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亭——这个“在路上”的处所,既是古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最佳场所,也是考察古代行旅文学的最佳视点。然而它与唐宋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本书前面某些章节虽略有涉及,但都说得不够系统,本文选择唐宋饶州余干县干越亭作个案研究,意欲通过对这一时期发生在这座驿亭里的文学现象的考述,来剖析驿亭与唐宋文学的关系。之所以选择了干越亭而不及其他,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普通、常见,在功能和形制上能代表唐宋时期的馆驿亭店;二是因为它在时代和创作上兼跨唐宋,可用来考察两代馆驿文学创作。
一
查《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饶州”、《方舆胜览》卷一八“饶州”、《江西通志》卷一一“古迹·饶州府”,干越亭在古越国南界,唐饶州余干县东南三十步,原系唐人张彦俊兴建,兴元中李德裕为县令时重建[22],下临鄱阳湖,是一个水亭。据《大清一统志》卷二四〇“饶州”,此张彦俊为唐初县令,故该亭始建于唐初,盛唐诗人刘长卿等至此亭,即作诗以纪。从唐宋文献考察,它虽称亭,究其实却是一驿,里面生活设施齐全,人居环境优美,可以举办宴会,饯别亲友,召开会议,公私兼宜。干越原系春秋时古国名,唐初筑亭,取为亭名。
干越亭出名的首要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重要。它地处信、饶二州之间,由此亭可东北达衢、婺、池州,东南届建、汀二郡,直南至虔、韶、交、广,西至洪、抚、江、鄂[23]。北方的官员西边取襄荆—鄂州驿路至江西,北边走汴州水路取道大运河入江西,都可至饶州。京官奉使岭南、闽中,吴越官员赴任荆湘、江西、交广,郡吏上计,举人应举,数十州交通,陆走水涉,多出是郡,辐射面之大,覆盖唐宋东南半壁,故邮传之盛,甲于他州,虽改朝换代而不变。在闽、浙部分僻郡仕宦的唐宋文人,贪图水路的安稳,惧怕陆路的鞍马劳顿,能走陆路的,往往改取水路,绕道经信、饶,入鄱阳、江州,走长江水路北归。杨亿咸平中罢处州赴阙,就曾取道于此,经过此亭,并留下记录。刘长卿《首夏干越亭奉饯韦卿使君公赴婺州序》:“今年春王正月,皇帝居紫宸正殿,择东南诸侯,以我公为少光禄,自姑苏行春于东阳,……干越便道,金华前山,梅花过时,槐色犹在;白云芳草,尽入诗兴。”序文中的这位韦使君从京城长安赴任婺州,取道长安至荆南驿路,在襄阳改走水路抵江西,路过饶州,长卿为之撰序饯行。李翱元和四年(809)赴广州使幕,也经过此亭。其《来南录》云:“庚寅,至信州。……丙申,上干越亭[24]。己亥,直渡担石湖。辛丑,至洪州。”范成大乾道八年(1172)从苏州出发赴任广西,也经过这里。其《骖鸾录》有云:“二十七日,过饶州安仁县。……二十八日,至余干县。……县有干越亭。”李、范两位都是走运河水路辗转至任所,都要经过江西,故都经过此亭。
干越亭闻名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风景秀丽,为一方形胜。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二一:“杨文公亿登干越亭,叹曰:长洲茅屋,曲水渔罾;楼阁参差,峰峦远近;或白云,或返照;或残雪在树,或微雨弄晴;朝暮掩映,诚绝境也。”《杨文公谈苑》也描绘它“前瞰琵琶洲,后枕思禅寺,林麓森郁,千峰竞秀,真天下绝境,古今留题者百余篇”(《类苑》卷三七引),题壁诗之多,固然使人想见这里的文采风流之盛,也说明风景是吸引游人的主要因素。
二
便利的水陆交通,清绝的自然环境,为这里的文学创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古以来,具备这种条件的驿亭、寺观,留题的诗文多抒迁谪行旅之思,登临览胜之慨,干越亭诗词也是这样。众作之中,以唐人张祜、刘长卿二诗为绝唱,刘长卿所作最多最好,其集中有《登余干古县城》《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诸诗,而以《负谪后登干越亭》为古今绝唱。从题材看,以逢遇、登临、迁谪、游望四类为主,都与交通行旅有关,都是即景抒情,读之令人感伧;从体裁看,多律绝,少古体;从时代看,唐宋都有,唐多于宋;从种类看,有诗有词;从写法看,唐诗重情兴,宋诗多议论;从发表方式看,唐诗多直题上壁,宋诗多寄题继和,唐风宋韵,各自不同,此其大较也。下面以题材为准,分别论之。
迁谪诗当以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为代表作。诗曰:“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生涯投越激,世业陷胡尘。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秦台悲白首,楚泽怨青萍。草色迷征路,莺声伤逐臣。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牢落机心尽,惟怜鸥鸟亲。”诗系长卿乾元二年(759)赴潘州南巴贬所途中所作[25],写得“凄婉清切,尽羁人怨士之思”(《怀麓堂诗话》),以此被选入《中兴间气集》《文苑英华》《众妙集》《唐诗纪事》《瀛奎律髓》等著名选本。长卿又有《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干越亭赠郑校书》:“青青草色满江洲,万里伤心水自流。越鸟岂知南国远?江花独向北人愁。生涯已逐沧浪去,冤气初逢涣汗收。何事还邀迁客醉,春风日夜待归舟。”题目虽然标明是“续喜量移”,中间却见不到很多的量移之喜,而多羁人怨思,句意炼饰,情感纤细,可见这时的诗人还未完全从迁谪的悲苦中挣脱出来,心态还停留在过去,故诗作读起来跟迁谪诗差别不大。
寓望即景之作以施肩吾《宿干越亭》、刘长卿《秋杪干越亭》较出色。施诗曰:“琵琶洲上人行绝,干越亭中客思多。月满秋江山冷落,不知谁问夜如何。”刘诗曰:“寂寞江亭下,江枫秋气斑。世情何处澹?湘水向人闲。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扁舟如落叶,此去未知还。”两诗都以客思为中心,抒写环境的清远和行旅的寂寥,但刘诗更细淡,多熔铸之迹;施诗较笼统,更自然。张祜《题干越亭》被认为是仅次于刘长卿《负谪后登干越亭》的佳作:“扁舟亭下驻烟波,十五年游重此过。洲觜露沙人渡浅,树梢藏竹鸟啼多。山衔落照欹红盖,水蹙斜文卷绿罗。肠断中秋正圆月,夜来谁唱异乡歌?”诗中对该亭临湖水景的描写颇有胜处,为一亮点,显出诗人长于模写景物,善于题写佳境的一贯特长。
逢遇诗最好的,要数唐人权德舆的《余干赠别张二十二侍御》:“芜城陌上春风别,干越亭边岁暮逢。驱车又伧南北路,返照寒江千万峰。”写亭中赠别,全用赋法,诗笔清婉。宋人赵彦瑞的《垂丝钓·干越亭路彦捷置酒同别富南叔》词,亦不俗:“短篷醉舣。江南秋意如水。露草星明,风柳丝委。危槛倚。为故人宴喜。 欢无几。念青鞋紫绮。论诗载酒,犹胜心寄双鲤。倦游晚矣。云路非吾事。湖海从君意。沙雁起。记夜阑隐几。”主题也是倦游伧别,但语言不太自然,妨碍了词的美感表达。
以上所举多为唐诗,多系容易取得良好艺术效果的传统题材,这些意思差不多都被唐人写尽了,宋人要突过唐人,不落俗套,只能另辟蹊径。因此我们看到,同样一座驿亭,进入宋代,却以寄题、唱和为主,诗情也渐异于唐。寄题诗最有名的是梅尧臣的七古《得余干李尉书录示唐人干越亭诗因以寄题》:“余水之干越之鄙,筑基相对琵琶尾。琵琶日日有秋声,雁过洞庭风入苇。南斗戛湖波不起,长刀剡峰碧耳耳。姱娥夜出在寒溪,青铜莹磨光几里。朝因吴客幅蒲轻,满纸如蚕书可喜。”以平淡朴素的语言描写干越亭的山水风光,清新流畅,在唐诗之外别具一格,很能体现梅尧臣古体诗的艺术风貌。唱和诗可举的则为彭汝砺的《和李余干干越亭》:“溪流可到非千里,客梦相望欲十年。胜概昔闻遗老说,乐游今见令君贤。月移波影归珠箔,风转滩声落绮筵。安得浩歌寻涧曲,独飞纶钓醉霜天。”诗的主题是览胜,尽管写得平庸无奇,它以“和”字开头的制题方式却很能反映出一种宋诗风气,以宦游生活为题材,以社群交游为背景,以某一题目为中心,互相寄赠,反复酬唱,篇章盈积,这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诗坛风尚,从中唐到北宋,再到南宋,前后相承,愈演愈烈,遍及唐宋诗歌的各类题材和各种诗型,即使是干越亭诗歌这样再普通不过的馆驿诗,也颇能见出这一点,见出唐宋文学的内在联系。干越亭诗歌的文学意义,至此初步凸显出来。
三
以上所谈,主要还是着眼于唐宋相通的一面,可是世间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宋代的干越亭虽然还是建在原处,但它周围的交通形势却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较之唐代距离京城更加便近了。唐代都城远在关中,饶州则在东南数千里外,相对于远在西北内陆的京城长安而言,饶州的地理位置确实显得僻远了些,故无论官员贬官赴任还是文人客游,来到这里以后都会很自然地涌起一股失落悲寂之感。我们看唐代诗人刘长卿、施肩吾、罗隐创作的干越亭诗,这种悲凉情味就分外地强烈、鲜明,仿佛他们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长期受到朝廷的冷落,诗中的人物形象也活脱一副落拓者模样,这决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当时羁游心态的真实流露。如罗隐《干越亭》:“楚水萧萧多病身,强凭危槛过残春。高城自有陵兼谷,流水那知越与秦。岸下藤萝阴作怪,桥边蛟蜃夜欺人。琵琶洲远江村阔,回首征途泪满巾。”情怀悲伧,满目凄伤。诗以亭中春光起兴,重点却在内心的情感,周围的景物不过是点缀,中间还融入唐末离乱的世情及个人的漂泊危苦,为诗篇增加了新的悲美情味。这种内心感受就相当耐人寻味,它的激起,并不全是由于诗人迁谪流落的身世不幸,还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士人不乐居处的穷荒之区,通往这里的交通行旅,也常常被视为畏途。常见的行客,除了一般的商旅之士以外,文人出身的,就只有陷身贬谪、赶考游幕者了,多是些身世沉沦之士,其诗多抒写天涯流落、羁旅穷荒的落寞,主题大率不离宦情羁思。
宋人诗则不然。在宋代,这里由于距京较近,变成了入京的要路,官僚士人经过,无论是迁贬还是平调,抑或是其他行旅,只要是过此北行的,心里都会涌起一种近京的喜悦与躁动。唐人王建的诗“喜得近京城,官卑意亦荣”(《归昭应留别城中》),虽是形容唐代士人心态的,拿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宋人,却十分恰切。干越亭既因为都城的东迁而完成了一次大变身,干越亭诗歌的格调也大变于前,由叹身世、述羁情为主转变为以即景为主,宦情、官况交织在一起,对地域风情的描述也清晰起来,诗歌显得平淡、质实、客观。周必大《题李玠叔诗文》所载李孝先《题余干县干越亭》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还写得相当出色:“吴越犹干地要冲,树亭危岸势凭空。春潭倒影黄昏月,古木喧声白昼风。鸥鹭惯来窥燕席,烟云无着护帘栊。凄凉故国多迁变,独有溪山在望中。”开篇即云该亭向北可干吴越,地处要冲,强调其位置的重要性。前六即景,总揽全局,颇有气势;后二抒情,以少总多。从诗中描绘看,这座驿亭树木繁茂,下临江水,春潭倒影,鸥鹭回翔,烟云缭绕,溪山在望,故迁客骚人经过,多留诗以纪。王十朋《七月三日至鄱阳》差可比肩李作:“我来鄱君山水州,山水入眼常迟留。绝境遥通云锦洞安仁县有绝境亭、云锦水,清音下瞰琵琶洲余干县有清音堂、琵琶洲。干越亭前晚风起,湖入鄱阳三百里。晓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画图里。”仄声古韵,声调清越,不同于唐。
总之,由于交通地理形势的变化,宋代干越亭诗歌的题材、内容、情调、韵味较之唐代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迁谪量移的题材少了,官员行役的题材多起来;不像唐诗那样伤于迁谪和远宦,而多了几分直面美景的明快;笔触以即景为主,意兴较浅。这种差异,既有改朝换代的时代因素,也有地理位置的因素。以上所述,即为干越亭诗歌的另一重文学意义。
四
总结全文,干越亭作为一座古建筑,既是唐宋文人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场所,也是唐宋馆驿诗的一个审美客体和表现对象。其馆驿诗记述迁谪征戍行旅经见感受的题材,迁谪行旅的悲思,登临览胜的感慨,因人而异的风采,以及以律绝为主、古体为辅的形式,重情感、重描写的写作特色,都足以代表唐宋馆驿诗的一般特点。
而再进一步细察,则会发现,尽管这里的诗唐风宋韵,各具特色,但仍有许多的相近之处。无论作者出游至此的背景、任务、身份多么地不同,对于屹立在驿路上的干越亭这个创作场所来说,他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过客,使客、迁客、幕客、游客……总之都不离“客”的身份与情境,心中都沉潜着客思、客恨。这种客恨的内涵深刻细腻,复杂多变,约而言之,不外离家远游的乡思、旅途劳累的厌苦、身计无着的焦灼。无论唐人刘长卿、权德舆、张祜、罗隐还是宋人王十朋、李孝先、赵彦瑞,都醉心功名,对生活充满期待,总是不停地奔波,总觉得远方有什么在召唤,在等待,然而现实却又冷硬如铁,充满失望,于是只能在心灵深处走向绝望与反抗。其行旅诗因此而多了一种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情味。故可以说,是欲求不得的期待心与失落感玉成了这些唐宋文人的行旅之歌。诵读那些从干越亭边走过的匆匆过客留下的诗篇,仿佛可以听到从他们灵魂深处传来的深微叹息,感到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广。
【注释】
[1]本节原载《中国李白研究》2003—2004年集,题为《唐代馆驿制度与李白馆驿诗》。
[2]但仅从字面统计肯定不准确,因为李白作诗,习惯使用俗称、古称、别名、代称,往往称驿为馆、亭、邮、传,不仅李白,多数古人都如此。所以需要根据文献记载仔细分辨。
[3]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本文所引李诗均据此书。
[4]阴盘驿在临潼县东北十四里外阴盘故城边,地当长安通洛阳驿路。西塞驿在鄂州武昌县西塞山边,下临长江。石头驿在湖北嘉鱼之上,白螺矶之下,去岳州一百五十里,与洪州城西二十里赣江西岸的那座石头驿同名异地,洪州的这座石头驿张九龄、韩愈经过,均有诗。鸭栏驿在岳州临湘县东十五里。(www.xing528.com)
[5]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两京馆驿》,第5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严氏亦举李白此诗为证。
[6]李白《邯郸南亭观妓》是写唐河北道磁州邯郸县南郊的某座馆驿,但使用的是馆驿的古称,称之为亭,易被忽视,易致误判,需结合诗中“歌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色艳日彩,舞袖拂花枝”等句,方知这是一个大型驿站,颇具规模气势,能举行大型宴会。详细考证参见笔者《李白诗中的“邯郸南亭”释证》,《中国李白研究》2008年集。
[7]本节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8]本文所引杜诗,均据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9]此处参考了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宋诗的情况》一文对苏轼江行诗的独到分析,特予注明。
[10]官亭:疑指官营的驿亭,而非驿名或亭名,从诗中“西江”一词看,疑指蜀中某驿亭。
[11]程涓、张伟然《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一文,论及中国文学中暮雨朝云文学意象形成的原因,独辟蹊径,从地理环境角度作出解释,其说有理有据,生动深刻,对笔者的启发较大,特为表出。
[12]这里参考了章培恒主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第75—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特此说明。
[13]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蓝田武关驿道》,此三驿当为蓝桥驿、青泥驿、韩公驿等秦岭中三驿。
[14]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〇,第1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5]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〇,第13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6]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二〇,第13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7]此据陶敏《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431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刘禹锡赠别白居易的诗,文集中题作《答乐天临都驿见赠》,陶敏先生据其《再赠乐天》及白居易《临都驿答梦得六言二首》,推测刘诗原题当作《临都驿赠乐天》,今本之题乃后人妄改。甚是,此从其说。
[18]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考定《社日关路作》作于贞元十六、十七年(800—801)间,然这一结论与诗中“萧条秋兴苦,渐近二毛年”一联矛盾,“近二毛年”即接近晚年之意,故不取其说。
[19]此据《白氏长庆集》卷二〇所收作品前后顺序推测。此诗前为《商山路有感》及《重感》,二诗据诗序,作于“内乡县南亭”,后诗为《赴杭州重宿棣华驿见杨八旧诗感题一绝》,知二人相逢在此两驿之间。
[20]参见许文军《论陆游在南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此文研究陆游在南郑,看法和结论有异于常,对本文的撰写很有启发,特此注明。
[21]这里参考了《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第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22]兴元中:此必地方志误记,查两《唐书·李德裕传》,兴元中李德裕尚未入仕,何能建亭?
[23]据华林甫《唐代两浙驿路考》(《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唐代浙江—江西的驿路,主线是杭州—睦州—衢州路,支线之一为杭州—婺州—衢州路,由此两道均可达江西信、饶、洪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也列有饶州至信、池、歙、洪、抚、五州及上都、东都的道路。
[24]干越亭:原讹作“于越亭”,径改。下引唐宋诗文中多有误干为于者,均径改,不复出注。
[25]此据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第194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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