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户参军掌逆旅，逆旅、客舍、亭子及其他

唐代的驿站专待使命过客，接待对象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定，数量也有限。凡非因公出使的官员和民众，都谓之私行人或私客，不得占宿馆驿。《白居易集》卷六七有一道判文，题为《得景（丙）为私客擅入馆驿欲科罪辞云虽入未供》，判文称：“传舍是崇，使车攸处。将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游，欲从公食？岂无逆旅，宜受馈于盘飱；既匪使臣，何苟求于馆谷？”将官营馆驿与私营旅店在接待对象上的不同清晰揭示出来，说明私行人只能入住私营客店。

唐代以司户参军掌道路逆旅之事。朝廷《杂令》规定：只有边远及无村店之处，才允许九品以上，勋官五品以上及爵住驿止宿，然而“并不得辄受供给”（《唐律疏议》卷二六），即不能免费享受驿站提供的食物。如有需要，必须付费。使人如以家口相随，则须于村店安置，不得入住馆驿，令其供拟什物饭食草料等。但文、武宗以来，衣冠士子经过州县，都要求应接行李，若不供给就埋怨丛生。地方官也务取虚名，曲意逢迎，不恤民情，过路的人夫牲畜都配给酒食，甚为害民。鉴此，会昌元年（841）乃在赦文中令本道观察使处置，一方面允许前观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等以前不合乘馆驿者量事供给，不得辄配所由人户；另一方面，又规定县令已下亲故以家口同行者，以新置的料钱供给，“不得擅配店户祗供”（《册府元龟》卷四八四），减轻民众的部分负担。

旅店虽属私营，却也是重要的交通设施。行客太多而馆驿容量有限，私营旅店作为补充，公私兼待，满足了部分人的需要。《通典》卷七描写唐开元中，“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幽州，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可知越是主干驿道路旁旅店越多，条件越好。旅店都设在驿道侧近处，以便行旅。岑参《浐水东店送唐子归嵩阳》：“野店临官路，重城压御堤。”这座客店就在两京官路边上。两京道上像这样的客店还有野狐泉店、稠桑店、甘棠店，都很有名。《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675）：“思明在鹿桥驿，令腹心曹将军将兵宿卫，朝义宿于逆旅。”不知什么原因，史朝义不能住驿，只能住在驿边旅店，也许是他的父亲史思明不允许他住驿，因为父子矛盾，嫌隙已成，故分开住，以为防备。大体而言，每驿的侧近处都有私营客馆、旅舍一所甚至数所，因而会有店、驿使用同一地名的现象。如稠桑驿与稠桑店、甘棠馆与甘棠店、霸桥驿与霸桥店、敷水驿与敷水店、马嵬驿与马嵬店、辛驿与辛驿店、青泥驿与青泥店、冷泉驿与冷泉店，都在驿侧，故其名多与驿同。但也有不同的，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长秋驿边的店，就叫曾家店，是以开店的店家命名。

山高路远、地势险仄的地段，驿距往往超过三十里，于是人们又于两驿之间起店揽客，而不都挤在驿边。圆珍《行历钞》载，大中九年（855）“五月十七日，……到赤水店马家宿。十八日新丰店张家宿”。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中的长安至太原驿道上的众店，如小水店李家、桃柳店、掉家店、故关店、故市店都是行止一程，途中有店无驿，故只能在旅店“断中”，即交钱吃饭。除了经营食宿外，如前引杜佑所说，有些店也出租驴、车，唐代举子应举客游，通常骑驴携书袋而行，这些驴子多半是途中租的。

唐代客店以重要驿道边上最集中。《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五《张大监正直》：“张公所居直南一二里，临官路，有店数十户。”《北梦琐言》卷七《卢诗三遇》引卢延让诗：“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两文中的店都在长安至汴州驿道。长安至襄荆、岭南驿路是唐朝最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客店也很多。王维《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据十韵》说：“逆旅到三湘，长途应百舍。”百舍即百程，三十里一程，一程一驿，驿边起店，则有百店之多。《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也说：“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百家。”二百里路有店数十家，也很密集。河北邺城一线地当官路，使命往来，驿路沿途店舍同样不少。

入住旅店的文人中，以举子和选人最多。不少文士多年忙于举业，一贫如洗，长期旅居在外，竟死于旅舍。江西举子来鹄（鹏之误，今古籍中之江西诗人来鹄，实均来鹏之误），遭唐末世乱，客死于维扬逆旅。姚崇的后裔姚岩杰中和末寓于逆旅，不知所终，下场也很凄惨。选人是长期旅途飘泊的另一重要群体，自高宗开耀以来，随着选人的不断增多，便出现每年参选万人以上，“及其佣量，十放六七”（《文苑英华》卷七六五崔融《吏部兵部选人议》）的现象，疲于来往，虚费资粮。五代后唐同光年间，“选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余员，得官者才及数十，皆以渝滥为名，尽被焚毁弃逐，或毙路于旅店，或号哭于道途”（《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境况之凄苦，无以复加。

多数旅店都在陆路上，少数在水路上的，称为水店，唐宋诗中颇有这类记述。张籍《送李余及第后归蜀》：“山桥晓上芭蕉暗，水店晴看芋草黄。”皎然《游溪待月》：“残灯逢水店，疏磬忆山扉。”因在江河边上，故又称“江馆”、“河馆”。王建《江馆对雨》：“草馆门临广州路，夜闻蛮语小江边。”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江馆连沙市，泷船泊水滨。”刘敞《墨河馆连日大风》：“初如百万兵，鸣鼓天上来。日月惨不光，星辰为之颓。又如海水翻，洪洞奔天台。四顾无复人，但听万壑雷。”分别写到不同的水店风景。

唐人多称旅店为“逆旅”，常见的如谷水逆旅、襄阳逆旅、雁门逆旅。《北梦琐言》有温庭筠、卢沆遇宣宗于两京逆旅（卷四《温李齐名》、卷八《卢沆遇宣宗私行》）的记载。宋人也称旅店为逆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间。”《梦溪笔谈》卷九：“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颓然鼓琴不问。”写赵抃逆旅鼓琴的形象，生动传神。

逆旅一词原是周秦古称。《左传·僖公二年》：“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孔颖达《正义》：“逆旅是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宾客之处也。”《国语·晋语五》：“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甯嬴氏。”韦昭注：“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据清惠士奇解释，文中的甯嬴氏是逆旅之官，贾逵、孔晁以为甯嬴是逆旅大夫。汉魏以后，逆旅成为旅店的通称，沿用不废。潘岳指出，逆旅之制由来久远，“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晋书》卷五五《潘岳传》）。其特有的便民利民功能，是任何官营交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由于逆旅一词过于古雅，不通俗且易致误解，故唐以后为旅馆、旅舍、旅店等通称所取代。

唐代不允许官员参与经营客店旅舍，开元二十九年（741）春，下令“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只许民营，这样一来，旅舍作为当时私营经济的主要种类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就更大，故能长盛不衰。

唐朝政府注意到旅店作为馆驿补充的功用，兴修驿路时就注意到同时兴建旅店作为配套。宣宗大中三年（849）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所开的文川谷路，便在置驿的同时于驿路旁边列置店舍，“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唐会要》卷八六《道路》），修好后交给私人经营，这应该不是特例，代表的是一般的做法。孙樵《兴元新路记》记载，松岭驿边有“逆旅三户”，显然是后来又有增加。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商於驿南不远处的一个茅店^[16]，它店舍简陋，茅草覆顶，不似驿舍、馆舍那么宏敞。但规模大的店铺也不是没有，市镇间有很多，扬州广陵馆、汴州板桥店，生意就很兴隆。

唐人常与客店打交道，并使用不同称呼来指称它，逆旅、旅舍、旅馆、旅店、邸店、村店、野店、邸舍，不一而足，其中尤以客舍、逆旅为多见，都是“待宾之舍”（《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桂苑》）。唐诗中有温泉客舍、洛阳客舍、洪州客舍。称旅舍的频率也很高。刘长卿《余干旅舍》、王禹偁《硖石县旅舍》、陆游《双流旅舍》都是十分精彩的旅舍诗篇。与旅舍含义相同的还有旅馆、旅店，也为唐宋文人所习用。

名称变化虽多，其实多是指乡村山野中的客店，邸店则指开设在街市的客店。《李娃传》中的郑生应举入京，居于京师布政里一邸舍，后因嫖妓花光了盘缠，“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由于在坊市，故又称市肆。长安城内有市肆恶少，在市中客店吃饭喝酒，往往不付钱。在路边的邸舍则是旅店。《文苑英华》卷八三三沈既济《枕中记》：“开元七年（719），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太平广记》卷二八二《沈亚之》：“大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橐泉邸舍。”两文的“邸舍”都是指旅店。而“逆旅”则专指驿边客店，如前引《兴元新路记》中的“逆旅三户”、《太平广记》卷三六五《河北军将》中的“胡城逆旅”、卷一五〇《乔琳》中乔琳住过的大梁逆旅，都在驿道旁，不在城内。另外，“旅舍”一般指私人旅店，不同于客舍有时指官办的州馆县馆。但凡带有“旅”字者都是以提供住宿为主，饭食为辅的，也有专营饭食、酒类的食店酒店，有些菜肴、酒类品种比较齐全。李日新《题仙娥驿》所写的商山食店规模颇大，专营饮食，经营唐人喜爱的五六种菜肴。商州地当南北要冲，行旅很盛，生意兴隆。《旧唐书·马周传》载马周落魄时住过的新丰逆旅也很不错，酒菜俱全。这种食店有时也租赁住房。《太平广记》卷二三八《宁王》中的鄠县食店，就“以万钱赁房一日夜”。

上述客舍旅店多集中在交通发达的路段，但仍有相当多的地方客舍稀少，旅店难觅，行旅困难，即使交通最发达的两京驿路上也有类似现象存在。《太平广记》卷三五〇引《潇湘录》：“陕州东三十里，本无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远迎安泊。及晓前进，往往有死者。”说明再发达的驿路也不是所有路段都好，所以往往会有行客中途死亡，甚或为猛兽所害。唐宋时南方旅店尤为稀少。《云笈七签》卷一一三下《马自然》：“又南游霍桐山。入长溪县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已多。”范成大也说：“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浆家皆不设圊溷，行客苦之。”（《骖鸾录》）说宋代时，湖南这地方还不怎么喜欢修治道路，旅店中甚至连厕所都没有，很不便行人，反映出这里经济文化的落后，也可见各地情况不一。

唐宋人循当时习惯，称旅店为“店家”。王建《荆门行》：“看炊红米煮白鱼，夜向鸡鸣店家宿。”陆游《城东逆旅》：“店家乞火燎征衣，湿竹生薪不受吹。”又作“店舍”。《桂苑丛谈·史遗》：“王积薪随明皇西幸。有司奔从，翰林弈棋者独王在焉。蜀道隘狭，每止息，道路店舍，多为尊官所占。”元稹《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从语义看，店舍、店家均当时口语，并无本质不同。

店的名称和种类颇多，分法各异。以经营种类分，有食店、酒店之别，如《云溪友议》卷下的商山食店、《稽神录》卷三的广陵食店，《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的鄠县食店，兼营各种唐代流行食品；以经营者的姓名称呼，则有董家店、杨家店之类；以方位分，则有浐水西店、宋城南店、潼关东店之伦；依地名分，则有野狐泉店、范县店、白土店之称；依地理形势分，则有流河店、连岭店、河沙店、杨塘店之名。其中在山岭中的称“山店”，近水的称“水店”。唐诗中的石涧店、寿泉店、横山店、商山店、含山店都是有名的山店，卢纶、戎昱、林逋、陆游等多位诗人都留下了描写山店的诗篇。至于敷水店、清水店、戏水店、京水店、谷水店、赤水店、沣水店等店名，已为人所熟知。依此类推，在村庄的称村店，在城市的称城店市店，如观城店、故城店、果市店。《太平广记》卷三四八引《会昌解颐录》：“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王观《早行》：“村店烟火动，渔家灯烛幽。”相对于村店，那些荒山野岭间的客店，唐人多称“野店”。刘长卿《茱萸湾北答崔载华问》：“荒凉野店绝，迢递人烟远。苍苍古木中，多是隋家苑。”张籍《宿江店》：“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司马札《道中早发》：“野店鸡一声，萧萧客车动。西峰带晓月，十里犹相送。”与野店类似的还有“前店”、“前馆”、“孤店”等。《酉阳杂俎》前集卷九：“韦顾大树，枝干童矣，鞍驮已失，遂返前店。”杜甫《山馆》：“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唐摭言》卷一〇引孙定诗：“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这些作品刻画细腻，尤能表现古人行旅的艰辛。

店铺服务人员中女性较多，且很显眼，多数是些聪明能干的中青年女性。《太平广记》卷一三二引《法苑珠林》中长安城西路侧的“店家新妇”，卷一三八引《唐年录纪传》中郾城逆旅店妇，都属此类。客店中的老年妇女，则称“店妪”或“店媪”，《国史补》卷上的马嵬店媪、《太平广记》卷三五〇引《纂异录》中的甘泉店媪、《渑水燕谈录》卷一〇所载卢多逊经过的岭南山店店妪、王禹偁《唐河店妪传》所记的唐河店妪，都是。

虽然设店主要是为了获利，但也有不收费而方便行人者。陈鸿《东城老父传》载，玄宗朝，有个叫贾昌的，家住两京官道边上，置茶店以便行人。《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歇马杯”条云：“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贾昌的路旁店正是其中之一。唐代文献中偶见的歇马亭，也是这样的便民服务设施。商山路上也有歇马亭，载《太平广记》卷一七〇引《芝田录》；无锡县境内有歇马亭，见陆羽《惠山寺记》；苏州一带有歇马亭，见项斯《寄剡中友》，诗：“歇马亭西酒一巵，半年闲事亦堪悲。”咸通中，御史中丞吴行鲁出知彭州，于本州唐昌县置草市、歇马亭，见《文苑英华》卷八〇八陈谿《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凡此皆《周礼》古路室之遗事。此外也有客店主人主动周济行旅的。如长安城西望苑驿的西侧，有个叫王申子的百姓，在路旁植榆成林，“构茅屋数椽，夏月常馈浆水于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酉阳杂俎》续集卷二）。《稽神录》卷五中的豫章逆旅梅氏，也以“济惠行旅”闻名，这两家客店就堪称榜样。但也有不少黑店，专以袭击行客发财。《朝野佥载》卷三中的定州富户何名远，主持官驿三座，还在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河东记》中的汴州城西板桥店也是这样的黑店。店主板桥三娘子心狠手黑，死于她手的行客不知多少。虽属小说家言，但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却具有真实性。

唐朝水陆驿道上有许多客亭，如京兆府万年县轵道亭，咸阳县杜邮亭，渑池县东千秋亭，长安故城东神皋亭、七架亭、青门亭、临渭亭，皆唐人息驾之处，非驿名。其名称、地望、相关典实备载于唐宋地志、类书，史迹斑斑可考。襄阳府的岘山亭，在岘山上，地当长安至荆南驿道，下濒汉水，世传以为羊祜所游，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遂建此亭以憩行人，骚人迁客行游至此，睹物怀人，往往赋诗撰文以纪，单《全唐诗》中写岘亭的就多达十五首，其中如司空曙《登岘亭》、施肩吾《登岘亭怀孟生》还是佳作。它们虽非驿站，但都是行人的休憩之所，也是唐诗创作比较集中的地方，理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域。(www.xing528.com)

宋代递铺尽管是个通信机构，不以接待行旅为主要任务，但也盖有铺屋可供食宿，故也颇有行人旅宿，并且有人题诗以纪。王安石《书任村马铺》、黄庭坚《题驴瘦岭马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陆游诗中在递铺止宿的记载尤多，说明宋代递铺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旅店的作用，相当于准“旅店”、“客舍”，其在交通行旅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注释】

[1]该馆地望在京北，所据为齐文榜《贾岛集校注》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云泥阳馆在陕西耀县。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此地在唐京北华原县，正当诗人出游北塞的路上。

[2]参见胡才甫《汪元量集校注》第16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但校注者说，诗中的“高阁”指江边的滕王阁，其说却可商。他未注意到此诗都是紧扣“豫章驿”来写的，“高阁”即豫章驿的阁楼。

[3]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一〇引日本《养老令·公式令》，第814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4]喜祥山馆，即嘉祥驿，在唐陕州至洛阳驿道上，唐人诗文小说描写此驿甚多，喜当为嘉之形讹。详见严耕望《长安洛阳驿道》，《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第71—72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

[5]郑炳林先生说，唐代以四十五里为一程（见氏著《敦煌地理文书会辑校注》第88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不知何据。

[6]史学界对唐代驿递制度研究非常深入，代表作有青山定雄《关于唐代的驿和邮》（《史学杂志》第55卷，第6—7期）、荒川正晴《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79—83号）、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李锦绣《唐前期传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本文的研究即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展开。

[7]错误投递驿书，会造成严重后果。景福元年（892），朱温长子朱友裕统军进攻徐州，都虞候朱友恭上书诬告友裕按兵不进，“太祖大怒，因驰驿传符，令裨将庞师古代友裕为帅，仍令按劾其事。会使人误致书于友裕，友裕惧，遂以数骑遁于山中”（《册府元龟》卷二九八），险些坏事。

[8]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9]本文曾参考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图之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谨此致谢。

[10]这里参考了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传》，《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特此著明。

[11]见曹家齐《南宋对邮传的整饬与更张述论》，《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2]《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六》所载又不同，上面记载创置摆铺的原因是黑漆红字牌“稽缓复如故”，故“绍熙末，遂置摆铺焉”，时间也不一样。

[13]弄水亭：原讹作“非水亭”，据孔凡礼点校《吴船录》本条校语改。

[14]分别见《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353—35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第91页、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62页所附唐代两京驿路图。

[16]按，商於之於，和上文的逆旅甯嬴氏中的甯一样有特殊含义，二字不可简化为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