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馆驿诗：超越唐诗的新境界

馆驿诗是唐宋诗中较有特色的一类，唐人馆驿诗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形成了偏向抒情、苦调为主的创作特点，带有晚唐诗主意兴的群体特征。宋人馆驿诗既源于唐又变于唐。源于唐的在于诗歌题材、创作手法，变于唐的在于作者队伍的扩大，作品数量的剧增，思想内涵和艺术容量的扩大，艺术质量的提升。

馆驿是古代官营的公共交通设施，俗称驿馆，主要负责为行客传书邮、供车马、备宿食。在诗歌创作发达的唐宋，馆驿不仅是文人旅宿和休憩的场所，还是获得文学题材、开展诗词创作的重要场地，发表和传播作品的重要处所，很多馆驿诗都是因此而起。由于产生的作品较多，其中还不乏名篇佳制，故宋初编纂《文苑英华》，于卷二九七、二九八“行迈”类中特立“馆驿”一门，与“奉使”门相接；又于卷八〇九立“馆驿记”一类，选馆驿诗98首、馆驿记4篇，等于从阅读接受和文学选本层面肯定了馆驿诗及馆驿记的诗学价值和文章学价值，标示了这二者的文学题材意义，说明馆驿诗在唐五代已经独立自足，具有不可掩抑的艺术魅力，可以单独成类。以今人的眼光看，馆驿诗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馆驿诗指诗中带有馆驿字眼的作品。狭义的指作者路过某座驿馆所作，内容是写驿馆景色、驿中生活，属于纪行诗的一种，源于南朝，中晚唐作者渐多，成为诗之一类，正因如此，历代重要唐诗总集都选入了数量不等的馆驿诗。一些佳作，如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等，经过选家的标举，已经成为名作。而宋人的馆驿诗尽管成就很高，却是少为人知。尽管宋代馆驿诗数量多于唐，思想内涵和艺术容量也要大于唐，可它再好也总是笼罩在唐诗的巨大光环之下，难以获得公正对待。长期以来，对唐诗的好感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印象，高看唐诗、贬抑宋诗已经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而难以扭转。宋人方岳就说：“余往岁尝从贵游，观画卷首题云：‘长江风送客，空馆雨留人。’因慨古今诗意无穷，语出唐人必矣。”（陶宗仪《说郛》卷二〇下方岳《深雪偶谈》）其实，他这末尾的结论就下得未免武断，宋人未必就写不出这样的好诗。从实际来看，宋代馆驿诗无疑是对唐诗的一大超越，绝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颇多新变，大有进境。在初盛唐诗中，馆驿不过是偶尔出现的小花絮。特别是初唐，馆驿作为文学形象，更是难得一见，只有在军旅和迁谪诗中才偶尔一露峥嵘，其中有些还是虚拟想象用典，难称馆驿诗。由于数量过少，还不构成一类题材。直到大历贞元年间馆驿诗才显山露水，然而其内容去宋代馆驿诗的丰富和深永仍有距离。这种丰富深永，较之于初盛唐馆驿诗的简单浅易就是一种进境、一种高级形态。对此加以论述，亦足以显示宋代馆驿诗的成就价值和在古代文学中所占的分量。

宋代馆驿诗的新进境，首先体现在作品数量的增加和作者队伍的扩大。翻开宋人文集，你会见到成百上千的馆驿、递铺诗扑面而来，内容丰富深广，创作表现各异，能够不断改变我们对馆驿诗的看法，这种情形是以前阅读唐诗所未曾有过的。自徐铉、王禹偁始，这种高涨和趋新的态势就已初露端倪，以后寇准、张咏、梅尧臣、韩琦、赵抃、夏竦、宋祁、王安石、张耒、郭祥正、孔平仲、米芾、蔡襄、李新、李纲、洪皓、王之道、王十朋、孙觌、曾几、赵蕃、郑刚中、李曾伯、刘克庄、文天祥、汪元量……越到后面，馆驿诗所占的比重就越大，艺术形态也越丰富。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的馆驿诗，就明显要比北宋初的作者多，单陆游一人就有百余首，写法上也要更多变。唐宋馆驿诗的这种不同，甚至还反映到集部文献上。举例来说，同样是“诗纪事”的著述体裁，《唐诗纪事》对驿的记载仅58条，《宋诗纪事》却有87条。同样是总集，《宋诗钞》66卷，对驿的记载就有181条，而《全唐诗》出现驿字的为427卷，978条。须知全唐五代之诗，对驿的记述才这么多，而《宋诗钞》所收却还远非宋诗的全部，何况还未包括宋代馆驿诗的另一大宗——数千座递铺，若把这个也一并计入，差距当会更大。除文集外，宋元明清诗话笔记中关于驿馆吟诗题诗的记载，十之七八也是事属宋人。这说的还只是驿站，还未计入递铺，可见宋代驿铺对诗歌的影响之大，过于唐代。

其次，尽管宋代馆驿诗的题材较之唐代未有大的拓宽，但能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哲理化，赋予平淡生活以诗意、浓情和哲思，思想性、艺术性较之唐诗更丰富，更能展现日常生活的多个样貌，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宋代士大夫的心灵世界，展现宋诗的魅力。有些诗作抒写老年男人的悲哀，意思之新，前所未有。《侯鲭录》所载舒州下寨驿题诗：“北堂无老信来稀，十载秋风雁自飞。今日满头生白发，千山乡路为谁归。”写一个风尘老吏客宦无成的酸辛、思乡丧母的悲哀。作者把自己数十年来湖海为官，天涯漂泊的生活诗意化为满头白发的天涯穷叟，比附成秋空中振翅自飞的孤雁，加上前面还有北堂无老，故里无书的哀痛，就更加真切感人，以至令编录此诗的宋人王铚“读之垂涕”（赵令畤《侯鲭录》卷二）。陆游《紫溪驿》：“它乡异县老何堪，短发萧萧不满。旋买一尊持自贺，病身安稳到江南。”（陆游《剑南诗稿》卷一一）首联写自己异县为官，短发萧骚，外貌描写精炼传神。尾联所说的买酒自贺，稳到江南的放逸姿态，却又显出放翁晚年诗所特有的散淡风神。诗中所展现的摧颓形象和倦游主题都是能够打动读者的。人们常说宋人作诗喜发议论，减损形象，为诗家一病。可宋代馆驿诗却不全是这样，篇末间或出现的一二议论，常带情韵，措辞巧妙，不仅无损于文学形象的丰满，反而有所帮助。例如寇准南迁过襄州驿亭所题绝句：“沙堤筑处迎丞相，驿吏催时送逐臣。到了输他林下客，无荣无辱自由身。”（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杨万里《宿皂口驿》：“倦投破驿歇征骖，喜见山光正蔚蓝。不奈东风无检束，乱吹花片点春衫。”（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五）二诗都只有四句，却有叙述，有议论，有事实，有感慨，篇体开阖，熔铸变化。这两首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借事明意。寇准诗通过自己在相位和失宠出贬期间人们对他态度的对比，以见人情之翻覆。杨万里诗中的破驿形象虽然令人愁闷，蔚蓝的山光和乱吹的花片却是一抹亮色。有了这两个形象，诗味就不再平直。这两首诗，都在平凡题材上翻出了新意。寇准诗所表现出的对贬苦的淡定，杨万里那种善于发现生活、提升美感的本领都是令人惊叹的，在唐诗中很难找到。

又，对馆驿外在形象的描写，宋人也要过于唐人。张咏《晚泊长台驿》：“驿亭斜掩楚城东，满引浓醪劝谏慵。自恋明时休未得，好山非是不相容。”（张咏《张乖崖集》卷五）韩琦《登永济驿楼》：“远烟芳草媚斜阳，萧索邮亭一望长。尽日倚栏还独下，绿杨风软杏花香。”（韩琦《安阳集》卷四）寇准《临海驿夏日》：“岭外炎蒸当盛暑，雨余新馆觉微凉。最怜夏木清阴合，时有莺声似故乡。”（寇准《忠愍集》卷下）所引三诗都把馆驿当作文学形象，对其作整体的把握、艺术的再现，读后感到情景逼真。像这样的作品，在唐诗中也难找。在唐代，馆驿或者仅仅作为创作背景而存在，或者仅是诗中的一个常见意象，看不出有何异样，或者连意象都不是，仅仅是个普通词语，极少看到有诗人把驿馆当作诗料，绘其轮廓的。宋人能这么做，就是一大进步。另一些作品还将邮驿和道路诗意化，这也是宋人作诗在取材和命意上的一大突破。如赵抃《熙宁壬子至节夕宿两当驿》：“里数三千七百余，两当冬夜宿中途。举朝五往东西蜀，还有区区似我无。”（赵抃《清献集》卷五）诗中的两当驿在凤州两当县，从这里东抵京都、西抵益州皆三十六程，故曰“两当”。“里数三千七百余”是指自宋都汴京至成都驿程三千七百余里。这是宋代入川的要路，途中置驿数十。诗人投宿于此，倍感旅途辛苦，长夜无聊，因作此诗。身在此驿，可诗篇的立意和取向却不在此，而在于整个征途，这样的命意就很新鲜。相似的作品又如林景熙《宿台州城外》：“荒驿丹丘路，秋高酒易醒。霜增孤月白，江截乱峰青。旅雁如曾识，哀猿不可听。到家追此夕，三十五邮亭。”（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一）也是从台州城外的丹丘驿落笔，而最终将眼光锁定在诗中所说的“三十五邮亭”上，因为时值宋末，景物和情致都带上了苍凉感。石介《入蜀至左绵路次水轩暂憩》：“水轩聊得恣吟哦，拂拭衣裳尘土多。蜀道三千里巇险，宦途五十驿风波。暂休又作故山梦，闲唱还成劳者歌。几斗米牵归未得，空怜满眼是烟萝。”（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四）也是暂休驿馆而想到了蜀道的“三千里巇险”、“五十驿风波”，使人读后觉得他笔下的征途恰似宦途，充满险阻。形象的背后还含有作者的理性思考。吕南公《过界山馆》更把界山馆当作了观世变、察人情的窗口，云：“界山馆下平街路，行客无穷朝接暮。十年二十四回过，每觉人烟不如故。……官条既改驿亭破，儒者不存书屋蠹。萧然巷陌但荒埃，听说流亡不知数。”（吕南公《灌园集》卷四）一个官员巡历境内，作诗驿馆，却能从中见出北宋中叶的国政得失、世事沧桑，这就赋予作品以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在立意上没有流于一般。类似这种寓思想于形象、借物象言事理的特点，在唐代馆驿诗中较少看到，应当视为宋代馆驿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亮点。(www.xing528.com)

像上面那样，在寻常题材中提炼出新观点，在唐诗之外生出新意思，属于诗歌创作中的“炼意”，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高层次。前人论赋诗作文，曾有炼字炼句炼意，炼字不如炼意，宜先炼意后炼字等说法（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确为甘苦之言，非老于文学者不能道。对于宋代馆驿诗来讲，是三者兼有。早在中晚唐，苦心为诗，精意锻炼就蔚成风气。当时馆驿诗多属于即兴创作，形式上多绝句短章，少鸿篇巨制，创作目的不过以抒情兴，展露才思。进入宋代，此风愈甚，士人于诗艺反复讲求，旬锻月炼，希望通过主观努力结撰出一二佳作。不少作品既精心锤炼字句，有修辞之工，又对题材作深入开掘，提炼新意。这样，作品就没有停留在模山范水的寻常窠臼和粗浅层次，人们在享受到作品语言文字之美的同时，还能得到思想和心灵的启迪。宋代有不少馆驿诗都有这个特点。比如对孤苦心灵的展现，就是范例。在宋代，有文集传世的诗人多是各类文官，迫于王命，很长的时间都在驿铺度过，有时甚至是孤身一人，水驿山程是他们长期以来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孤寂是难以摆脱的生活暗影。候馆迁延，白发频添，长期对孤寂生活的体验，使得他们对孤寂的艺术表现更深刻独到。蔡襄《耕园驿》：“使轺迢递到天涯，候馆迁延感岁华。白发却攀临砌树，青条犹放过墙花。悲来唯见金城柳，醉后曾乘海客槎。欲问昔游无处所，晚烟生水日沈沙。”（蔡襄《端明集》卷五）赵蕃《长田铺二首》：“野驿人稀到，空庭草自生。霜清殊未觉，雨细更含晴。”“晚入东西路，秋风长短亭。悲歌浑欲绝，衰泪不胜零。”（赵蕃《淳熙稿》卷一六）所引之诗，把独夜的独、野驿的野、心灵的苦作了传神的再现，措辞精当，境界清深，然而却又不见斧凿之痕，这背后就有文字锤炼和诗意提炼的功夫在。这些作品表明，书写孤寂心灵已经成为宋人的艺术自觉，关注个人生活，着重表达个人情感体验，关注日常生活这一创作趋向，在馆驿诗的创作中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反映。这种具体、切实、深刻的现实人生体验和心灵书写，较之唐诗明显是一种新变，一大进步。唐代馆驿诗虽然也赋写愁心，但是多数流于一般，缺乏提炼，总使人感到欠缺火候。宋代馆驿诗能臻于化境，就是一大进步。

宋人驿馆诗的精于锤炼，还反映在诗歌体裁样式的运用上。从本文所引作品即可看出，宋诗中写作成功的馆驿诗多为近体绝句。这种诗体，主要是以风神情韵取胜，讲究高度概括，需要艺术锤炼。宋人创作的馆驿诗绝句虽然体制短小，但是多能做到意新语工，包蕴丰富，即使是平凡的写景叙事也笔调鲜活，充满情韵，有自我色彩。如《庚溪诗话》所载建州崇安分水驿壁绝句：“江南三月已闻蝉，麦熟梅黄茧作绵。料得故园烟雨里，轻寒犹作勒花天。”（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尾联所赋就超越前人，神来之笔。又《明一统志》所载陶弼白雾驿题诗：“一曲青溪一曲山，鸟飞鱼跃白云间。溪山岂要行人到，自是行人到此间。”“草市人朝醉，畬田火夜明。陇江入地泻，栈道出云行。”（李贤《明一统志》卷六五）陶弼不过是个普通诗人，他这两首馆驿诗却写景如画，有许多好诗的共同特点：凝练、含蓄、形象、精致。在宋代驿舍旅邸壁间，像这样的可取之作极多。比如咏物诗，最易流于俗气，宋代馆驿诗却颇有不俗之作。如《诗话总龟》所载王操《石濠驿壁黄葵诗》：“昔年南国看黄葵，云鬓金钗向后垂。今日林容篱落下，秋风寂寞两三枝。”（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把黄葵花想象成靓装女子，妙语形容，出人意表。金主完颜亮《咏竹诗》：“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岳珂《桯史》卷八）完颜亮尽管不是文学史上的正宗和名家，但是他这首诗的意思之新、形象之真，却是很突出的。试想，在宋代，连无名文士、非主流诗人的馆驿诗都这么好，可见这一时期的馆驿诗艺术水平确实在提高。究其因由，一是因为宋人普遍留意人情世故，足迹踏遍南北，生活阅历既丰富，又热心创作，苦练诗艺，再加上还有唐人的成功经验作铺垫，这就为写出好诗打下了基础。二则也离不开驿馆这个客观环境的助力。驿馆毕竟不同于郡斋、官舍，更不同于家里。到了驿馆，对景挥毫，更易得江山之助。写景状物，可以尽天地万物之变；抒情言志，亦可以言人之所难言。前人说：“梦破江亭山驿外，诗成灯影雨声中。”（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四《怀旧》）正道出了其中奥秘。宋代文人长年在外，都把邮亭当成寻章摘句的处所，文同《雪后寄景孺提刑》诗中，就有“何处邮亭炼佳句，彩毫挥罢索清罇”（文同《丹渊集》卷一三）的句子，汪元量《兴元府》亦云：“秋风吹我入兴元，下马荒邮倚竹门。诗句未成云渡水，酒杯方举月临轩。”（汪元量撰，胡才甫校注《汪元量集校注》卷四）说他自从入驿就开始构思诗句，句子还未炼成天色就已昏黑，直到月色临轩才成诗篇。所述现象在宋代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合力，宋代馆驿诗才能不限南北，物态人情，触处成春。

综上，宋代馆驿诗的特点是：律绝为主，主于情致，意味隽永，有秀杰之气，有时意境神远，语带荒凉。这一特色，可以姑且称为“馆驿诗的宋代风神”。此种风神，和人们常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不是一回事，没有阅读宋诗所常有的生涩感，而以丰神情韵取胜，是一种“宋诗中的唐调”。这种风调，既源于唐又变于唐。金王若虚云：“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优劣，何足多较哉。”（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取材广而命意新，不剿袭前人一字，然则诗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吴之振《宋诗钞自序》）近人缪钺也指出，宋人之诗“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缪钺《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论宋诗》）。这些前贤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精确概括出宋人馆驿诗的异于唐人之处，有助于认识宋代馆驿诗的新进境。宋代馆驿诗的特点，正在于以凡辞造妙语，达理顺，变唐人所能为，发唐人所未尽，所写可以一新世人耳目，充分展示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因之不能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