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递铺：种类、组织和管理成果分析

依据文书缓急和传递工具的不同，宋代递制划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急脚递自唐代的急递演变而来，所递文书最为紧急，速度要求也最高，日行四百里或五百里，有军政大事则用之。神宗朝，急脚递中分化出金字牌急脚递这样一个新的驿递种类，其急如古之羽檄，“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梦溪笔谈》卷一一）。它的“急”，正体现在“不得入铺，星夜传送”八字上，唯其如此，方能确保疾速，不致误事。关于它创始的具体时间，《笔谈》只笼统说是“熙宁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九记为元丰六年（1083）九月，《会稽志》卷四则载为元丰六年八月，称是时“始用金字牌，令急脚递传送御前文字，尤速于急递”，当以《长编》为准。其牌木制朱漆，字饰以金色，故曰金字牌。靖康元年（1126）改用雌黄牌朱字。高宗中兴，复旧制，属宋代檄牌的一种。檄牌之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由内侍省发遣焉。乾道末，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军期急速则用之”（《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尽管其制前后数度变化，但终宋之世行用不废，南宋时应用尤广，主要传送战时紧急文书、皇帝命令、其他御前文字及紧急文件。

马递起于五代，盛于两宋。苏辙《龙川别志》卷上载，周武帝郭威微时，尝为马铺卒吏，此时就有了马递铺。入宋以后，适应形势需要，马递逐步得到完善。景德四年（1007）七月，诏自京至宜州增置马递铺，以后陆续添置。铺兵三年一替或一年一替，每年派遣专人选择添填，铺马数每季一造。由于极为辛苦，故朝廷间或给予赏赐。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赐自京至滑州马递军士绢绵袍。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赐自京至鄜延路马递及急脚铺卒缗钱。自京城至河北、京西、河东、广西、陕西、益州诸路递铺军卒，都得到过这样的赏赐。

马递铺的主管官员曰巡辖马递铺，与巡河、巡捉私茶盐等官员一样，“各视其名分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议察之事”（《记纂渊海》卷三五引《四朝志》），其职掌类似汉魏的“督邮”和唐代的“捉驿”。所需铺马，或以牧监中不堪驰骋的军马配给，或以驿路中不堪披甲的马匹选配。如元祐元年（1086）三月，以河东经略司保甲不堪马一千六百四十二匹填补马铺厢军。熙宁二至五年（1069—1072），牧监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其余都给马铺。

由于一开始，宋朝还没有明文规定马递的使用范围与权限，一些官员贪图马递的急速，就擅自把一些闲慢、常行文书也交给马递投送，人为加重了递铺的负担，导致铺兵疲乏，效率低下。有鉴于此，景祐二年（1033）四月癸酉，“诏天下官司毋得擅发马递。若机密事当入马递者，许实封送所属州军发之。违者付受皆论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然而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违法乱纪的行为却仍时有发生，或夹带私书，或遣赍私物，或私自毁拆，或致亡失，所在有之，无法根治。

急脚递、马递以外，就是步递。按照文书投递单位的不同，步递有京递、省递之分，文书当递赴京者称京递，入尚书省急递者称省递。但二者在投递速度的要求上似无差别。

有些地区递铺设置不尽合理，山路险阻，距离过远，传递艰难，因此宋朝在这里适当添置腰铺，即在两铺之间添置的递铺，以加快文书货物的传递速度。四川、陕西等地比较多见。

北宋末年，递铺承担的通信任务过重，人力畜力匮乏，维持困难，其发展面临危机。而此时的宋朝也遭遇空前的社会危机：金人侵逼，官吏侵渔，制度紊乱，财政困难。内忧外患，使得宋朝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持递铺，导致问题成堆。铺兵生活费用常常短缺，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于是纷纷逃避，甚至聚为盗贼。大铺仅剩三五人，小铺止一二人，人手缺乏，招募困难，至有急递文字委弃邮舍厅庑之下数日无人传送者，远方官吏无从得知朝廷动静，王命阻绝。至于因劳苦过度而死亡的铺卒尤多，元祐元年（1086）前后，成都府路以厢军数百人入递铺搬运，“不一二年间，死亡略尽”（苏辙《论蜀茶五害状》）。至徽宗朝时，很多递铺都只有三两人承传文字，亦有无人交替者，即使御笔指挥、写明“日行五百里”的急递文书，往往也要三四十日方到，至于更缓的马递，则需五七十日至三个月方递到。宋代递马本身就是以劣质马充当的，繁重的通信任务使得递马不堪重负，死损加快，又得不到及时补充。各地递铺，就在这样的危乱时局中纷纷颓败。

绍兴以来，兵兴事繁，于是首先在江浙置斥堠铺，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北宋递铺的职能。后来遍布全国，其在蜀道者“九里一置，……江浙荆襄之间，旧无斥堠者，一切创增招券（募），一县多至四三百人，而二十五里铺又复并立，鳞次相望”（《宋会要辑稿》卷一四五七四）。(www.xing528.com)

正如学者所说，斥堠本是设于边疆或前线的侦察和情报传递机构，南宋则将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其与原有递铺的差别在于，功能单一，专门承传御前紧急文字，是为应急而设的临时性机构，非常设；五里或十里一铺，其间距比递铺短；充役人员为弓手和保甲，不像递铺那样充役者为兵卒^[11]。

建炎三年（1129）二月，又仿斥堠之法，创摆铺，每九、十里或二十里一铺，置卒五人，止许承传军期紧急文字。其时以扬州一带地当抗金战争前线，“无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摆铺，凡十里一铺，置递卒五人，限三刻承传，五铺以使臣一员莅之。一季无违滞，迁一官。令尉减半推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12]。至于称斥堠铺，则是因为它“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宋会要辑稿》卷一四五七四）。

新设的斥堠铺和摆铺，尽管暂时解决了驿递文书稽缓的问题，有助军令政令的颁行，但很大程度上是对北宋急脚递和马递的一种重叠，已有的步马急递既未尽废，又推出新的驿递制度，必然造成浪费，加剧经费的紧张。而南宋递铺的维持经费又高于北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称，绍兴中，黄敏行措置驿递时，江浙荆襄所创斥堠铺，“大率一县递卒多至三百人。既有月给，又增俸麦衣粮食钱，以禁军三人之费，不能增一卒”，可见费用之高昂。

按照搬运工具分，还有所谓“车子铺”，即以小车搬运货物的递铺，主要分布在道路艰险的川陕驿路上。真宗天禧中，这种小车就出现在凤翔府至绵州驿路上，均系从市场上购得。元丰五年（1082），又在自秦州至熙州驿道上，量地里远近险易，置车子铺二十八个，募兵入递。

以上四类递铺都是按照传递方式和工具区分的，此外还有别的分法，如按递送对象分，有所谓茶递、酒递、香药递；按驿路性质分，有水递和陆递。多数递铺为陆递，南方水乡则多水递，长江流域从夔归峡荆州到苏扬诸州，数千里间都有水递。较重要的区域性河流也有水递，自江陵至桂州的湘江、漓江，就“有水递铺夫凡数千户，皆渔樵细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陕西路沿江，有水递八十九铺，漕舟便利的淮汴，水递尤为发达。海滨区域还有海递。

递铺也有传舍和馆驿的住宿功能。关于这个，可以找到不少文献实证。《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九：“初九日晚，至泽州城外马铺安下。”《渑水燕谈录》卷二：“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湘山野录》卷中：“（崔）公谊秩满，挈家已南行数程。一夕，宿孤村马铺中。”之所以能够在铺中安顿，是因为递铺与馆驿一样，也有铺屋，只是条件简陋，不以待客为主。铺屋的建设必须如法，“有虎狼处，必用两重篱落”（《中兴小纪》卷二八）。每铺都有数量不等的营房、马厩，主要供铺兵居住，也可入住一定量的行客。苏辙提到的蜀茶递，“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苏辙《论蜀茶五害状》）。其兴建、维修钱物从租税中出，以北宋物价，每用钱百贯可创造三十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