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驿：送别诗繁荣的助推器

唐以前的送别诗，极少有以馆驿为分别场所的。《诗·大雅·韩奕》：“韩侯出祖，出宿于屠。”《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二诗祖送的地方都在郊野，方位相当笼统。《楚辞·九辩》：“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因是虚拟的境界，所以别所也只在山水之间，较之《诗经》并无明显进展。汉魏以来送别诗中常见的别所，诸如北林、南浦、东城、北馆、北路、南津、东津、西渚等，多为文人的虚拟或泛指，也与馆驿无甚联系，论地点多在都市郊外、山前水畔，而不曾具体化到某个场所。唐宋则不同，其时的送别诗除了继承上述文学传统外，还常将别所具体化到某座馆驿邮亭。造成这一现象的现实原因，则是馆驿的普及。

馆驿之所以与送别诗的繁荣有密切联系，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为行役而备，是行旅的出发点和终结站，而所有的送别都是因行旅而起的，辞亲别友，远适他乡，因此就有离别。送别诗作为送别活动的真实记录，是以迎来送往这一社交活动为基础的。送别活动的进行，需要一个特定的场所；送别诗的起兴和造境，也需要一个现实的情境。没有大量馆驿的客观存在，就不可能有频繁的送别活动，更不会有大量的送别诗产生。而唐代馆驿数量的剧增和普及，则为这类诗歌的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准备了现实基础。唐代共有驿一千多所，馆数百所，另有在送别上作用相当于馆驿的亭子、客馆数百所。宋代如果加上递铺，则这类建筑的数量更多。馆驿亭舍作为迎来送往的专用场所，有齐备的生活设施，是举行宴会、饯别亲友的理想场所，也是制作送别诗的主要场所。唐宋间，在饯行的宴会上，与会文人“各赋一韵”的事例极为常见，这就使得馆驿成为送别诗、序数量增加的“助推器”和“倍增器”。由于文人大都集中在城镇，故凡有驿路相通的城郊馆驿是送别活动最频繁的场所，也是送别诗产生的主要处所。但实际上，驿路上的任何一座馆驿都可能成为迎送之所，行人在途中遇到亲故，一番相聚即挥手而别，赋诗以赠，这在唐宋间既是一种文人交游的常态，也是一种文学活动的常态。略举数例，如岑参《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张咏《新市驿别郭同年》、蔡襄《通源驿别颜茂才》、汪元量《星子驿别客》都是在这种情境中产生的，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四首诗中驿站都在沿途，而不在城镇近郊，可是它们也是送别诗的产生之地，可见馆驿对于送别诗数量增加的意义之大。

总之，唐宋时期馆驿的普及使得送别活动经常化、普泛化，为馆驿诗的繁荣提供了可靠保障。在这种制度保障下，“驿亭”与“送别”之间建立了一种恒定、密切、稳固的联系。即使从诗歌标题也可看出这一点，如王勃《江亭夜月送别二首》、许浑《谢亭送别》、刘敞《曲阳亭送别》，诗歌题目中都包含有这层意思。由于送别活动极为频繁，在唐代，甚至同一驿传也有数首送别诗，如王勃《白下驿饯唐少府》、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别》二诗，都作于金陵白下驿。还有在同一驿中两次饯送同一友人的，唐诗中称为“重送”，如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刘长卿《瓜洲驿重送梁郎中赴吉州》、张说《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及《端州别高六戬》，所载送别之事，都发生在同一驿中。上述种种无不表明，馆驿亭舍的普及化是唐宋时期送别诗数量剧增于前的制度史原因。

但由于并不是所有的送别活动都得在馆驿中进行，所以也并不见得所有的送别诗都与馆驿有关，其是否与馆驿有关，还得看具体情况而定。大体说来，符合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的，就可以认定与馆驿有关，否则很难说。(www.xing528.com)

一看诗题是否标明为驿亭送别。如刘长卿《瓜洲驿奉饯张侍御公拜膳部郎中》、李端《都亭驿送郭判官之幽州幕府》、白居易《临都驿送崔十八》、李频《明州江亭夜别段秀才》、范成大《清湘驿送王柳州南归二绝》，题目都含有“驿送”、“亭别”之类字样以表明送别场所。以上说的是送别诗，留别诗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如祖咏《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李群玉《广江驿饯筵留别》、戴叔伦《江馆会别》，都标出留别亲友所在馆名。类似这样的诗篇，都与馆驿相关。

二看诗句中有无这方面的意思或线索。事实上，诗题中带有“馆驿”字眼又属送别题材，或含有以上两个意思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或明或暗地在诗中交代馆驿背景的则较多。由于这类送别诗的题目中并无明显标志，单从题目看不能下结论，还需要对诗歌内容作一番考察才能确定。如孙逖《送杨法曹按括州》：“东海天台山，南方缙云驿。”王维《送岐州源长史归》：“故驿通槐里，长亭下槿原。征西旧旌节，从此向河源。”王昌龄《岳阳别李十七越宾》：“相逢楚水寒，舟在洞庭驿。”题目都无明显标志，诗句中却都带有“驿”字，且在对偶句中交代了馆驿所在的地理位置，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诗中记录的送别活动与馆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