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人在馆驿中的社交生活与创作

对于唐宋文人来说，馆驿首先是作为生活场所而存在，唐宋文人的行旅文学作品有很多都是在馆驿中创作的。馆驿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会有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文学活动是融入其中，而不是独立于其外，二者的关系是兼容的而不是分割的。如《南部新书》辛卷所载章八元题诗邮亭，遇严维至驿，从其学诗的故事，就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文学活动，很难把二者分开，只是为了叙说的方便，权且分论。本节先论唐宋文人在馆驿中的社交活动。

唐人旅行，喜欢在车船中读书，马背上吟诗，如太宗征辽途中在步辇中作诗，白居易在马上吟诗，在江船上读元九诗，李商隐在马背上读《汉书》。若途中遇到故友，也会停下来交谈甚至赋诗，但相对来说，文学活动的主要场所还是在馆驿中，因为只有这里才是真正的休息活动场所。虽然有时候是孤身一人留宿馆驿，但群居共处的机会无疑更多。这意味着文人在馆驿中的活动主要是社交活动，这类活动在唐宋文人行旅中占有重要地位。

馆驿中最重要的的社交活动是宴聚。馆驿公共场所的性质，盛中唐以来馆驿容量的增加、接待功能的扩大，使之成为理所当然的饮宴之所。盛唐以来，政府对馆驿的控制逐步放松，允许节度、按察使、州牧、州郡上佐及五品以上职事官、散官、国公携带家口、家奴入驿，左降官与流人的家口也可入驿，出入馆驿的人员更加庞杂，馆驿宴会具有相当强的社会性^[1]。饮宴的举办者多是京官或各地方镇、刺史，其次是出使在外的郎官、御史、中使，至于举人、进士以及像李白那样的客游文人，很多时候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被邀出现在宴会上。

唐两京郊外馆驿是宴会的全国性中心场所，每有朝官拜命出使，官署公卿必出祖于郊外传舍，冠盖盛集，举宴驿中。北宋汴京都亭驿、都亭西驿、同文馆、怀远驿，作为接待使节和外宾的专用机构，也是举行国家重要典礼的经常性场所，常有各类宴会。宋代每逢北使到阙，就依照惯例赐御筵于班荆馆，韩琦《又次韵答夜宴陈桥驿》等，即作于这类宴会上。

较之京城，地方馆驿的宴会更多，使府府主经常性地举办这类宴会。《太平广记》卷二〇五引《羯鼓录》载，代宗朝，杜鸿渐出镇西川，某日忽起雅兴，乘着月色“与从事杨炎、杜悰辈登驿楼，望江月，行酒宴语”。他们显然都把馆驿视为理想的娱乐场所，而不是交通机构。在唐代州县城内，专门的娱乐场所极少，除州县官府外，举办宴会最理想的场所就只有馆驿了，这里馆舍宏敞，设施齐全，长廊大厅，气势壮观，是举行宴会的理想场所。

有时则是府主幕僚与过路旅客的宾主会宴。在扬州、荆州、成都等中心城市，这样的宴会尤其多见。扬州为唐代东南八道至关内、河南的转折点，时常有出入中外的文武官员使客路过。开元中，“朝廷之士衔命往还，路出维杨，终岁百数”（《宋高僧传》卷一四《唐杨州龙兴寺法慎传》）。刘禹锡有《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路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联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诗，题目概述了宴会的参与人员、经过和地点。瞿蜕园先生谓“此诗题中所列诸人，皆扬州杜佑使府同幕”（《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四），似过于笼统。戴伟华先生《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则指出诸人中“还有几位经过扬州的文士”，所说尤确。从诗题看，南北文人的这种欢会，带有很浓的追欢逐乐意味和游戏性质，唱和诗等往往产生其中。《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悔》载，刘禹锡赴吴中，扬州大司马杜鸿渐为他开宴，沉醉归驿亭，以二侍女扶归。记载虽与史不合，却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盛唐以来，这种宾主之会就经常发生。岑参天宝中往返西域，经过凉州，与河西幕府群僚会宴，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中描绘馆中夜宴情景：“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诗中的凉州馆属客馆性质，不同于驿，但对于行人来说，它与馆驿并无区别。岑参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759—761）在虢州长史任上参与的公宴尤多。据陈铁民先生《岑参集校注》，有据可查的就有十首以上，这还不包括未标明的，内容或者送人，或者游赏，或者聚会，场所有虢州西亭、虢州东亭、虢州后亭、虢州水亭等数处，事例非常典型。

馆驿之外，居于两驿之间的亭子也是常见的举宴之所。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宋城》：“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杜牧《题齐安城楼》：“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类似这种水路客亭，也是迎送饮宴之所。刘禹锡有《步出武陵东亭临江寓望》诗，从诗句的描绘看，武陵东亭是朗州城东江边的一座客亭，常被用作迎送客人，这样的场合是少不了宴会的。

方镇之外的其他州郡摆酒设宴的机会也很多，逢时遇节，军政要员路过，都要举宴。《太平广记》卷一九〇引《玉堂闲话》载，昭宗朝，宰相张濬统兵出讨太原，班师回朝，路由汾州，宿于平阳某驿，刺史张某在此设宴款待，“至张灯，乃许辞去”。不仅如此，地方上有人赴京应举，按照当时惯例也要设宴饯行，《唐摭言》卷三就载有袁州郡牧离亭饯送本郡进士黄颇赴京应举的事，可见地方上宴会的普遍。文人则是其中的常客，更是宴会上即兴创作的主体，张子容、独孤及、李群玉都有这方面的诗作。天宝末，独孤及奉使东至郓州，州牧设宴相待。诗人兴奋之余，作《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诗以纪：“驿楼涨海壖，秋月寒城边。相见自不足，况逢主人贤。夜清酒浓人如玉，一斗何啻直十千。木兰为樽金为杯，江南急管卢女弦。齐童如花解郢曲，起舞激楚歌采莲。”描写郓州城边水驿夜宴盛张伎乐的盛况：宴会上器具名贵，酒浓人艳，其中“卢女”是乐伎，“齐童”是歌伎，她虽是北方人，却能演唱南方民歌。诗中表现出及时行乐的心态和对女人与酒的赏恋。张子容《云阳驿陪崔使君邵道士夜宴》写的则是州牧、地方官与道士的饮宴：“一尉东南远，谁知此夜欢。诸侯倾皂盖，仙客整黄冠。染翰灯花满，飞觞云气寒。欣承国士遇，更借美人看。”抒发即席作诗，受到赏识的欢快。这是唐诗中为数极少的正面描写驿中饮宴作诗场面之作。诗中的云阳驿在润州。《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景物下”：“云阳驿，在丹阳县东二里。唐僧皎然诗曰：‘行人无数不相识，独立云阳古驿边。’”所写正此地。

伎女是馆驿宴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有些宴会虽没有载明是否有女乐，但其实照例都有佐酒助兴的歌伎、酒伎或舞伎。《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四引《河洛春秋》载，常山太守颜杲卿取包处遂等人之计，于恒州南的焦同驿设宴迎接叛军将士，“自晓至暮，并以歌妓数百人，悦其意”，同样的记载还见于殷亮《颜杲卿传》、《旧唐书·忠义传》。中和四年（884）夏，李克用追击黄巢，班师回至汴州，当天晚上，汴帅朱温在汴州东的上源驿宴请他，“声乐馔具皆精丰，礼貌甚恭”（《资治通鉴》卷二五五），李克用也毫不客气，“广须乐伎”（《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五引《梁太祖编遗录》）。后唐同光四年（926），明宗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两川，东川节度使董璋于衙署设宴以待，遣使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侦之，仁矩方拥倡妇，与宾友酣饮于驿亭。璋大怒，遽领数百人，执持戈戟，骤入驿中，令洞开其门。仁矩惶骇，走入阁中，良久引出”（《旧五代史》卷六二《董璋传》）。李克用、李仁矩之伦把妓乐当成了一种享受，可见在馆驿中张乐置宴，以美女佐酒助兴，乃是唐五代普遍的做法，这么做满足了众多文武的精神需求。(www.xing528.com)

馆驿中女性如此活跃，不免与出行在外的文人发生恋情。李益《莲塘驿》写他某年五月在淮河边盱眙界内某江村的莲塘驿，遇到一位肤发亮丽的“楚女”，当场作诗表示爱恋，事后很久还不能忘情，诗云：“楚女肌发美，莲塘烟露滋。菱花覆碧渚，黄鸟双飞时。渺渺溯洄远，凭风托微词。斜光动流睇，此意难自持。”《类说》卷一三《树萱录》有郑愚客游湘中，夜宿驿楼，遇女子诵诗的记载，《南部新书》庚卷有左庶子薛宜僚与籍中饮妓段东美的爱情故事，《南唐近事》卷二也载有歌妓秦弱兰与陶谷的情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驿中，都曾激发文学创作，富有文学意味。

馆驿中另一种常见的社交活动是饯别。依唐人习惯，为了表示对友情的重视，对友人的关切，饯宴上一般都会赋诗撰序相赠。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交活动，常见地点是两京及诸州郊外馆驿、客亭，但也可能发生在沿途任何一个馆驿亭店寺观，因而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成为饯别之所。在长安，友情深厚的朋友甚至可能远送到滋水驿、灞桥驿。洛阳、汴州、扬州、襄阳、魏州等处在交通要道上的州郡长官，经常性地参与这种迎送活动。汴洛东西郊外，弦管离声不绝于耳，乘船沿河上下的文士在舟中不时还见到河岸上这种情景。唐人宋人都有这类诗作，李端《都亭驿送郭判官之幽州幕府》、陈羽《小江驿送陆侍御归湖上山》、许浑《韶州驿楼宴罢》、李商隐《雨中长乐水馆送赵十五滂不及》、张咏《新市驿别郭同年》、王之道《宣城驿中送建康倅赵纯中》，都是这样的作品。

饯行的宴会场面不仅有送别诗，还会有留别诗。李群玉旅泊广州，友人相送于广江驿，群玉即席作《广江驿饯宴留别》诗以表达双方情谊。虽然很多送别诗只是饯宴这种社交活动的副产品，不免平庸和程式化，但其中仍会有优秀作品。李群玉此诗情调低沉，却真实反映了旅宦无成的那份沉重与失落。

还有一种活动是馆中会客、访友。久别重逢，不期而遇，心情难平，往往赋诗以纪。岑参在两京道上与故交御史中丞严武会合，惊喜之中，即兴作《稠桑驿喜逢严中丞赠别》。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卿）宿别》则作于肃、代宗朝的乱离之世，他与友人韩绅卿在关内道泾阳县西北的云阳馆会面，乱世相逢，恍如隔世，作诗以纪。驿中会客的场面又见于孟浩然《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杨巨源《方城驿逢孟侍御》、韩愈《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夏竦《秋日江馆喜弹琴羽人至》等诗，颇能增进大家对于唐宋馆驿文学活动的认识。

很多时候，诗人都是一个人独行独宿馆驿，唐宋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孤馆”、“孤驿”意象，多与此种境况相关。听雨听风，披星踏月，不免孤寂，因此又有月夜访邻、访友的事。唐末翁承赞奉使闽中，夜宿建州一驿，寻访故友，后作《访建阳马驿僧亚齐》诗以纪，《唐诗纪事》卷六三据此谓其“使福州，至剑浦，见旧识僧亚齐，赠此章”。姚伦《过章秀才洛阳客舍》则写举人寓居客舍的闲暇无聊，说：“达人心自适，旅舍当闲居。不出来时径，重看读了书。晚山岚色近，斜日树阴疏。尽是忘言客，听君诵子虚。”诗人肄业旅舍，闲居无聊，遂把注意力投注到湖光山色上，诗情闲淡。卢纶《客舍喜崔补阙司空拾遗访宿》讲述崔峒、司空曙两位朝中故友路过客舍，听说卢纶旅居于此，遂进来相访。这些活动体现了来访者与被访者的亲密关系。

第四种社交活动在文人与驿长、驿吏、主驿州县官之间进行。驿长、驿吏中不乏知书达礼者，他们有时主动请求文士题诗。《唐摭言》卷一三《敏捷》载：“郑仁表起居经过沧浪峡，憩于长亭，邮吏坚进一板。仁表走笔曰：‘分陕东西路正长，行人名利火然汤。路旁著个沧浪峡，真是将闲搅撩忙。’”驿吏并没有为文士题诗准备诗板的责任或义务，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爱好文士题诗，另一方面也不无借名士题诗扩大该驿影响的动机。《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里，一度与张祜齐名的吴楚狂生“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红楼倡妓，无不畏其嘲谑。驿吏求诗的动机与妓女并无大的不同。唐代很多驿站诗板高悬，并列驿中，众作并列，高下自见，这无异于进行一场诗艺比赛。诗板并不是诗人自带的，而是驿中吏员事先就准备好了的。《云溪友议》卷下《名义士》所载廖有方救护旅逝书生的事迹，当时就被“书板为其记”，可见书板的不止于诗。有时馆驿弊陋，墙壁未粉刷，不便题诗，只好另悬诗板请文士留题。

馆驿吏作为当地人，熟悉情况，能为行人提供种种帮助，他们的存在，对南北文化的交流，风俗民情的了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唐代诗人认识很多馆吏、驿吏、关吏。多次应举不第的，会像岑参那样“羞见关城吏”，无言以对。了解到唐文人的这种社会关系和生活背景，对深入贴切地了解他们的性格、为人、心态和创作，都不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