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驿递制度与异地唱和的关系

近十余年来，学界对唐宋唱和诗的研究日趋深入，积累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其中对笔者撰写本节有启发性的就有吴大顺《士子友谊与唱和诗——论欧梅唱和诗对元白唱和诗的继承与超越》（《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赵以武《“和意不和韵”——试论中唐以前唱和诗的特点与体制》（《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尹楚兵《试论皮陆诗派尚才自娱的唱和观及其表现形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等论文。相关成果大都是循着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思路对唱和诗所作的正面研究，而立足于从制度史的角度探讨唐代唱和诗的则不多见。有鉴于此，本节着重从唐代驿递制度角度剖析唐人异地唱和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论述这一制度对于异地唱和特点和体制的影响。

一

所谓异地唱和指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文人通过邮递的方式展开的一种诗歌唱和，是兴起于唐代的一种新的唱和方式，它与面对面的文学唱和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异地”二字，即唱和双方不在一处，唱和活动跨越不同地域空间，唱和必须依赖邮递才能实现，要靠邮递来维持。这样一来，“文学”便与“制度”联系起来了，因而异地唱和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史问题。如果我们将职官制度史与唐诗史联系起来观察这一文学现象，就会发现，唐代驿递制度的发展完善与唐人异地唱和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

唐前期，文书都交由馆驿递送，传递的多为官方文书，私人信件很少官邮。朝廷对于邮递的使用范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在京诸司，只有军务要速等紧急事务才会遣使乘驿投递文书，地方上也只有急速大事才遣驿。驿使赍送文书，不许携带私物等等，总之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文人通信联络极为不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异地寄和根本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翻遍当时诗人文集，也只看到宋之问《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与崔融《和宋之问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及胡皓《和宋之问寒食题临江驿》这么一组诗属异地唱和，而且还是因为文人出贬这一机会才实现的，属于“因利乘便”，不属于驿递制度改变带来的新变。因为唐朝官员出贬，皆乘驿进发，流贬的官员将写成的诗篇交给驿卒，托付给他顺便投递，不需要另遣使专达，于公于私都便。整个初唐的诗人，从“四杰”到沈宋、陈子昂，其文集中都很少有带“寄和”或“酬寄”字样的诗篇。少数带有这类字眼的，都是趁出使或流贬乘驿的机会便带的，如《陈拾遗集》中《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远寄蜀中亲友》《咏主人壁上画鹤寄乔主簿崔著作》三诗，都是他奉诏入洛及随军出征途中便寄的，而且没有引起对方的酬答。沈佺期、宋之问文集中也有类似情况。这种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过严过狭的驿递制度造成的，直到开元中期还是这样。盛唐首开异地寄和风气的要数张说。他开元初期担任岳州刺史期间，最喜与文人唱和，凡南来北往经过岳州的，以及在本州供职的文人，都有唱和。其间与流放至此的赵冬曦唱和尤多，唱和加深了两人的友情，以至张说离开岳州奉召赴京，踏上征途还要回寄诗作，再来一番唱和。其《出湖寄赵冬曦》与赵冬曦《酬燕公出湖见寄》就是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一组异地唱和诗，皆五古，同韵同体。赵诗题目“酬××见寄”还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中晚唐以来多数异地唱和诗，答作的题目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说明赵冬曦与张说的唱和既有写法上的开创性，也有开创唱和新局面的作用和意义。

天宝中，驿递制度开始松动，官员利用驿站邮递传送私人文书诗篇的情况增多，异地唱和的作者也在增加，如岑参《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垒山思故园见寄》、高适《酬卫八雪中见寄》、李白《酬裴侍御留岫师弹琴见寄》《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等。李白的这几篇寄和诗，作于流放夜郎期间，说明这些诗的写作，也与驿递制度有关。前面说过，左降官与流人在道作诗酬寄，属于驿递制度带来的便利，大概李白也是因为这一便利，才与裴侍御有文字往来的。至于裴侍御，因为经常要奉使行役，利用工作之便与友人寄诗唱和，自然不是什么难事。李白《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君至石头驿，寄书黄鹤楼。开缄识远意，速此南行舟”四句，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告诉我们：这位裴侍御甚至主动寄书给李白，这说明他要做此事极为方便。杜甫的酬寄诗更多更好，不仅有《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酬韦韶州见寄》《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等一般的酬寄诗，也有《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这样的“追酬”之作，系其开检书帙见故友高适任蜀州刺史所寄《人日相忆见寄》诗，追感故交零落而作，时“大历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

追酬形式的出现表明，到了代宗大历年间，异地寄和已经相当发达。当时作者蔚起，作品繁多。一般的大历、贞元诗人都有此类创作，如李嘉祐《酬皇甫十六侍御曾见寄》、皇甫曾《酬郑侍御秋夜见寄》、钱起《酬刘员外雨中见寄》、包佶《答窦拾遗卧病见寄》等。而以刘长卿、韦应物、独孤及等江南地方官诗人最多。刘长卿有《酬皇甫侍御见寄时前相国姑臧公初临郡》《酬张夏别后道中见寄》《酬李员外从崔录事载华宿三河戍先见寄》《酬李侍御登岳阳见寄》《贾侍御自会稽使回篇什盈卷兼蒙见寄一首与余有挂冠之期因书数事率成十韵》等多首，独孤及有《答李滁州题庭前石竹花见寄》《答李滁州忆玉潭新居见寄》《答李滁州见寄》，韦应物有《酬卢嵩秋夜见寄五韵》《答令狐士曹独孤兵曹联骑暮归望山见寄》《答史馆张学士段柳庶子学士集贤院看花见寄兼呈柳学士》《酬秦征君徐少府春日见寄》等。宋人编纂的《韦苏州集》中，还特立“寄赠”一门，其中属于寄作的多达六十四首。《太平御览》中也辟有此门，作为一个题材类别加以处理，表明此类题材至中唐已取得独立地位。

上述新变，完全得益于此间不断改进的驿递制度。其时的驿递方式主要有“因便使”和“差专官”两种。凡朝廷诏命、地方表状之事关重大者，都遣专使送达。地方上若有紧要事件，也以驿书上闻，此外的文书就属“因便使”寄达的范围。中唐还涌现出“递”这一独立于馆驿之外的通信组织。这一新起的通信组织职掌专一，效率颇高，应用日广，对于中唐异地唱和诗发展高潮的形成，也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时作品数量激增，形式精巧，不少诗人都把唱和诗的纂辑当作文坛盛事，编纂了大量唱和诗集。《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著录有“白居易李谅《杭越寄和诗集》一卷”，《通志·艺文略八》著录有《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裴均《寿阳唱咏集》《荆潭唱和集》《荆夔唱和集》《刘白唱和集》《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唐名公唱和集》等异地唱和集十一部，卷数少者一卷，多者二十二卷，作者多数是方镇、刺史，最后一书中的“名公”也是指做过刺史节镇的政坛名流，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到了晚唐，驿递制度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不少新的文书投递机构与传递方式。南方各地都置有递铺，以铺卒传送文书。地方官员还招募脚力、健步、捷步，承担临时通信任务。诸道都在京城置进奏院，辟进奏官入京奏事。与进奏官性质相近的有传递捷报的“告捷官”，亦起于晚唐，也是唐代传递文书的专使。上述各式各样的通信联络机构及其任务承担者，其服务对象都是地方官员而不是朝廷官府。故晚唐文人展开异地唱和更加方便，异地唱和诗也更多，题目带“驿寄”之类字眼的也多起来，如李商隐《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薛能《行次灵龛驿寄西蜀尚书》、罗隐《秋日泊平望驿寄太常裴郎中》等，表明其与驿递关系的密切。也有题为“寄和”的，如李商隐《寄和水部马郎中题兴德驿时昭义已平》、赵嘏《山阳卢明府以双鹤寄遗白氏以诗回答因寄和》等，同样表明这一关系。

其时又有所谓“中谢”制度，起于唐代中叶，两宋仍之，唐宋文集中凡贺表、谢上表之类，均属此体。柳宗元《进平淮夷雅篇表》“臣负罪窜伏，违尚书笺奏十有四年”之语可证其制。凡臣僚外任，到任必撰谢上表。任期内闻朝廷有大事，皆撰笺表附驿以进，或遣专使送达，纳于尚书省，这也为唐人的诗文传递创造了机会。

分析寄和诗的作者身份，从中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基本规律：一是寄和诗歌数量的多少，与作者官位的高低、仕宦状态的理想程度成正比，官位越高、仕宦状态越理想，这类作品越多，反之亦然；二是做过节镇、刺史的，作品数量较多，不具备这一经历和身份的则相对较少。查《全唐诗》，中唐以下诗人，有“酬××见寄”这一格式之寄和诗的多达数十位，其中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权德舆、令狐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姚合、徐铉的作品最多。他们或做过刺史，或曾任节度、观察使，都是握有权力的地方官，有使用驿递传递文书的权力与便利，自非一般的进士、举子可比。像崔峒、耿、张南史、韦元甫、刘商、丘丹、朱庆馀、鲍溶、李山甫、黄滔、李咸用、唐彦谦、林宽、李洞、唐求等人，因为地位卑微，甚至未能入仕为官，这方面的作品就格外少，多数都只是间或有一二寄赠之作。像僧人灵一、清江、寒山、无可、贯休、齐己等，此类作品都只有寥寥数首，对比之下，差别显得格外鲜明，这些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卢纶、章八元、李端、畅当、皇甫冉、司空曙、羊士谔、杨巨源、王建、李郢、薛能、许浑、雍陶、司空图、吴融、韦庄、李中等仕宦状态处于中等的，其寄和诗也不多不少。至于像王起、张建封、李逢吉那样的高官，此类诗歌数量也少，那是因为他们今存的作品本来就少。李商隐、贾岛、罗隐、郑谷等文人虽然地位卑微，但是这类诗歌总量却较多，则是因为他们或广交权贵，或身带使职，使用驿递方便。总之，排除特殊情况不计，这两点结论是成立的。(www.xing528.com)

各级各类官员中，方镇、刺史使用驿传投递诗文尤为便利。他们兼领一郡馆驿之事，下属中巡察驿传的判官、州县驿传的主管官员，统归其领导，需要时利用传递公文之便，捎带诗文投寄亲友，方便得很。即使派遣专使投递文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中晚唐时期不少诗人都是这么做的。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刘禹锡《吴蜀集引》：“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所引诗文都在向人们诉说同一事实：很多唐五代文人都曾利用手中权力，让本州邮吏为自己递送诗文。

二

唐代文人特别重视唱和，把它视为一种联络亲友、发展关系的重要手段，可是交通地理却严重制约了文人唱和。古代通信联络本来就很不方便，文人出入中外，每苦于联络困难，音信稀疏，而中唐以来方镇使府的广泛设置，又使得文人之间的现实联系变得更加稀疏。很多时候，他们都只能在隔绝的环境里互作诗文，深情追忆过去和朋友的交游往事。这一互相隔绝的生活现状也从反面激发和促进了异地唱和，寄和、酬寄这种文学交往，首先在邻近的方镇使府间流行开来，维持创作上的互动，形成邻镇酬寄诗歌的唱和风气和这样的创作群体。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京城—外地文人之间这种互动关系的存在。举例来说，文人离京远使，途中思念亲友，往往赋诗以寄，张籍《使至蓝溪驿寄太常王丞》就是他出使南方途中寄给好友王建之作。但相比之下，地方上的酬寄显得更加发达，气氛更加热闹。几乎每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方镇使府都是一个酬寄诗的创作中心，太原、凤翔、汴州、扬州、成都、荆州、襄阳、潭州、广州……都是这样的所在。其中邻镇之间来往尤为密切，前面提到的《荆潭唱和集》《荆夔唱和集》《三州唱和集》，就是这种邻镇唱和作品的结集。

然而地域相邻还只是异地唱和发展的前提，它并不必然带来异地唱和，其中起到更为关键作用的是唱和双方要有相近的社会地位、共同的思想心态、相近的文名才气，这些才是构成和维系异地唱和最重要的基础。至于所处地域是否邻近，反倒不是很要紧的。在唐人看来，只要心灵相通，声名相近，互相尊重，则哪怕是“出处乖远，亦如邻封”（刘禹锡《吴蜀集引》）。通过驿递，照样可以维持密切稳定的文字联系，而可将地域空间的阻隔忽略不计。文学唱和由面对面而发展到天各一方而仍能篇章相继唱酬不绝，这首先是维持联络、巩固友谊的一种现实需要，而从唱和诗的发展进程来看，却是文学唱和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说它高级，主要是因为文学唱和由一地而发展到两地或多地（多地是指唱和在三人三地以上进行），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对原来拘于一地之唱和的一种突破，也是对同地唱和在功能上的一种自然延伸。通过书邮而突破地域限制，这就为文学唱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创造了新的空间。

酬寄活动大大缩短了因地域空间而造成的疏离，也拉近了朋友间的心理距离，使他们感到“虽穷达异趣而音英同域，……相去回远而音徽如近”（刘禹锡《彭阳唱和集引》）。稳固的唱和关系克服了地域空间的天然隔绝，使他们不论天南地北，心都紧紧相连，“会面必抒怀”，“离居必寄兴，重酬累赠，体备今古”（同前）。刘禹锡与令狐楚就是这样一对好友。据刘禹锡《彭阳唱和集后引》记载，贞元中，刘为御史，令狐从事太原，就以诗章相往来。后来刘禹锡南迁，令狐楚则一直在北方为官，仕至宰相，赋诗赠答，编成两轴。大和五年（831），刘领苏州，令狐镇太原，“常发函寓书，必有章句络绎于数千里内，无旷旬时”。八年，令狐为吏部尚书，刘牧临汝；后来刘转授同州，令狐登相位，“每恨近而不见，形于咏言”。开成元年（836），令狐镇梁州，刘分司东都，新韵继至，率成卷轴，“聆风相说者四十年，会面交欢者十九年，以诗见投凡七十九首”，友谊不可谓不久。刘禹锡与李德裕、白居易的交情也差不多达到了这个程度。长庆四年（824），禹锡守和州，德裕镇润州，“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吴蜀集引》）。这一轮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集》为目。大和八年（834），刘转汝州刺史，白居易以宾客分司东都。后白授太子少傅，分务东都，刘居同州。次年，刘入洛为太子宾客，与白聚会，经常唱和。因寄和在汝州与洛阳之间进行，故题其集为《汝洛集》。武元衡—李吉甫、杜牧—张祜、皮日休—陆龟蒙也是这样的至交与诗友。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诗序说明了他与李吉甫维持酬寄的因由：“皇帝改元之二年，余与赵公同制入辅，并为黄门侍郎。夏五月，连拜弘文、崇文大学士。冬十月，诏授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彤弓玈矢，出镇西蜀。后九月，赵公加大司马之秩，右弼如故，龙旗虎符，出制淮海，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万里何远。”说明相同的地位、相近的身份、相似的际遇是酬寄诗创作的关键所在。

酬寄诗篇还能给诗人带来无法比拟的情感快乐与心理愉悦，触发创作激情，制作艺术精湛的篇章。刘禹锡先后与宣上人、东川杨尚书、江陵裴尚书、李十一尚书、湖州崔郎中、留守牛相公赋诗寄和。其《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四句，生动形容了寄和诗给他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快慰之感。白居易《与刘苏州书》谈到，大和五年（831）冬十月，刘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出任苏州刺史，“冰雪寒路，自秦徂吴”。白为东都留守，得为东道主为其饯行。吴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仍维持酬寄，一往一来，诗篇盈箧，“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又谓诚知己作老丑冗长，为少年所嗤，然“舍此何以启齿而解颐哉”！“启齿”、“解颐”表现了寄和诗的好处与作用。这种作用对于今人来说或许已经难以理解，对于唐人来说却无法替代。

总之，异地唱和既是一种文学行为，也是一种诗坛风气，有助于推动唐诗的艺术创新。唱和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炫示才学的味道，后进者也有追慕名贤、效其体制、追逐风气的心理动机，朋辈僚友间存在互动的创作机制，这些都为中晚唐诗的新变提供了驱动力量。从质性上看，寄和诗是一种志同道合者的文学交往，以亲友为对象，以友情为中心，充满人情味道和世俗气息，而不大涉入现实政治的内容，诗风一般都平和淡雅，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