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京驿道绿化成效显著的原因及驿树保护法制化

唐代两京驿道的绿化成效显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驿树的栽种有着很好的制度保证。此项工作由中央制定政策，组织监督，各地实施，并与交通管理体系配套。如开元二十八年（740）在两京道种果树，便是由朝廷派出兼巡馆驿的监察御史郑审充使，组织沿途州牧、县令分段栽种。依照唐代馆驿制度，各地州县长官都兼管该地区的馆驿与交通，京兆、河南、太原尹兼管本府馆驿道路，诸州县令长兼管本州本县馆驿道路。主驿的重要驿政之一是绿化馆驿，保护驿树，这也是效古法。据顾炎武考证，古人必在官道旁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早在西周时就是如此，“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阶”（《日知录集释》卷一二《官树》）。可见唐人的做法渊源有自。

其次，唐两京驿道绿化，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唐代官员大都是进士、明经出身，有文化修养，懂得保护树木。《太平广记》卷四九六《张造》载，贞元中，度支拟取两京官道大槐为薪，另栽小树填补，华阴县尉张造便站出来坚决反对，官道大槐因此都被保护下来，张造也以善“批省牒”而闻名于唐。有这样的人在，绿化工作当然会有成效。更为重要的是，唐代地方官在任，都喜爱种植树木花草，修桥植树已成为其政绩的重要标志，那时，官不分大小，人不论文武，主动植树的多。杜牧在湖州闲居，就在馆驿中种梅、竹、山石榴，事载《全唐诗》卷五二二杜牧《栽竹》《梅》《山石榴》。柳宗元刺柳州，官闲无事，遂于城内大街“树以名木”（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襄阳节使府中的“赵从事”在清水驿种上丛竹，见柳宗元《清水驿丛竹天水赵云余手种一十二茎》诗。严绶镇守山南，创置褒城驿，并种上梨竹各千株，见元稹《褒城驿》。孟简刺常州，修复东山昆陵驿，“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玩”（李绅《昆陵东山序》）。李渤刺江州，筑堤三千五百尺，“植之杨槐”（李翱《江州南湖堤铭序》）。白居易在江州、忠州、杭州，元稹在同州，杨凭观察湖南，薛能在周至县，都曾广事种植，而且是出于爱好，视之为怡情养性的手段。僧人、道士主动种树木的更多，唐代的寺观环境那么幽雅宜人，就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平民百姓也主动种树绿化驿道，如《太平广记》卷三六五中的王申子，便“手植榆于路傍成林”。至于士大夫的私家别墅园林，就绿化得更好了，李德裕的平泉山庄、裴度的绿野山庄、白居易的履道里宅都是绿化得最好的。再如馆驿的绿化也甚有可称，人们不但在其中植树，还广种花草。襄阳的涢川馆有丛生的水竹，蜀路上的斜谷邮亭有海棠，褒城驿有罕见的亚枝红，褒斜道山驿中植有青桐花，杭州樟亭驿种上了樱桃，两京道上敷水驿种上了小桃，甘棠馆多竹桂，小馆长着野棠，这些都已见诸唐诗。(www.xing528.com)

再次，唐朝制定了明确的法律以保护驿树。除了南方多虎的州郡如淮南、商州官道，规定两侧十步之内树木必须砍光，以防老虎等猛兽袭击行人外，其他的官街、官道树一律不许随便砍伐。《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规定，侵犯街巷、阡陌者杖七十，随便在官道种植垦食者笞五十，且“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广德元年（763）八月，针对当时“诸军及诸府，皆于道路开凿营种”的情况，令“诸道诸使及州府长吏，即差官巡检，各依旧路，不得辄有耕种，并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葺”。因为一有耕种就会损伤驿树。大历八年（773）七月下敕，令填补诸道官路树木，称：“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唐会要》卷八六《道路》）大历二年（767）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所种树，其已滋茂者“不得使有斫伐，致令死损。并诸桥道，亦须勾当”（《唐会要》卷八六《街巷》），可见唐朝政府对官树的重视，这是绿化卓有成效的又一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