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馆驿诗到唐诗俗化：成果与前提

唐诗俗化问题久为学界所关注，也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但唐诗究竟是怎样走向俗化的？恐怕一时谁也说不清楚，因为这后面隐藏着复杂的“背景”和“过程”。如果我们将唐诗俗化问题与唐代诗人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唐诗俗化与中晚唐诗歌创作队伍和诗人生活环境的转换密切相关。从这一考虑出发，本文选择馆驿诗这样一类特殊题材，来解答这一问题。笔者关注的是唐诗俗化现象后面的“背景”和“过程”，也许，这样更能凸显这一研究的个性与价值。

一

馆驿是客馆和驿站的统称，馆驿诗即以馆驿或馆驿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唐以前比较少见，唐代却非常发达，作者队伍庞大，数量众多，很多诗人都有馆驿诗，多出自中下层文人之手。今存的能明确断定为馆驿诗的作品，在千首以上。如若加上唐人在两京及天下诸州郊外馆驿的饯送亲朋好友之作，总量当更大。这种诗在唐代之所以发达，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唐代馆驿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二是出行人员多，出行机会多。若将唐代文人一生作“科举及第—游走方镇—入朝为官”的划分，则会发现，每一阶段都曾经历过漫长的行旅。为求登第，他们必须多次赴京应考，有的及第后还参加不定期举行的制科考试，成功率也很低。为了早日及第，他们到处干谒请托，吴越、蜀中、河陇、江湘、河朔……王安石《杜甫画像》“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之句，正是对唐人这种跨文化区域行役的生动写照。入仕后，京中的郎官、御史频繁出使，地方官亦不时被诏追赴阙，方镇刺史调动频繁，一考未满，即予迁转，“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翻开史传、碑志可知，绝大部分唐官都是到处为官，元稹、刘禹锡、李德裕历内外官十余任，白居易仕宦四十年，历内外官二十任。好不容易登台省，又常常卷入党争。一派失势，往往流贬相继。唐代又多行赦令，凡登基、改元、复辟、封禅、上尊号、立太子、冬至南郊大典，都例行大赦。赦令一下，则贬远州者移近州，判死刑的改流刑，此时驿道上又繁忙起来。可见驿道上奔走的文人之多。

而古代落后的交通也加长了人们的行役时间，张九龄奉使岭南，往返万余里，历时一年多。南方举子进京应举，秋去春回，动经半年，唐人因此感叹“往来多是半年程”（刘沧《下第东归途中书事》），“半年方中路”（李频《自黔中东归旅次淮上》）。而且行进速度都比较慢，除了使客有王命在身，不能“稽程”以外，一般文人日行不过一到二驿。白居易《奉使途中戏赠张常侍》：“共笑篮舁亦称使，日驰一驿向东都。”白氏又有《从陕至东京》：“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从陕州到洛阳约四百里行程，竟花了十三天，也是日行一驿。旅行中，文人都喜欢中途逗留，登山临水，广事交游，这也延长了旅行时间。上述因素无疑大大增加了文人馆驿生活的比重，馆驿诗的作者队伍与作品数量遂与日俱增。

二

出行机会多，行役时间长，不仅意味着生存空间的迁徙，旅途的劳顿，它还促使作者队伍、作家生活处境、创作心态发生一系列变化，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也随之变化。

首先，馆驿诗多集中在中晚唐，这一时期的唐诗作者队伍中，中下层士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为文学作品的世俗化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举其大概，唐代馆驿诗的作者除了帝王、公主、宰相、左降官、中下层文官等文人雅士外，还有许多下层平民，如宦官、僧侣、道士、举子、妇人、少女、处士、隐者等，可见这是一种全民性、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民女、僧道、举子、宦官、隐士都是不入士流的平民，其作品自然具有平民意味与浅俗风格，作者队伍的大众化必然促进创作方式、诗歌面貌的通俗化。

其次，文人活动场所、生活环境的转换也有利于诗歌风貌的转变。馆驿是为行役而备的，行旅生活会促使文人创作立场发生转变，从而为诗歌世俗化准备前提。下第的文人是馆驿诗的重要作者。尽管这些人受传统思想的熏陶，会有“士以道为已任”的心态，但他仍然是一介寒士。寒士身份、地位毕竟不同于公卿，其审美心态与艺术表达自然有异于高居廊庙的显贵。馆驿诗的另一部分作者是下层文官，包括幕僚和州县佐录簿尉。这些人虽也积极仕进，但低微的身份地位限制了他们，其艺术趣味也不会很快就贵族化，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比较接近平民的。至于那些被贬逐出京的中高层官员，则往往因为“处江湖之远”也影响到文学风格，羁旅行役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促使他们的创作心态发生变化，更贴近平民大众。一般来说，离政治中心越近，跟皇权关系越密切，在官场周旋应酬越多，其诗歌就越易贵族化，艺术表达越公式化、空洞化。唐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做宰相，为帝王师。出于进取心，出于“致君尧舜上”的崇高追求，他们对政治的介入常常是积极、主动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使他们对自己的这种介入产生崇高感、使命感。离权力中心越近，态度越积极，他们越会使用一种强力的专制语言，致力于宣传政教，这时候，诗中冠冕堂皇的话就越多。同时，在上流社会活动，要受到许多创作规范的约束，题材、主题相同，风格接近，即使性格鲜明的人也是这样。反之，一旦身处江湖，原先被淹没的个体人格意识就会鲜明地凸显出来，诗中会融入许多生活经验，表现自我、关注社会的成分会大增。离开庙堂也意味着处世态度的变化，当他们穿行于平民云集的征途馆驿时，那种身居庙堂时的严肃、高尚、不苟言笑，或许会让位于随意、放荡、任情甚至下流的生活态度，从而也具有普通人的世俗情怀和艺术趣味。这应当是馆驿诗浅俗化的又一重要前提。

复次，唐代馆驿的世俗生活特征也为唐人馆驿诗的浅俗化提供着典型情境。唐代的驿，一般都有驿楼供人凭眺。驿舍宽敞明亮，设有上下厅、东西厅，规模大的驿可住百余人甚至几百人。驿中设有酒库、茶库、咸菜库等。驿道两侧、馆驿周围都是原始的生态环境，槐柳荫映，气象清幽。尽管如此，唐人还是十分注意馆驿环境的美化，驿中植有篱花、槿花、野棠，桃李榆柳岑蔚，有林泉之致，有的还有莲池、荷花池等池沼，有舟船供人游玩。褒城驿、秦州驿、汉阴驿、湖城驿、敷水驿、甘棠馆、扬州水馆就以环境优美、设施齐全而闻名于世。这么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也大大激发了文人的才思，形诸赋咏，常常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唐代驿、馆接待行客的功能使之成为理所当然的会客饮宴之所，驿馆中酒菜常备，此外还有歌妓、舞妓、酒妓相伴助兴。酒与女人这两个对唐人作诗极重要的条件具备了，而馆中诗板、笔墨也不缺。为了给名士题诗提供方便，驿吏往往事先就准备好了诗牌或诗板，一有机会就主动将诗板、笔墨进上。有的则粉刷墙壁以待名士留题，这也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欲望。在馆驿中，他们常与驿吏、宦官、妓女、僧道、豪侠、商人、隐士、巫医术士等社会杂流打交道，遇到故旧乡亲，读到故旧的题壁诗。南北东西的行役大大丰富了诗人的阅历——江南水乡的迷人夜景，塞北山驿的荒寒冷落，巴渝荆湘间音调怪异的“竹枝”民歌。这些新鲜的世俗题材为诗歌的俗化提供了良好契机。一个高居庙堂的人与这些素材是无缘的，只有在朝市生活中受了挫，他才有可能回到自然的怀抱，广泛接触社会。

三

审美视野的转换，艺术趣味的平民化，给诗歌面貌带来了一系列显著变化。(www.xing528.com)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馆驿诗中出现了一大群平民人物形象，如军人、驿吏、道士、民女等，这是浅俗化的重要表现。根据唐代馆驿制度，驿设驿吏，馆有馆吏，具体负责该驿事务，他们与馆吏、驿吏一样没有什么文化，但长期浮沉世俗，见多识广，道路上往来文人经常与他们打交道。吕温、卢纶、张籍、赵嘏、李商隐、翁承赞都作诗描写过这类社会底层人物。赵嘏诗题曰《赠馆驿刘巡官》：“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言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诗中的刘巡官略知诗书，自负才略，但长期得不到赏拔，牢骚满腹，赵嘏与他有交情，作诗安慰他。李商隐《戏题赠稷山驿吏王全》写一个道士出身的驿吏：“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过客不劳询甲子，惟书亥字与时人。”下有自注：“全为驿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诗章。”此诗的呈赠对象是驿吏，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呈赠的诗不能过于典奥，所以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驿吏最欢迎这样的作品。《唐诗纪事》卷六一记载了文士郑仁表为驿吏题诗的过程：“仁表经过沧浪峡，憩于长亭，驿吏坚进一板，仁表走笔云。”诗题为《题沧浪峡旁》：“分陕东西路正长，行人名利火然汤。路傍著个沧浪峡，真是将闲搅撩忙。”用的全是唐代口语，郑仁表作过好几首赠妓诗，风格俗艳，看来他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诗歌语言风格的。

中晚唐时期馆驿诗中出现了一群风尘女性形象，她们执着地追求爱情，负有才艺，颇为引人注目。《树萱录》载湘中女子夜月之下吟诗之事：“番禺郑仆射（愚）尝游湘中，宿于驿楼。夜遇女子，诵诗曰：‘红树醉秋色，碧溪鸣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顷刻不见。”情景宛然在目，所吟诗篇风调清丽，情思哀苦。又《灯下闲谈》卷下载，襄阳军衙小吏欧阳训奉使岭外，夜宿新林驿，有女子淡妆茜服而来，吟诗相惑：“月明阶悄悄，影只腰身小。谁是骞翔人？愿为比翼鸟。”这位女子吟诗目的是为了引诱对方，故语意显豁，体制小巧，风调接近元稹、白居易的“研艳短章”。上引两则虽系小说家言，反映的却是唐代的实际。

唐代旅馆、客店中都雇佣年轻女子从事餐饮娱乐业，有的还兼提供色情服务，官员到馆驿举宴饯送朋友、亲故，往往自携官妓或家妓随行入驿。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吸引了许多风流倜傥、渴望温情的文士，游处之际，不免发生许多情事。如欧阳詹《乐津店北陂》表现对店中女子的爱慕，诗人遇到一位既美艳又大胆的女子，互相产生了好感，以致他别后还久久不能忘怀。许浑《秋晚云阳驿西亭莲池》追忆昔日与女子清夜秉烛，在云阳驿莲池划船赏花的情事，韩偓《旧馆》、韩琮《商山店》、罗隐《商於驿楼东望有感》也是恋妓题材，诗中出现了好几个云鬟皓腕、肤发极美的女子，这些女性与诗人之间都有过相恋的情事，根据这些事情写成的诗歌也情致缠绵，风格俗艳，而且越来越发展成为一种创作倾向，这一倾向与中唐以来诗歌的俗化、艳化趋势是合拍的。

唐后期，馆驿诗中出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世俗生活画面。卢纶《焦篱店醉题》：“洛下渠头百卉新，满筵歌笑独伤春。何须更弄‘邵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描绘东都集市上伎艺人士弄傀儡戏的情景，都市发达的市井生活可见一斑。独孤及《东平蓬莱驿夜宴》写水驿夜宴情景：诗人奉使至东平，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接待，酒宴上，主人带来了如花的齐童、卢女（歌舞妓），唱的是郢曲、《采莲》，宴会上齐童、卢女的清歌妙舞深深吸引了诗人。诗人写的虽是山东水驿，却很有江南水乡风情。饮宴之际，官民之间的种种距离全然消失，大家都在纵情欢乐，这样的诗歌可谓艳而不淫，俗而有味。

唐后期，旅寓、仕宦南方的文人与日俱增，因而馆驿诗对南方社会面貌的反映也比较全面深入。有的写的是荆襄水乡生活图景，如李涉《经涢川馆寄使府群公》：“涢川水竹十家余，渔艇蓬门对岸居。”更多更好的是对运河沿岸及江南秀丽风情的描绘，刘禹锡《扬州春夜》、李益《莲塘驿》、李郢《友人适越路过桐庐寄题江驿》、张籍《江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王建《江馆》：“水面细风生，菱歌慢慢声。客亭临小市，灯火夜妆明。”写的是江淮地区临江集镇上的夜市景色：月色朦胧，清风徐来，菱歌清唱，悠扬悦耳，朦胧夜色中远远眺望，只见客亭临水的窗口灯光下，女子身着盛装，倩影晃动，这不过是运河水路沿线无数客店的一个缩影，浓郁的生活气息仿佛透过诗卷隐隐传来。唐代江南杭越苏洪一带，交通便利，渔商发达，定期进行集市贸易，农耕却被荒废。这一变化在唐诗中也得到表现，曾经到过江西的张九龄、耿就有此类作品。张九龄《候使登石头驿楼作》：“万井缘津渚，千艘咽渡头。渔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畴。”耿《发绵津驿》：“杳杳短亭分水陆，隆隆远鼓集渔商。”《发钟山馆》：“野市鱼盐隘，江村竹苇深。”都是纪实之笔。

四

表达的真率自然，语言的浅俗明白，效果的赏心悦目是唐人馆驿诗的外在审美特征，这更是浅俗的标志。部分馆驿诗的作者是文才不高的下层人士，他们并不谙熟典实，惯用的是与口语接近的文学语言。如新林驿女子《击盘歌送欧阳训酒》：“飞燕身轻未是轻，枉将弱质在岩扃。今来不独同鸳枕，相伴神魂入杳冥。”为了引诱男子，她吟诗相逗，语言浅俗，风调清新。崔常侍等四人《官坡馆联句》：“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由四个明白如画的描写句组成，表面看，四个画面似乎互不相干，合看却是一幅风雨行役图，表达了很深的人生感触，语言与构思都很新鲜。

文人置身羁旅，胸中郁积了强烈的情感，时时萌发创作冲动，思之所至，不假修饰。如元稹《汉江上笛》：“小年为写游梁赋，最说汉江闻笛愁。今夜听时在何处？月明西县驿南楼。”作于出使东川期间，夜宿兴元西县白马驿南楼之时，诗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典故，感情表达真率自然。最爱用典的李商隐有十三首馆驿诗，除《筹笔驿》外，其余很少用典，语意显豁。杜甫虽喜用典，但今存十首馆驿诗却是用典最少的。武元衡在朝为相，诗风典丽，一旦出镇西川，往返途中所作馆驿诗却都变得明白如画。宋之问、韦应物善作台阁诗，但他们写临江驿、蒲塘驿的诗却风调天然。其他馆驿诗较多的诗人如权德舆、许浑、薛能、刘禹锡、杜牧、武元衡、贾岛、温庭筠等都有类似特点，王建、元稹、白居易等尚俗的诗人就更不用说了。

馆驿诗的浅俗化，还与这类诗的写作目的、读者对象有关。如果按发表方式分类，有一类馆驿诗题于驿馆的壁、柱、梁、楹上，人们习称为题壁诗。它的读者对象，不只是文人，还有广大平民。平民化读者要求诗通俗易懂。再则诗题于驿壁，未尝没有逞才和传名的动机。而诗要获得世俗读者的认同，就不能靠堆砌典实，必须讲究语言技巧，表现合度，既不过于典雅晦涩，也不过于俚俗粗鄙。事实上，大部分题驿诗着力追求的正是这种风格，如项斯《杭州江亭留题登眺》：“处处日驰销，凭轩夕似朝。渔翁闲鼓棹，沙鸟戏迎潮。树间津亭密，城连坞寺遥。因谁报隐者，向此得耕樵。”热情赞美杭州江亭的迷人风景，适宜耕读，渔樵归隐。因系题壁，故语言大俗大雅，没有用典，诗意既不晦涩，也不浅白，雅俗皆宜。

吟诵的方式也有助于馆驿诗的浅俗化。唐人爱吟诵，行旅中的诗人尤其是这样。吟诵成诗不同于书斋里的寻章摘句，它往往是情绪冲动的自然流露，语言清新活泼。如武昌妓《杨柳枝词》：“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即凭着才性与诗思口占而成。“口占”是即兴吟诗的一种方式，主要用来表达瞬间情兴，常常不假修饰，带有口语特点，如窦裕《洋州馆夜吟》：“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即进士窦裕旅宿洋州馆中，月下行吟而成。他下第游蜀，病客思家，对月吟诗，倾吐乡思。在馆驿中月下行吟，最易引发诗思，很多外出的文士都喜欢这样作诗。韦应物也爱月下吟诗，《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甘泽谣》载：“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莹，秋露凝冷，舟中吟瓢，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良久。”生动描写出文人对月吟诗的情景。独行无友则对月吟诗，结伴而行或馆中遇友则对月联句，这也是行旅途中文人的通习。韩愈从裴度出征淮西，清夜无聊，与幕中诸公联句，这样写成的诗有好几首。如他夜宿神龟驿作的七绝《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习气在唐人小说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前举崔常侍《官坡馆联句》即是一例。《太平广记》卷三二九引《玄怪录》所载《夷陵空馆夜歌》“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一诗，也是四位女郎在夷陵空馆月下击筑弹琴，更迭唱和而成，格调淡雅，接近口语。再如张九龄《旅宿淮阳亭口号》：“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乡临桂水，今夜渺星河。”也是即兴创作，带有口语特征，与坐在书斋里构思出来的诗相比，风格迥异。

总结全文，表达的真率自然、语言的浅俗明白是唐人馆驿诗俗化的外在审美特征，不避世俗、描写世俗是其内容特征，题壁、吟诵、口占诗是俗化在创作方式上的标志，这些都可以说是唐诗俗化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