为驿树。

荆州以南多古柳，曹松《荆南道中》：“高柳莫遮寒月落，空桑不放夜风回。”罗隐《宿纪南驿》：“策蹇南游忆楚朝，阴风淅淅树萧萧。”纪南驿在荆南道上。荆州东至武昌驿道多松竹柳，南方生态特征更加鲜明，皇甫冉《山中五咏·门柳》：“接影武昌城，分行汉南道。”武昌妓《续韦蟾诗》：“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描述武昌官道柳之盛。自荆州往湘西北的澧、朗二州亦有驿树，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驿楼官树近，疲马再三嘶。”潜水驿在朗州，从州北过江，便至荆州，唐有驿路，刘诗中的“官树”即指此道之树。(www.xing528.com)

岳州至潭州间主要靠湘江水路维持交通，但也有陆路联结，杨衡《送人流雷州》：“地图经大庾，水驿过长沙。”姚合《送林使君赴邵州》：“驿路算程多是水，州图管地少于山。”说明诗中的驿路是水陆相连构成的一条通路，湖南多山，有不少路段在山林中穿过，如果说有驿树，那实际上多是路旁的野生林，真正人工栽种的不多见，张谓《道林寺送莫侍御》“薛萝通驿骑，山竹挂朝衣”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这种绿化状况与唐代湖南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是适应的。但地势平坦的路段，如长沙、衡阳、郴州间道路还是植有驿树的，刘禹锡《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书情题郡斋八韵》：“城头鹤立处，驿树凤栖来。旧路芳尘在，新恩驿骑催。”诗中的驿树就在郴州北的栖凤驿，从诗可知，此路常有驿骑南来北去，故也植树。

中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东南诸州，南北交通日益频繁。适应这一形势，南方各地陆续新辟了一些驿道，并植上行道树。《唐会要》卷八六《道路》载，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华自商州开路至河南内乡，长七百余里，修桥道，起官舍，植官树，以便行旅。在西边，则以秦蜀驿道最称艰险，故修治最多，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考证，元和以后，单褒斜道就修治过七次。大中三年（849），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开文川谷新路以南通巴蜀，孙樵《兴元新路记》详细记述了这条新路上的道路绿化状况，云：“路旁树往往如挂尘缨，　　而长，从风纷然，讯于薪者，曰：此泥榆也。……路如九衢，夹道植树，步步一株。……西行一二里，夹路多松竹。”其中有的是野生树，无树的平地则自山中移栽树木。

成都平原自古为膏腴之地，通往成都的主要道路也绿化得很好，杜甫居蜀中多年，曾亲见，并数见诗中。《市郊》：“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长吟》：“江渚翻鸥戏，官桥带柳阴。”二诗分别作于上元、永泰中，诗中所谓“官柳”即官道两侧之柳，从杜诗看，沿江驿道两边都植有柳树。

唐代北方驿路多槐榆，南方则大都是适应暖湿气候的松竹。槐只适应北方内陆干燥寒冷的环境，在湿热多雨的南方反易枯死，即使活下来生长也不旺，白居易《庭槐》专记此事：“南方饶竹树，唯有青槐稀。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我家渭水北，此树阴前墀。”他得出的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性，如湖南就槐少柳多。五代时马希广占据长沙，建立马楚。立国之初，在潭州城中街道种上槐树，柳无一二，成活率极低，后马希萼逐之自代，皆变为种柳。马氏本北人，不知南方水土，故先栽槐，失败后，改种柳。《全唐诗》卷八七九《湖南童谣》：“湖南城郭好长街，竟栽柳树不栽槐。”写的就是此事。

二

唐代南方驿道绿化之所以成效显著，主要是因为这项工作具有战略意义。通往南方主要道路绿化程度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交通的通塞，而且关系到政令的颁行，下情的上达。正因为如此，统治者在兴修道路时，才不能不将绿化纳入到施政范围内，从隋炀帝到唐高宗、玄宗，再到宣宗，每一次重大交通建设，都由中央牵头，地方组织实施绿化。驿道绿化并不属于军国要务，不可能单独进行，而只能与道路整修等其他军政要务配套进行，才能收到实效，这也是唐代南方驿道绿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唐代南方虽然经济落后，但大历、贞元以来，唐室越来越重视南方，在这里新置了许多使府，改置、增设了不少州县，地方官的选择与任命更加精审，这些措施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南方诸州之间，新修的道路越来越多，这一变化，已经反映到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该书记载，南方诸州大多数都有“四至八到”。地方官为了树立政绩，往往留意于修桥补路，植树造林，在这方面惠政甚多。白居易性好栽种，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他先后出刺江、忠、苏、杭四州，在南方为官四政，每到一郡，必多事栽种。白氏文集中，叙写栽树种草之类事情的诗文多达近二十首，所栽树种之多，在唐文人中首屈一指。苏州虎丘寺风景秀丽，游人如织，但行旅不便，白居易刺郡，乃重修道路，种植桃李数千株，并撰诗纪之曰：“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白居易《武丘寺路》）杨凭为湖南观察使，在长沙城里修筑一个堂宇，种植的树木花草多达七八种，事载柳宗元《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柳宗元自己在柳州也种植了很多树木，韩愈还将此事写进了《柳州罗池庙碑》。柳宗元担任永州司马，绿化也做得好，死后还有“木奴千树”“柳门竹巷”等遗迹在。大历中，吴谦在浙东为刺史，有善政，民间歌曰：“城西有寺临水涘，翠松列植路如坻。问之耆老此为谁？唐大历间吴刺史。”（《延祐四明志》卷一五《祠社考》）这些官员植树造林，不是出于行政命令，而是出于自己的爱好，视之为怡情养性的手段。平民百姓也主动种树绿化驿道，植榆成林，构筑茅屋，方便行人。至于士大夫的私家别墅园林，绿化就做得更好了。白居易在两京的宅第都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白居易《养竹记》）的园林式建筑。再比如馆驿绿化，也很出色，人们在馆驿中植树种草，如襄阳的涢川馆种有丛生的水竹，褒斜道的山驿中植上了青桐花，景致诱人。

再则依照唐代馆驿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所有道路交通，都有使官经管。京城以京兆尹充馆驿使，地方政府各选办事能力强的判官一人专知馆驿道路，每驿皆有驿长一名主持驿政，绿化馆驿，保护驿树，添补死损，保证无过阙。严密的馆驿制度与交通管理体系为驿道绿化提供了组织保障，故依托交通管理体系配套实施，是唐代南方驿道绿化的又一重要特色。

另一方面，政府对驿树也保护得好，无论京城还是各地，官树一律不许随便砍伐，致令死损，不许在官道上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死损者令地方官员组织人力及时填补。官街树缺，也令随即填补，所在桥路随时修葺。京城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唐会要》卷八六《街巷》），因为垦植过度会伤及街衢沿途的官槐官柳，造成死损。凡此种种，皆可见政府对官树的重视。地方官也自觉保护驿树，这种保护意识是绿化卓有成效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