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馆驿文学中璀璨夺目的女性形象

唐人馆驿诗文小说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光彩照人、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十分引人注目。独孤及《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中“如玉”的卢女、如花的齐童，元稹《遭风二十韵》中扶侍他夜归驿楼的“两行红袖”，许浑《秋晚云阳驿西亭莲池》中陪伴他作“莲池秉烛游”的“神女”、“仙娥”，都是典型。

馆驿诗中的女性形象尽管不无作者刻意美化的痕迹，但毕竟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而唐人小说中的馆驿女性形象却多是出于有意的艺术虚构。其一般叙述模式和情节结构是以文人行旅为背景，将人物活动环境预设在某座馆驿之中，某个月白风清的幽寂之夜，“良夜多怀”的时候，男性主人公投宿驿中，中夜对月吟诗，遇到一至数位女性至驿，吟诗传情，互生恋慕。人物性格方面，女性的多情善感、美慧能文，甚至盖过了男性的风流倜傥、文采斐然。较之男性，她们的形象更美，更有魅力，《太平广记》卷三二六引《异闻录》中的女性堪称代表。小说中的文士沈警出使秦陇，夜宿传舍，凭轩望月，即兴吟诗，遇到“张女郎姊妹”，都是人间稀见的美女，“音旨清婉，颇异于常”，懂得欣赏诗歌，且能续句。环境也极为优美，“朱楼飞阁，备极焕丽”，“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女郎都能弹奏箜篌，援琴为弄。男性主人公所作诗系“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以遣旅愁”，女性所吟诗多为情诗，咏叹人神离合、良宵美景，如小说中大女郎所吟诗：“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歌：“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皆着力表达情爱主题，情节、人物、环境大致不离此。《太平广记》卷三二九引《玄怪录》刘讽在夷陵空馆夜遇女郎的故事，《类说》卷一三《树萱录》郑愚湘中驿楼夜遇女子诵诗的故事，《全唐诗》卷八六七新林驿女与欧阳训的故事，都属这一格套。作者在这些作品中为读者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美好世界。在这个理想境界中，女性都容貌姣好，心地善良，用情专一，文采艳发，外貌、心灵、品格都很美，完全是理想化、幻想化的产物。这类人物虽不免类型化、模式化，但因极美的形质及奇幻怪异的故事情节而在唐宋馆驿文学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这种偏于理想化的故事模式，体现了作者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唯美倾向和唯情倾向，寄托了作者对理想女性的期待和向往，未尝不可视为对现实生活中爱情缺失的一种心理补偿、自我慰藉。

这类小说既与举子行卷的风尚有关，也与唐人在女性题材小说主题上偏重情爱，人物塑造上偏重女性，情调上偏于颂美的共同点有关。作者在继承对女性的传统审美观的同时，也从唐代现实需求出发作了适当的改编，以迎合当时受众的审美意识，与现实社会中真实的女性差距却相当大。(www.xing528.com)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唐代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密切相关。唐宋社会的公共娱乐场所，女性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颜杲卿在恒州南面的焦同驿设宴款待安史叛军将士，宴会上竟有歌妓数百人，自晓至暮，不停地上演节目。朱温在上源驿迎接李克用的宴会上，也是侍妓环列，佳丽如云。北宋辽使往来的河北驿路上，每逢馆驿宴会，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妓女罗侍，环拥左右。宋人小说中的歌女秦弱兰，乔装打扮成驿卒之女，敝衣竹钗，洒扫庭院，诱惑南唐使节陶谷，致使他犯下“慎独之戒”，中了韩熙载设置的外交圈套，没能完成任务。《能改斋漫录》卷一一《妓赋诗送武补阙》中的襄阳妓，“本良家子，失身于风尘，才色俱妙”。《夷坚支志》丁卷二中的小陈留旅舍女，夜将二鼓还在读书，声音娇婉，少好文笔，颇知书画，为一“双髻女子，衣服华丽，微笑而言”，又热烈大胆，特解风情，主人“留与坐，即捻书册玩诵，又索饮。具酒款接，微言挑谑，略不羞避，遂就寝。鸡鸣而去，复约再会”。同书丁卷六《刘改之教授》中深得刘过爱恋的侍妾也具有上述特征。相似的性格和外表体现出唐宋士人性别审美观念上的趋同性，应当视为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