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馆驿、馆亭的优美生活环境与条件

中唐以后，馆驿的接待对象、服务范围在逐渐扩大，这对国家利益来说未必是好事，对文学创作却很有益，因为法制的紊乱、管束的放松，也意味着接待容量的加大和文人活动空间的扩大。唐前期不能入驿的进士、举子、选人及其他文士，都能进入馆驿，体验社会生活，题诗撰文，这就大大丰富了文学创作。而馆驿题壁、题记的出现，又反过来吸引各阶层的读者驻足鉴赏，从而在读者—作者间营造成双向互动的关系，阅读需要与创作冲动互相激活，形成良性循环。因此，研究唐文人的馆驿生活环境、背景，是一个饶有意趣的话题。

唐代重要官道上的驿站，如两京道上的长乐驿、阴盘驿、赤水驿，滑州白马驿，川陕驿道上的望苑驿、马嵬驿，都规模较大，知名度高。长安至襄州驿路上的汉阴驿，中有“长廊虚槛，连接大厅；怪石修篁，罗列其所。江波入户，画舸临轩”（李骘《徐襄州碑》），为一方胜游之地。华州的普德驿、虢州的阌乡驿，在唐号称“邮亭之甲”。滑州的白马驿经过改建，与这两座大驿齐名，其制“博敞高明，倬然其闬闳；沈深奥密，杳然其堂室”（崔祐甫《滑亭新驿碑阴记》），制度壮丽，夸于邻境。

除偏远地区以外，唐代驿站一般都筑有驿楼。入蜀驿路上的嘉陵驿，长安至汾州的霍山驿、丝绸之路上的金城临河驿，都盖有驿楼，制度雄伟，利于凭眺。南方州郡虽然落后，但也建有驿楼。李群玉《洞庭驿楼雪夜宴集奉赠前湘州张员外》、《广江驿饯筵留别》，柳宗元《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杜牧《登澧州驿楼寄京兆韦尹》，许浑《韶州驿楼宴罢》，李德裕《盘陀岭驿楼》分别记述了唐代湖南、岭南、闽中地区的六座驿楼。唐代湖南的馆驿，今天可考的一共才十三所，而唐诗中关于湖南驿楼的记载就有五处。除前面提到的三所外，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有“驿楼官树近，疲马再三嘶”之句，湘中女子有《驿楼诵诗》，是二驿都有楼阁。既然连边远州郡都有驿楼，那么中原内地馆驿处处有楼，就更不足为怪了。

唐诗中关于驿楼的记载如此之多，说明它是文人来得最多的地方，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文人喜爱这里优雅、舒适的环境，经常在这里饮宴、吟诗、题诗、和诗。大概是因为主持修造馆驿的地方官都是些富于文采的风雅之士，所以他们主修的馆驿才会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大和二年（828），郑州刺史杨归厚主持重修的管城新驿，就是这么一个驿站。据刘禹锡《管城新驿记》描绘，新驿既“境胜于外”，又“术精于内”，“蘧庐有甲乙，床帐有冬夏”，“内庖外厩，高仓邃库”，“师行者有饷亭，孥行者有别邸”，并建有门楼，登楼者可以想见“溱洧波澜，嵩岳云烟，四时万象”，各种生活条件都齐备。当然，作为地方官员，如此精心讲求，也是为了树政绩，留美名。这种做法不是偶或有之，而是普遍性的。开成四年（840），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新修驿路，自散关—褒城—剑门，沿路列置十七驿，时人美之。窦常刺朗州，也大起堙废，兴修亭馆，多方营治。可以说自初盛唐始，全国上下在交通设施建设上一直都是讲求制度精密。李白《赵公西侯新亭颂》载，天宝十四载（755），宣州刺史赵某，鉴于宣州境内道路狭隘，“道寡列树，行无清阴”的情况，乃开驿道，筑驿亭，“以门以墉，乃栋乃宇。俭则不陋，丽而不奢，森沉闬闳，燥湿有庇”，结构复杂，功能齐全，中有驿池，“萦流镜转，涵映池底”，筑于高台之上，形状“如鼇背突兀于太清，如鹏翼开张而欲行”，乃是“一方雄胜之郊，五马踟蹰之地”，可见其制度之宏壮。应当指出，这种趋向是在昂扬向上的盛唐所特有的时代特征，目的在于使王命恩泽无远弗盖，便于实施有效统治，有别于铺张浪费、故意夸示雄大，是值得肯定的。

其实这样的大驿在唐代并不是很多，唐人置驿，讲求的是精密、有度、实用、雅观，并不一定追求规模之大，外观之美，更多的时候是讲求适中、合度。前面李白所说的“俭则不陋，丽而不奢”就是这个意思。大历中李勉主持建造的滑州新驿也体现了这种追求：“无尚雕木之异，无荣饰土之奇。揆时勿夺，详费就简。”“取宁体之用，去娱目之奢。”惟“疏栋楹，广庭庑”。在这种美学思想指导下，唐代馆驿既朴素大方，又经久耐用，庭庑广阔，楹栋稀疏，特便行人休息。方方面面，都体现出特有的精神气度，令后人称羡不已。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倡导实学，精研舆地，为此而践历南北，实地考察各地州郡城郭，见到过不少唐代城镇烽戍馆驿遗址。他感慨说：“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清代的驿舍，更简陋得像“隶人之垣”（《日知录》卷一二《馆舍》），顾炎武的话特别能显示唐人制置的过人。

说到驿内的生活条件也是这样。一般的驿站内都备有茶库、酒库、咸菜库供行人享用，又有程粮草料以备人畜行旅之需。《国史补》卷下“葅库蔡伯喈”条记载，唐代江西地区一驿便有上述三库，预备三室以贮之，每室内供奉一神，可见唐代南方馆驿至中唐时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晚唐人的一些诗篇，也写到不少这样的驿站，在叙及驿内生活条件的同时，往往详写驿内生活环境。如刘禹锡《秋晚题湖城驿上池亭》：“秋次池上馆，林塘照南荣。尘衣纷未解，幽思浩已盈。风莲坠故萼，露菊含晚英。”所引前六句都是写驿馆生活环境的，人们读了此诗，既知道他写的湖城驿内有亭子、池塘、竹林，也可感到景致的佳胜。其《和东川王相公新涨驿池八韵》也是这样一首诗，它描写东川节度使王涯所修一座新驿的驿池：“泛觞惊翠羽，开幕对红莲。远写风光入，明含气象全。渚烟笼驿树，波日漾宾筵。曲岸留缇骑，中流转彩船。”所写驿池比上一个更大，环境也更美，中有彩船，别是一胜处。

以上说的是驿，至于与驿平行的馆与亭，其生活环境条件好的似也不逊于驿。钟陵东湖南面的徐孺亭，“通馗在侧，平湖在下，波流毂击，日月无穷”（权德舆《徐孺亭马上口号序》），吸引游人。两京道上的甘棠馆环境更美，作诗描述的有刘禹锡、王建、司马札、杜牧等人，并被写进了唐宋小说。《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收录的政治讽刺小说《许生》就是以此馆为背景的。唐文人常在此处饮宴酬唱，兴之所至，往往挥笔题诗。刘禹锡《题寿安甘棠馆》赞美这里“公馆似仙家，池清竹径斜。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门前洛阳道，门里桃源路。尘土无烟霞，其间十余步。”王建《题寿安南馆》形容这里是“明蒙竹间亭，天暖幽桂碧。云生四面山，水接当阶石。湿树浴鸟痕，破苔卧鹿迹”。尚颜《宿寿安甘棠馆》谓“行人方倦役，到此似还乡”。岳州的洞庭南馆朱栏环绕，门对青山，风景秀丽。常州水西馆原为独孤及在郡所置，独孤及有《水西馆泛舟送王员外》描写这里的宜人风景：“单醪敢献酢，曲沼荷经过。泛览亲鱼鸟，夤缘涉芰荷。”至中唐荒废。后孟简至任，重修此馆，“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玩”（李绅《毗陵东山》）。枝江县南亭下俯湖水，枕大驿路，“立芰圆葭，诞漫朱华，接翠裁绿，繁葩春烛，决湖穿竹，渠鸣郁郁”（皇甫湜《枝江县南亭记》），环境清幽。(www.xing528.com)

唐诗中这种对馆舍环境的称赞随处可见，丘丹《秋夕宿石门馆》、王建《江馆》、李绅《宿扬州水馆》、张祜《题常州水西馆》、许浑《发灵溪馆》都是写馆驿环境美的，范围覆盖关陇、河南、江南、山南诸道，种类有山馆、江馆、水馆。馆在诗文中出现频率高，说明它跟驿一样是唐人努力经营的结果。据陈鸿《庐州同食馆记》，庐州同食馆是一所官营的客馆，庐州刺史主修。文中说它宾堂宽敞，前轩峨峨，飞檐画栋，颇为宏丽，“朱户素碧，洁而不华”，分东西厅，上下阁，厩屋宏大，前有丁字厅，门前导引流水，古岸修竹，雄峙于唐庐州至两京驿路上，极便行人。杜甫作《唐兴县客馆记》，盛赞该县县令修缮县馆的善政：“作之闬闳，作之堂构，以永图崇高广大，逾越传舍。”又为回廊、覆廊于其间，廊下注水，植以修竹茂树，风雨不侵，美似仙家。独孤及《抚州南城县客馆新亭记》记载，抚州刺史王昕，为了方便宾客行旅，筑驿亭于大道侧，这个新亭“厦屋耽耽，俯瞰浚壑”，登临望远，“则溪云竹风，生于栋牖，而绿野青山，为吾庭衢”，为“胜会之佳境”。所举事例都颇能说明唐代地方官对馆驿建设事业的重视，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就不能成就一代馆驿之盛。

然而到了晚唐，战乱频仍，破坏严重，旧制难复，形势大变于前。中和元年（881），汝州一郡以黄巢之乱，乱兵经过的邮传皆被焚毁，连军队都无驿可住，只好权寄于寺院之中。当此之际，朝政日非，官员贪鄙，真正有心兴复交通且又富有财力的已不多见。唐朝用人重内轻外，边远州县用人常轻，刺史、州郡、上佐多是贬累之人，长官有阙，甚至长期不补。在任者既不安心，调动又很频繁，很难想象他们会在交通建设上有所建树。比如地处剑南东北的通州，连州城内的馆驿都是荒馆。元稹元和十年（815）贬通州司马，行至通州，作《见乐天诗》寄给好友白居易，中云：“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可见其荒凉。通州地僻，馆驿的使用频率本来就很低，郡牧又无心维护，故日见荒废。再如蓬州，元稹元和四年（809）奉使按东川狱时，路过该州州馆，作《感梦》诗描写它的破败情形：“十月初二日，我行蓬州西。三十里有馆，有馆名芳溪。荒邮屋舍坏，新雨田地泥。”一般来说，唐代州城外的第一驿等第是比较高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南出蓬州城第一驿即如此，其他馆驿则可想而知。《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很多这种荒邮废馆，如卷三三八《窦裕》中的洋州馆，卷三四五《刘方元》中的巴陵江岸古馆，卷三三九《阎敬立》中的凤翔山中某废馆，都是久废无人、狐鬼出没之所。唐末五代天下榛莽，宫阙尚生荆棘，馆驿自然更难逃厄运。

晚唐五代废馆荒邮多，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晚唐时国家财力有限，赋税难征，无法维持盛中唐遗留下来的庞大交通体系，朝廷倾其财力，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些干线驿道馆驿，支线馆驿则无暇顾及。此时方镇林立，各据一方，时敌时友，互相吞灭，诸州驿道通塞无常，只留下众多的荒邮废馆供人凭吊，并成为小说家宣扬宗教迷信的题材。晚唐文人撰写神鬼小说，往往借此虚构一些荒诞离奇的情节，常把破败馆驿的景色写得阴森可怕。他们似乎比较偏爱这种阴暗冷瑟的场景，体现出取景构境、喜爱冷寂的审美心态。这既是末世文人没落心态的折射，也是失意文人落魄困顿遭遇的写实。前面提到的刘方元、窦裕，还有《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巴峡人》中的巴峡鬼，都是下第进士，客死他乡，化为厉鬼，吟声凄厉哀感，以至时至今日，这种凄厉的夜吟似乎还能穿越千年时空，回荡在空山泉石之间、溪谷坡岭之上。

以上说的都是唐代。尽管宋代也不乏好的馆驿，但应当承认，宋代馆驿建筑水平实不如唐，宋诗中的“荒邮”、“小驿”、“破驿”远比唐代要多。刘克庄《白社迓客一首》：“贫食官仓不自由，强扶衰病坐荒邮。”汪元量《兴元府》：“秋风吹我入兴元，下马荒邮倚竹门。”王之道《题宿松薤山寺》：“小驿隳颓不见容，著鞭东走梵王宫。”杨万里《人日宿味田驿》：“破驿荒凉晚解鞍，急呼重碧敌轻寒。”众多的诗作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同一事实，也折射出有宋一代馆驿制度之陋。尽管宋代馆驿的生活条件不及唐代，但宋人创作的馆驿诗文多于唐，应平等对待两朝之作。

总结全文，可以说唐宋馆驿的盛衰，对唐宋文人的生活、心理和文学创作都有影响，努力探究这种影响所在，是我们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