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绿化本是一个现代概念，原指栽种树木花草草皮等绿色植物，以改善自然环境与人民生活条件的措施。隋唐社会发展程度低，自然环境处于原始状态，本不存在绿化问题，驿道绿化更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对于两京驿道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该道处在京畿重地，是大陆中、东部地区通向京城众多道路的总汇，自关中辐射出去的道路，可达两河、山东、江淮、荆湘、岭表、巴蜀，驿道上商旅不绝，骡马成群。一年一度，每值秋赋之期或佣选之日，举子与选人便“风趋洛邑，雾委咸京”（《唐摭言》卷一三《无名子谤议》），时局紧张之际，更是驿骑星驰。《太平广记》卷四九〇《东阳夜怪录》所载一客诗“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形象描写了这里交通的繁忙。唐后期，京城与东部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两京驿道上的这种繁忙局面有增无减，故贞元二年（786）此道即被确定为“大路驿”，即全国第一驿道。但此道都是泥沙路，经不起雨水冲刷，种植驿树可以稳固路基，吸附尘埃，荫蔽行人，因此隋唐立国之初，在修治驿路的同时，也开始了驿道的绿化过程。
两京驿道自西向东，沿途经过京兆府、华、陕、虢、洛诸州府，全长八百五十里左右。它的绿化，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开皇、大业间，是为创始期。此时，以东西两京为中心城市的政治格局开始确立，这是这条驿道被绿化的社会政治背景。隋室定鼎关中，但从全国地理位置看，却是僻处西北，为了经营山东，统治江南，必须加强与东部地区的联系，为此就设法大力发展交通。通往东部平原区的周隋旧路最先受到重视，它的修治被认为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开皇九年（589），晋王杨广自扬州回京，就开始复修湖城至灵宝间的驿路。大业元年（605），炀帝营建东京，“废二郩道，开葼栅道”（《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大业元年）。以后他频幸东南，为备行幸，大兴土木，一边修驿路，筑行宫，一边开始了驿道绿化，调集夫役，自西京至东都，广置离宫别馆，又开辟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贞观政要》卷一〇《论行幸第三十七》），规模之大，古无其比。
第二阶段，唐高宗、武后时期，是为高峰期。隋亡，炀帝未竟的事业只能留待唐人完成，其绿化成果也为李唐所全盘继承。唐初百废待兴，无暇顾及驿道修治与绿化，太宗朝洛阳尚称为洛阳宫，可见其地位仍低，两京道路建设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自高宗朝开始，形势就开始发生变化。高宗性喜田游，视两京为皇室之东西两宫，车驾往返颇多。上元二年（675），高宗将还西京，谓司农少卿韦机曰：“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记》）既然时常巡幸，沿途必多置行宫。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册《长安洛阳驿道》共考出两京道上行宫二十一座，除少数几座是前代旧宫外，大部分系显庆、咸亨、仪凤、长安中新置，其中，显庆至长安这五十余年是行宫与道路建设的高峰期。调露元年（679）九月，高宗幸并州，并州长史李冲玄为避开妒女寺，发数万人别开御道，事载《封氏闻见记》卷九《刚正》。永淳间，大规模修治御路，人手不够，岐州等地甚至连妇女都被拉去充当夫役，“修平道途，盖其常也”（《唐会要》卷六二《谏诤》）。显庆二年（657）初，高宗将幸洛阳，敕每事俭约，道路不许修理。凡此皆证明每值帝王巡幸，必修御路，植驿树。诗人王建还将这段历史写入《行宫词》：“上阳宫到蓬莱殿，行宫岩岩遥相见。向前天子行幸多，马蹄车辙山川遍。当时州县每年修，皆留内人看玉案。”其《九仙公主旧庄》亦谓当时是“天使来栽宫里树”，即派遣中使监督植树，可见高宗对此事的重视。(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是玄宗开元中，是为延续期。玄宗生性好大喜功，屡有巡幸、封禅之举，规模之盛大，甚至超过了唐高宗。他也像高宗那样视长安、洛阳为东西两宫，重视行宫的修治与御路的修筑。开元二十六年（738），仍诏于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间。开元十三年（725），玄宗自洛阳出发东封泰山，河南府发动很多人马平御路。与行宫修建、御路修筑配套的就是两京间这条最重要的御路的绿化。可以说，此项工作是在初盛唐的历次行宫兴建与御路修筑中不断完善的。
唐后期，国家处境艰难，无暇顾及御路的修筑，诸帝也不再东幸。故自天宝迄于唐亡，就只是维持初盛唐规模，而且愈到后来，驿树死损愈多，连及时填补都做不到，想要维持前代旧规，又何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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