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馆驿的使用限制与李白馆驿诗的特色

馆驿是为官员、使客提供住宿、饮食和交通工具的场所。根据等第的高低、交通设施的优劣以及任务的不同，唐代的馆驿分为驿与馆两类，“驿”即住宿、饮食条件及交通设施配备较好的驿站，等第较高，一般设置在重要驿道上；“馆”指上述条件与设施较差的驿馆，一般设置在交通通过量较少的路段或偏远地区。李白既有驿诗，也有馆诗，二者合计，在十七首以上^[2]。可是按照唐代馆驿制度，李白根本没有资格入驿和住驿，他怎么也会有如此多的馆驿诗呢？要解释这一问题，还得结合唐代馆驿制度考察，从中寻找答案。

根据唐制，驿、馆属于官营的重要军政设施，都按照规定，为过往使客、官员提供免费食宿和驴马车船等交通工具，驿舍的兴修与维护、驿中车船驴马的配备、官吏夫役俸禄的发放都得耗费大量资财，交通繁忙的路段接待费用更大，钱粮草料驴马等常年供应紧张。为了确保馆驿的正常运转与有效使用，从中央到地方，设有一整套严密的职官体系与管理办法，对馆驿设置、交通工具的配置与使用、遣驿行驿、入驿住驿都制定了明确制度，凡不应入驿而入者、不应受供给而受供给者，均依律科罪，并在《杂令》中规定：唯有奉诏出使的使客方得以入驿馆住宿，享受免费的食物供给。非因公出使的私行人，一般情况下不准入驿，只能入住道路侧近的客馆和旅舍、僧房、道观，仅允许五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有国公以上爵位者入住其中。边远地区酌情放宽限制，允许部分职事官、散官、勋官入驿止宿。但上述所有得到允许的私行人，均不得接受馆驿供给或要求驿馆提供食宿。如若妄自入驿止宿，即为破坏驿传管理秩序罪；不够资格享受馆驿提供的免费食宿待遇而擅自接受，即为侵占公物罪，均须依律令惩处。受诏赴阙、赴任回朝的官员使命在身，享受公使待遇，有资格入驿住驿。

唐人创作的许多送别、留别、宴饯诗都跟馆驿密切相关。馆驿客亭是专门供过往行人“告至告去，送往迎来”之所，为方便人们迎送亲友，唐代交通沿线城镇郊外都多有馆驿，其所处位置正好是旅行的出发点与终点站，因此成为人们举行公宴、迎送亲友的首选场地。唐人普遍重视亲情，注重社交，将出行祖饯视为维系亲情友谊、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每逢亲友刺郡、赴阙、贬谪、巡边、赴镇、入京朝正、赴选、应举、下第、觐省、游幕，必举宴饯行，绝大多数都得利用馆驿这一场所。在这种场合中，凡能文之士必即席赋诗。由于送别频繁，出现了许多著名送别场所，长安东郊的兴化亭、长乐驿、灞桥驿，西郊沣水店、临皋驿都是常见别所，洛阳西门外临都驿、城东水亭的使用频率也高。并汴、扬益、襄荆、魏镇等地方性交通中心，其他各水陆交通路口驿馆、客亭中，都不时有人饯送。总之，只要行旅还在进行，文人还在四处漂寓，他就会到处送人或被人饯送，或主动或被动地创作送别留别诗，馆驿与唐人送别、留别、公宴诗，因此保持着稳定、持久、密切的联系。(www.xing528.com)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初盛唐时期唐朝政权对馆驿的使用作出了严格限制，但这并不等于中下层文人就没有机会接近馆驿，创作馆驿诗。首先，许多馆驿宴饯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出面组织的，符合律令所规定的“五品以上职事官”方可入驿的限定，由他们出面向馆驿中的驿长、驿卒、驿丁提出供给食宿、举行宴会的要求，并不算“违越”。五品以下官员，包括部分未入仕的社会底层人士，以宴会举办者的亲友身份应邀出席宴会，并不被视为“妄受供给”。而且开元以来，律令还进一步放宽限制。皇帝也不时在郊外馆驿举行大规模宴饯，中宗率群臣送金城公主入蕃，睿宗送司马承祯返天台，都作诗成集。玄宗朝，举凡刺史赴任、名士归觐，都有诗饯送，上自帝王、宰相，下至郎官、御史，均与会。天宝三载（744）贺知章致仕归越，朝士皆祖饯于长乐坡。时李白在京，远送至昭应县，作《阴盘驿送贺宾客归越》以赠。其次，中唐时，迎送饯行被制度化，当时有诏，称：岳牧出镇回朝，京中文武迎送，亦听。回纥叶护、郭子仪等勋臣回朝，天子敕在京文武百官远迎至长乐驿，设盛宴款待，事载《册府元龟》卷九七三、三八五。政府的这些举动无疑使这一既有礼仪合法化，为文人参与这类社交活动创设了条件。所以，至德以后，尽管国运危迫，而京城郊外馆驿，依然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不时看到“出饯倾朝列”（郑严《送韦员外赴朔方》）、“万人东道送”（元稹《奉和权相公行次临阙驿逢郑仆射相公归朝俄顷分途因以奉赠诗十四韵》）的宏大迎送场面。天下诸州饯送不断，代、德宗朝文士频频参加此类活动，制序作诗，在送别场所争奇斗艳，成为大历、贞元诗风的重要表现。形势如此，唐人文集中送别诗的比重也相应增加，李白此时所作馆驿诗也带有这一时代特征。最后，中唐以来国家多事，使命频繁，受此影响，皇室对局面的控制力下降，宦官、节镇、勋贵执掌军政大权，干扰正常的行政秩序，带头滥用职权，将很多根本没有资格入驿、住驿的闲杂人等带入馆驿止宿，还违背禁令，在正规的驿传符牒之外，滥发转牒给自己的亲近、部属，要求沿路州县馆驿皆“给熟食程粮草料”，武官、宦者乃至僧道杂流，都手持转牒，“逾越条流，广求供给”，弄得“府县凋残，实难济办”（《唐会要》卷六一《馆驿》），这无异于自乱章程。因此，像李白这样的未入仕文人被召参与这类活动，留下馆驿饯行送别诗，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李白有了较长时间的馆驿生活体验，那就是流贬。依唐代制度，凡坐反逆的流贬人，皆驰驿进发，差使押赴远恶处，故凡流人必取驿路赴流所。李白自江西流夜郎，取水路沿长江西上，因此而广泛接触了长江沿线馆驿，写出了一组关于南方水驿的诗歌。天宝八载（749），因流贬人在路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遂下敕严禁，不许郡县因循宽纵。此后对流移人的处分更加严厉，彭果流溱溪，吉温贬端州，第五琦流夷州，皆差使驰驿领送，至流所后仍“不许东西”。罗希奭、张博济等“前后贬官，岁月颇久，逗留不赴”，被觉察，遭到严惩（《全唐文》卷三五《贬责罗希奭张博济敕》）。李白长流夜郎时，正值朝廷处置“陷贼官”，士庶坐“陷贼”而流贬者连年不绝。李白入永王璘幕，卷入李唐宗室的权力角逐，被视为反逆，与受伪官并无本质区别。从这一形势看，李白本来不可能有很多机会在沿途多作逗留，接受款待，但他名满天下，沿途官吏都很仰慕他，因此所到之处，官员们不顾禁令，盛情款待。再则时值乱世，纷乱的局势使得中央政权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无形中放松了对流贬人的控制。所有这些，都为李白制作馆驿诗创造了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