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京驿道的绿化历史与现状

两京官道自长安东出灞桥，过昭应县至华州、潼关，此为西段；东出潼关，经湖城、弘农至陕州陕县，再经硖石、永宁、福昌、寿安至洛阳，是为东段。自隋末至盛唐百余年间，在这条驿道上栽植的驿树以槐柳为主，中间夹有前朝古树，唐太宗《入潼关》“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写的就是这些古树。当然更多的是新栽的驿树，由于当时树龄尚小，故无人提及。经百余年的生长发育，至玄宗朝，驿树始盛，于是见诸唐人诗章。张说《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昨从分陕山南口，驰道依依渐花柳。……渭桥南渡花如扑，麦陇青青断人目。汉家行树直新丰，秦地骊山抱温谷。”对此作了生动描述，使人感受到它那不凡的气象。以下按照自西向东的顺序，对这条驿道上的绿化概况作一简说。

东出都门的长乐坡、灞桥驿一带行道树以柳为主。卢纶《与从弟瑾同下第后出关言别》其二：“杂花飞尽柳阴阴，官路逶迤绿草深。”李商隐《柳》“清明带雨临官道，晚日含风拂野桥”都是题咏它，不过这四五十里驿路两侧，有的是人工栽植的“官柳”，有的是野生柳，难以分辨。自昭应到华州华岳附近，仍是槐柳间杂，白居易《狐泉店前作》谓“野狐泉上柳花飞”，前引张说诗亦谓分陕之地的驰道上尽是“花柳”。陕州以东的官路，以崤山为界，分南北两段，北道路程稍便近，但险狭，不便行旅；南道迂曲，但宽阔，且驿馆密集，景色清丽，因此唐人一般走南道^[2]，其间稠植树木，薛逢《座中走笔送前萧使君》：“槐柳阴阴五月天。”白居易《西还寿安路西歇马》：“槐阴歇鞍马，柳絮惹衣巾。”王涤《和三乡诗》：“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春风。”三诗皆可证南道四百里驿路上槐柳相间。

然而这条路上的官槐之盛又远过于柳。槐的树形高大，枝叶茂盛，形状秀美，尤其是西段栽得最多，唐人诗中屡见。王昌龄《少年行二首》其一：“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王维《送李睢阳》：“槐阴阴，到潼关。”孟浩然《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向夕槐烟起，葱茏池馆曛。”三首诗作或虚或实，写的都是西段。从这些诗看，玄宗朝两京道官槐已颇具规模。玄宗又在该道种上桃李以供行人享用，这更属创举。《旧唐书·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八年（740）春正月，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据《唐会要》卷八六《道路》，此次行动由监察御史郑审充使。二十五年五月至二十八年，他以殿中侍御史兼馆驿使，巡察两京馆驿，故委他兼管此事，并有《奉使巡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秦因咏》诗以纪：“圣德周天壤，韶华满帝畿。九重承涣汗，千里树芳菲。陕塞余阴薄，关河旧色微。发生和气动，封植众心归。春露条应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盖，香扑使臣衣。入径迷驰道，分行接禁闱。何当扈仙跸，攀折奉恩辉。”诗中说自己奉命在两京驿道上“千里树芳菲”，自陕州、潼关至于东西两京禁苑，沿途驿路都植上了果树，但未说明此次所栽为何种果树。据储光羲《过新丰道中》“诏书置嘉木，众言桃李好”及其自注“二十八年，有诏植果”，知此次所植为桃李。此后直到中晚唐，此事仍有人题咏。朱庆馀《种花》：“忆昔两京官道上，可怜桃李昼阴垂。不知谁作巡花使，空记玄宗遣种时。”温庭筠《敷水小桃盛开因题》：“敷水小桥东，绢绢照露丛。”此类诗句表达了后人对这项惠政的赞颂之情。

天宝以后，两京道官槐树势益盛，贞元时此树已“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国史补》卷上），高大整齐，气势壮观。其中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大槐，如华州官道边“有槐甚大，葱郁周回，可荫数亩”（《太平广记》卷四〇七引《闻奇录》）。虢州阌乡县盘豆馆东的官道上有一大槐，耸入云天，人称“两京道上槐王”。另一大槐称荆山槐，“枝干扶苏，近欲十围”（卷四一六引《传奇》），树势可与“槐王”匹敌。这里的古槐非常著名，为文士所爱赏，权德舆《盘豆驿》“盘豆绿云上古驿”将槐树喻为“绿云”，可以想见其高大茂密。元和、长庆时的诗人见到的官槐，气势更加壮观，武元衡《送唐次》：“青槐驿路长，白日离尊晚。”韩愈《送进士刘师服东归》：“泥雨城东路，夏槐作云屯。”顾非熊《秋日陕州道中作》：“树势标秦远，天形到岳低。”写的都是耸入云霄的高槐。李贺元和间所作诗，更是屡次提及或描写两京道“官槐”“行槐”，如《春归昌谷》：“春热张鹤盖，兔目官槐小。”《勉爱行三首送小季之庐山》其二：“别柳当马头，官槐如兔目。”《送韦仁实兄弟入关》：“行槐引西道，青梢长攒攒。”都是他往返两京驿路上亲眼所见。此时的官槐，已久历年岁，确已成为两京官道上最为醒目的景观，因此进入唐文人笔下，成为构筑诗歌意境的重要意象。白居易《赠皇甫宾客》：“轻衣稳马槐阴路，渐近东来渐少尘。”径称其为“槐阴路”，以官槐作为官道的代称。直到晚唐，此槐还不断出现在文人笔下，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树色随关迥。”罗邺《入关》：“古道槐花满树开。”司马札《自渭南晚次华州》：“火云入村巷，余雨依驿树。”三诗写的都是华州官道大槐。(www.xing528.com)

唐末五代遭逢世乱，驿树遭到严重破坏，古槐枯死凋零，鸟啄虫害，渐失往日之盛，吴融《题湖城县西道中槐树》：“零落欹斜此路中，盛时曾识太平风。……而今只有孤根在，鸟啄虫穿没乱蓬。”李涉《寄河阳从事杨潜》：“昔时槐柳八百里，路傍五月清阴起。只今零落几株残，根枯半死黄河水。”李涉生活在元和、宝历间，则此槐自中唐后期就渐枯死，未得到及时填补。五代至宋，政治中心步步东移，官道地位大降，官槐遭到厄运。《鸡肋编》卷上：“宣和壬寅岁，自京师至关西，槐树皆无花。”所写皆前代古树，未见有新植的记载。至于南宋绍兴中，此槐所剩无几。郑刚中奉使雍州，作《西征道里记》，文中记载的古槐仅有一棵，在潼关西店，传说刘希夷尝藏书槐腹。

两京道沿途有许多行宫。兴建之初，也曾稠种槐松柏等树种，罗邺《槐花》：“行宫门外陌铜驼，两畔分栽此最多。欲到清秋近时节，争开金蕊向关河。”就是写实之笔。中唐以后，前代所植宫树皆高耸入云，皇甫曾《萼岭四望》：“离宫秋树独苍苍。”王建《上阳宫》：“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韩愈《和李司勋过连昌宫》：“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可见树势极盛，这还载入了宋人笔记中，《南部新书》己卷：“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耳。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屡经兵寇而不被斫伐。”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在唐亡以后还存活了相当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