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馆驿制度：功能转换与实际使用情况

史学界趋向于认为，唐前期虽沿袭秦汉传制，有传马、传车、传舍等，与驿制并行，但盛中唐以来，传制就逐渐消亡，馆驿合称遂代替了驿传合称，这标志着馆在唐代获得了大的发展^[41]。这一论断很富有启发性，告示我们：馆、驿并称，不但意味着馆在唐代取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与驿并称的地位，而且意味着唐代馆驿功能的转换和唐人对馆驿利用的增多。肃、代以来设立馆驿使，诏敕中常以馆、驿并称，都说明了这一点。

唐代馆驿功能的转换，其主要标志是驿的通信功能、军政用途的弱化和待客食宿功能的强化，担当了馆的部分功能，性质向“馆”靠拢；同时，馆也由单纯的提供食宿的服务机构转变为准交通机构，具有驿的部分交通通信功能。一座驿站，相当于今日的邮局、车站（码头）、宾馆或招待所，同时具有通信、住宿和提供交通工具三种职能，整合了先秦两汉邮、驿、旅馆等交通机构的多项职能，功用由单一走向综合。这可以说是唐代馆驿及其制度最为显著的变化。

驿站由唐以前的专用于军政目的，传递军情、政令一变为广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公共场所，兼具娱乐文化传播等社会文化功能，这一转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唐人出门公行乘马，原有乘驿和乘传之别。这种区别，唐以前就存在。考察汉魏至周隋正史中关于“驰驿”的记载，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只有中央或地方有了紧急事件或消息时，才遣发专使乘驿马前去办理。唐代也是如此，唐初《公式令》还规定在京诸司及天下诸州只有有了急速大事才遣驿，事缓者乘传。公行人中，只有职事官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爵国公以上者方可住驿。边远及无村店之处允许职事官九品以上、勋官五品以上及爵宿驿，但不得辄受供给，其费用自理，只有使客和高官才可入驿居止。如兵部侍郎娄师德出使并州，乘驿而进。在驿中，驿吏给他提供的是白而细的小米饭，其他人吃的却是粗而黑的饭食，差别明显。武后时甚至规定，即使是足力较差的传马，也只有五品以上清要官及节度大使、副大使、镇军大使等高官才给少量传乘，而且规定了行驿速度。《唐会要》卷六一《馆驿》：“长安四年（704）五月二日（敕）：乘传人使事闲缓，每日不得过四驿。”蕃州都督、刺史入京朝集，亦给传乘，“乘传者四驿，乘驿者日六驿”（《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规定了乘驿、乘传前提、行程路线和过驿数。规定如此严细，可见唐前期驿的用途仍非常有限，都在军政大事上，很少民用，入驿、住驿的很多规定使得庶民百姓难以入驿。直至盛唐时，我们从唐代文献上看到的，仍然是敕使及其他特使乘驿，出使的朝中高官及郎官、御史乘传。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出征高丽，命李治处理朝政，但给驿的权力却始终不给他，而统归兵部掌管^[42]。太子思念君父，想要递表问候起居，苦于无法联系，不能不专程遣使奏请。贞观十七年（643），贬太子承乾于黔州。照理说，太子贬逐遐荒乃是大事，但仍只给传，因为这毕竟是不急之务；反之，皇帝如有紧急需要，临时召见某人入京，则往往给驿，称为“驿召”。这样的事例初盛唐都有。如韦弘机长期负责宫苑修造之事，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永淳元年（682），高宗驾幸东都，为备行幸，驿召弘机至京，令以白衣检校园苑。武后末期，魏元忠被诬，贬授端州高要尉。中宗特别器重他，即位之日，立即驿召元忠回京，授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先天二年（713），玄宗讲武新丰，兵部尚书郭元振以指挥不当，坐失军容，配流新州。玄宗以兵部尚书一职事关重大，不可或缺，驿召同州刺史姚崇入京，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上述三例都是当时必须尽快处理的大事，故遣驿使，可见初盛唐对乘驿的控制之严。

但实际上至武后末期就开始显出松动的迹象。大足元年（701）五月六日敕：“诸军节度大使，听将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万人已上镇军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并给传乘。”（《唐会要》卷六一《馆驿》）入驿乘传的权限由高级军官扩大到高官家口，说明馆驿入驿权限的放开、接待容量的加大是个必然趋势。许多方便之门遂由此打开。

盛中唐以来，由于行客众多，不断有人打破规章制度进入驿站，政府无法再严格按原来的规定，有限度地使用驿站，客观上要求其能向社会部分开放，提供更多的服务，传和驿遂开始合一。唐代文献中乘传出使的记载因此日少，从而说明传制被削弱，趋于消亡。只是在文献中我们还看到唐人沿用传统说法，称之为传，实则唐后期文献中的“传”多指驿。而馆的记载则大增，馆与驿开始合一，传的接待行客的功能逐渐被馆代替。随着对驿站管束的放松，许多闲杂人等都可入驿，驿也有了馆的接待行客的功能，二者用途上更相近了，馆驿既是交通机构，又兼具客馆的功能与性质。

开元、天宝至元和、开成，政策步步放宽。随着权限的下放，驿马的使用范围也在扩大。《唐会要》卷六一《馆驿》记载，开元七年（719），允许按察使家口过往给传递。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以后，令新除都督、刺史及州上佐，给驿发遣。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五日以后，允许诸郡太守谢上表附驿递进。大历十四年（779）二月二十六日，令郎官请假拜扫，准开元、天宝旧例，给公乘。贞元二年（786）六月二十二日，令诸道进奉使回及准敕发遣官健家口，不合给驿券者，路次转达，牒令州县给熟食、程粮、草料。贞元八年（792），令常参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宁往来，给券。会昌元年（841），敕前观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县令已下亲故，以家口同行者，以料钱供给，但不得擅配店户供给。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原先“不合入驿”的十几种人，包括中下级军官及其家口、州郡上佐、前任观察使、刺史等，均可乘驿、住驿。以前不许乘驿马、不给驿券的很多场合，如中下层官员除授、节假日拜扫省亲、节镇进奉、地方官到任谢上、常参官员除授赴任、分司东都、探亲扫墓，均可获得传牒乘驿，并入驿食宿。

再以贬谪为例。唐五代一般都不许带家口随行，行贬时，一般是被贬者先上路赴任，家属随后而至。直到五代还是如此。如南唐钟谟得罪，贬著作佐郎，饶州安置，元宗“遣中使领侍卫军十人，即日监督上道，驰驿发遣，家属自后而至”（马令《南唐书》卷一九《钟谟传》）。但也有例外。如德宗朝，杨炎贬道州司户，却在蓝田驿中等候家口。白居易贬江州，也在“商州馆里停三日”，以“待得妻孥相逐行”（《白居易集》卷一五《发商州》）。上述表明，中唐以来，左降官可在半路上等待后续而至的家口同行。这么一来，馆驿就不仅仅是一种仅仅以少数高官、敕使、专使为服务对象的用途有限的通信机构，同时也是可为一般公私行旅提供途中憩息和给养补充的公共服务机构。

到了中晚唐，馆驿能给许多行人提供住宿、饭食、伎乐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尽管它原有的通信、交通功能未失，但也兼具娱乐交际和文化传播功能，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公共场所。一些交通要道上的馆驿，每为高官显要及富豪所占据，常常造成“邮驿填咽”（《太平广记》卷三七一《姚康成》），贫寒的士人只好躲到破庙、废馆中去。到了时局艰危的晚唐乱世，馆驿制度更加混乱，连财力雄厚的小官吏都可以像特权阶级一样，占用馆驿这种公共设施。《太平广记》卷三五〇引《纂异记》载，有浮梁张令，巨富，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赴京，“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幙，陈樽垒，庖人炙羊”，气势夺人。他所占用的不是“逆旅”，而是驿馆。

中晚唐时，举子与及第进士也可住驿，不再被视为“诸不应入驿者”。单《酉阳杂俎》一书就记载了好几个这样的人。如前集卷一五中的举人孟不疑，客游昭义，夜宿于界内一驿，《续集》卷一中的前秀才李鹄，夜宿于颍川一驿。又《太平广记》卷三六五引《玉堂闲话》载，杜悰未达时客游江湖，投宿传舍，遇怪。以上故事情节不一定属实，但它所反映的现象却是真实的。我们在其他唐人笔记、野史中，时常看到山人游客、处士、女巫、恶少假借公行，出入馆驿的记载，都反映出中晚唐馆驿管理的混乱、制度的废弛。唐末五代天下大乱，各地馆驿为武夫悍将所控制，秩序更乱。

一方面是馆驿的容量大增，另一方面，馆驿还被派上种种其他用场，举例如下：

按察使、郎官、御史自京城到各地出巡，为方便起见，常常在所宿驿中办公，唐人笔记载有不少这类事例。如长安中，侍御史张循宪出使河东，使务皆在驿中处置。还次蒲州驿，有使务难决，请来当地人张嘉贞帮助处理，豁然而解。娄师德按察并州，召集境内诸县令到所宿驿中开会。宝应元年（762），御史中丞李涵宣慰河北，巡行州县，公事悉决于邮驿。元和四年（809）三月，元稹以监察御史出使东川，途中所作《惭问囚》《百牢关》诗，描述唐御史在馆驿处理使务的情形，颇有史料价值。《望喜驿》云：“满眼文书堆案边，眼昏偷得暂时眠。子规惊觉灯又灭，一道月光横枕前。”称自己在驿中处理公务，忙碌到深夜，非常劳累，眼昏伏案而眠。

刺史、县令也常在驿中理政。北宋唐介知莫州任丘县，其地当辽使往来驿道，“驿吏以诛索破家为苦。介坐驿门，令曰：‘非法所应给，一切勿与。稍毁吾什器者，必执之。’皆帖伏以去”（《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南宋时，黄震知抚州。时州中饥荒，米价暴涨。震单车疾驰至州，“中道约富人耆老集城中，毋过某日。至则大书：‘闭粜者籍，强籴者斩。’揭于市，坐驿舍署文书，不入州治”（《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米价被平抑下来。

官员出行，途中染病不治，往往卒于驿中。开元中，薛直为胜州都督，行县，亡于驿中。诗人唐次贞元中贬开州刺史，迁夔州。永贞中，召为中书舍人。道病，死于距长安七十里一驿中。大和元年（827）八月，邠宁节度使高承简入朝，行至永寿县传舍而卒。山南东道节度使高元裕入京为吏部尚书，北归，途中卒于南阳驿。卢商由鄂岳入朝，卒于汉阴驿。天成四年（929）春，宰相崔协随明宗大驾自汴州还京，至须水驿，中风暴卒。刘遂清开运二年（945）归京，行至上蔡，终于驿舍。开宝中，刑部尚书魏仁浦从征太原，中途遇疾，行至梁侯驿而卒。若加留意便会发现，上面那些卒于驿中的多是些年高体弱的文武官员，这么多人道卒，就不是偶然的了，而是因年事已高，旅途奔波，劳累过度而死。

至于道卒于驿中的左降官与流人，那就更多了，其死因不仅是奔波劳累，还有陷身贬累、心灵忧惧、经受催逼等主客观因素。如垂拱四年（688），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贞合谋起兵反武氏，事觉，徙居黔州，行至陈仓而死。咸平中，洪湛以罪流儋州，六年会赦，量移惠州，行至化州调马驿，卒。这些流贬官员道卒，是累死的，更是因惊惧催逼而死的。李林甫执政以来，屡起大狱，流移相继。天宝五载（746）七月，林甫见流贬人“在路多作逗遛，郡县阿容，许其停滞”，以为不给予严厉打击不足以儆中外，遂诏：“自今以后，其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已上赴任。流移人令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尚有宽纵，所繇当别有处分。”（《册府元龟》卷六三）法令变得格外严苛，在道被催逼而死的因此陡增。

文士行卷投谒方镇刺史，落脚的地方也是当地馆驿。李翱为江淮某郡刺史，进士卢储投卷于李翱，就住在该州邮舍中。褚载客游梁、宋，困甚，作诗投赠襄阳节度使邢君牙云：“西风昨夜坠红兰，一宿邮亭事万般。无地可耕归不得，有恩可报死何难。”（《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引《诗史》）说明他也是宿于驿中。罗隐早年应举，也曾“优游楚驿”，其《金陵寄窦尚书》有句曰：“二年岐路有西东，长忆优游楚驿中。”说明确有其事。

过路文士、京中旧僚经过某地，拜会地方官，见面的地方也多在驿馆。如扬州水馆、濠州水馆风景秀丽，很多唐代诗人都曾止宿于此，并留下诗篇。刘禹锡的七言绝句《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联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就是贞元中某夜参加宴会之后，作于扬州水馆，诗题中提到的李益、张登、段平仲等五人，都是水馆夜宴的座上客。

利用馆驿的人如此之多，可见其待客功能之强大，在这方面，即使专司接待的州馆、县馆也要逊色。其广待文武的功用，使之自然地成为饮宴会客的经常性场所。皇帝常在驿中赐宴大臣。天宝中，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奉召赴京，行至京西临皋驿，玄宗“令中贵人劳问，赐甲第一区，又锡名马，兼供御馔”（《颜鲁公集》卷六《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贞元十八年（802）九月，杨凭出为湖南观察使，德宗遣中使面宣圣旨，赐宴于长乐驿以宠之，“恩荣特殊，宴饮斯及”（《柳宗元集》卷三八《为杨湖南谢设表》）。十九年十月，太子宾客韦夏卿出任东都留守。行至长乐驿，德宗亦遣中使至驿赐宴，“味兼海陆，品溢圆方，降自御厨，光临传舍”（刘禹锡《为东都韦留守谢赐食状》）。宋代更是将此项礼仪制度化，规定“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宋史》卷一一九《礼二十二》）。此外还有所谓酺宴之礼，亦在驿中举行。凡宰相、百官、宗室、内职、致仕官，并许赴都亭驿酺宴，这也不同于唐代。

驿中聚宴的文士一多，不免生出许多文坛佳话。如大中十年（856），郑颢知贡举。发榜后，请假往东洛觐省，生徒饯于长乐驿，一文士即兴题诗于驿壁。又，侍郎崔郾受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驿，冠盖之盛，极于一时。这两件事都被写进唐人小说。两京及诸州郊外近处馆驿常是文人迎饯亲友之所。《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引《芝田录》：“昨日（长乐）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饮饯邮亭，人客甚众。”记述京城东郊外长乐驿的一次送别场面，其情景之真切，不禁使人想起李邕的饯别名句“离人席上起，征马路旁嘶”。大量送别、留别诗序就产生于其中。

然而迎送饮宴过当，也不为政府所提倡。会昌元年（841）春，李德裕执政，下诏禁止官僚饮宴无度：“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刑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非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饯者听之，仍须简省。”（《册府元龟》卷一五八）又下敕改革馆驿官员迎送，作为会昌新政的一项内容，以强调厉行节约。

人们对驿中举宴之事早已习以为常，毫无警惕，故馆驿又被某些人用来设置种种圈套、计谋，以达到某种目的，于是一幕又一幕“鸿门宴”在驿中上演。韩琬《御史台记》载，神龙中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甘凉，被凉州都督郭元振指使吐蕃害于驿中（《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二引）。兴元元年（784）德宗幸梁州，武将张用诚与叛将李怀光串通，图谋不轨，被梁州将马勋计擒于骆谷传舍，梁州因而无事。李克用追击黄巢回师，朱全忠在汴州上源驿设宴劳军，暗中却伏兵企图加害克用，赖部将死战得脱，从此二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贞明元年（915）五月，庄宗于永济县驿召见梁银枪效节军首领张彦，痛斥他“陵胁主帅，残虐百姓”，斩彦及其党七人，收服了银枪军，梁军因此更加骁锐无敌。后晋末，契丹入侵中原。有契丹使自北来，住宿于陕州驿馆。晋将王晏、赵晖率死士数十人，入驿斩番使，尽取财物以归。一幕幕的惊变，宛如话剧，接二连三在驿中上演，动乱年代，馆驿简直就成了各类势要人物竞相表演的大舞台，人们观察历史事变的大看台。

这种政治军事计谋，在安史之乱中就被派上了大用场，一些附逆的文官武将，被忠于唐室的官吏设计斩于驿中。颍阴县尉孙某投靠安禄山，并受其指使，往州城取太守陈澍之头。陈得知此事，痛恨之至，待孙某至驿中，便伪作敕书，次日一早，召集诸官宣敕，令手力就馆中诛杀之，并手刃叛军二十余人。常山太守颜杲卿在槀城驿盛张女乐，置酒，擒斩叛将高邈，在恒州南焦同驿计斩叛将蒋钦凑，在醴泉驿设宴擒叛将何千年。史朝义在柳泉驿发动兵变，缢死其父史思明。这些事件都闻名唐史。

馆驿还是处决犯人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刑人，既便利，又能收到很好的警示效果。《太平广记》卷一六〇引《异闻录》载，中唐时，李仁钧为南昌令，一日，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赐死，“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这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流人在驿中就刑的具体场面，有助于了解这一制度实施的程序和内容。

武周时期，东都都亭驿是一个处斩犯人的重要场所。光宅元年（684）十月，宰相裴炎因反对武则天，被斩于都亭驿前街。光禄少卿卢崇道贬岭外，后私自逃归，匿于东都，为仇家所发，崇道及其三子都被杖死都亭驿。神龙二年（706），光禄卿王同皎谋杀武三思，事败，被斩于都亭驿前。乾宁二年（895）五月，宰相韦昭度、李蹊被杀于都亭驿。其他在驿边杀人的事例也很多见。如天宝十五载（756）唐将高仙芝、封常清受命迎战安史叛军，相继败退，被玄宗处斩于潼关驿前。天祐三年（906），裴枢、王溥等“唐六臣”被朱温同日赐死于滑州白马驿，是为著名的“白马之祸”。朱温仿效的是唐室常用的一种处死政治犯的特殊办法——“追赐死”，即若某大臣得罪而不可赦，则先下诏责令其赴贬所，待其上路后，另遣中使持诏追上去，赐死于沿途某驿。两《唐书》《资治通鉴》中可以查实的被这样处死的文武、宗室多达三十多人，这还不是当时的全部。赐死地点，近至长乐驿、长城驿、蓝田驿、故驿，远至湘南的郴州、岭南诸驿。黎幹、周子谅、于敏、王守一等赐死蓝田驿，玄宗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赐死城东驿，吴通玄赐死长城驿，宋道弼、景务修赐死霸桥驿，王、驸马都尉薛、御史中丞裴茙都被赐死蓝田故驿，陈弘志杖死青泥驿，宋之问、冉祖雍缢死桂州驿，王毛仲赐死永州驿，杨炎赐死距崖州百里处一驿，杨收、韦保衡赐死贺州驿，路岩赐死新州驿。类似事件，无不叫负谴流移者魂飞胆落。

不在朝堂杖死、家中毒死，却在驿中赐死，处罚方式显得很特殊，意在告诫南来北往的唐官：还是小心听话为妙，敢于忤旨抗争的，只有如此下场。因此，犯有重罪的大臣南贬，经过这些地方，都恐惧至极，生怕被赐死。韩愈贬潮州，杨凭远贬贺州，过蓝田驿，想到那些被赐死于此的大臣，就胆战心惊。唐朝这样的做法对迁贬文人心理影响之大，足可注意。

战争年代，一些地当冲要的馆驿成为屯兵作战之地。玄宗朝与吐蕃的几次大战，就发生在西北驿站。开元二年（714）十月，唐将薛讷、王晙等，大破吐蕃于渭源武阶驿；十五年九月，唐将王君晙被回纥设伏杀于甘州南巩笔驿；天宝十四载（755），封常清被安史叛军败于东都都亭驿，都是著名战例。晚唐五代在馆驿中发生的战事更多，单见于《资治通鉴》的就有十几处。

唐代邮驿本为军事而备，因而军人利用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般利用的是它的通信功能。高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画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惩交趾之败，望风而遁”（《北梦琐言》卷五《高太尉机诈》）。史思明在河南作《樱桃》诗：“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太平广记》卷四九五引《芝田录》）尽管传为千古笑谈，但当时也是借邮驿传递出去的。

唐代方镇常遣武将入朝奏事，皇帝则常以宦官监军，军官、宦者同在驿中，各为其主，有时不免冲突。《旧唐书·姚南仲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记载，德宗宠信中官薛盈珍，任为郑滑节度监军。盈珍骄横，欲夺控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政大权。南仲不从，嫌隙滋生，屡次上表诬陷南仲，引起德宗疑心，军府上下，对他愤恨之至。贞元十六年（800），盈珍遣小使程务盈入京奏事，诬告南仲。适逢姚的部将曹文洽亦入京奏事，了解到盈珍表中语，心怀愤怒，遂昼夜兼程追赶，至长乐驿追及，半夜杀务盈，沉其表于厕中，然后自杀，留下血书二封，一封以表盈珍之恶，一封雪南仲之冤。此事传开，朝野震动，旋即成为小说家的题材，单《太平广记》就有两处（卷一六七、卷二三九引《谈宾录》），柳宗元也撰有《曹文洽韦道安传》，后失传。

社会上种种势要，纷纷把手伸向馆驿，其关键就在于它是一个官办的公共服务设施，除了当家的和管理人员还知道爱惜外，其他人则毫不顾惜，手越伸越长，致使馆驿不济，州县难堪。到唐末五代，少部分毁于战火，大部分则因财力不支，无法维持而废弃，废馆破驿，随处可见。孙樵的《书褒城驿壁》、陈夷行的《条覆馆驿事宜疏》以生动的事例和精当的概括，向我们陈述了唐末馆驿日益衰败、无可挽回的事实，令人痛惜之至。

【注释】

[1]《史记》卷九四《田儋传》集解引臣瓒曰：“厩置，置马以传驿也。”

[2]这里参考了王树金《秦汉邮传制度考》，西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3]《玉海》卷一八注明：“《通典》同。”与今本《通典》异，似非文字有误，而是其所据《通典》版本不同。

[4]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

[5]六十六，《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册府元龟》卷一七〇作“六十八”，《新传》所本当为《册府》，《旧纪》所据则是《太宗实录》，不知是当时史料记载之异，还是传抄致讹。

[6]《全唐诗》卷四八二有李绅《扬州水馆》诗，疑扬州水馆即扬子驿在诗中的别称。

[7]又名葛溪驿，在弋阳县，唐时为弋阳馆，见《舆地纪胜》卷二一信州、《王荆公诗注》卷三五《葛溪驿》。(www.xing528.com)

[8]长安至洛阳驿程，《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四书记载互异。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各种记载中，以八百五十里为标准，见严氏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长安洛阳驿道》第20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

[9]此据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46—81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长安洛阳驿道》则考出三十四驿。

[10]《渑水燕谈录》卷九：“洛阳至京六驿，旧未尝进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进。”

[11]此据唐黎标《宋代的邮传制度》，《华夏文化》2006年第1期。

[12]见刘安志、陈国灿《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页。文中所引为唐代安西一官马坊事目历，残存4行，乃其中残文。该件文书为伯希和1907年在新疆库车某遗址发掘，非敦煌遗书。

[13]熙宁中：《会稽志》卷四称“元丰六年八月始用金字牌，令急脚递传送御前文字”，与《笔谈》异。

[14]《南部新书》戊卷：“天宝八年，馆驿使宋緷奏移稠桑路。”似乎早在天宝中就出现了馆驿使一职，其实这是钱易沿用晚唐五代旧称，此时尚未出现馆驿使之职，宋緷乃是以监察御史兼领此事。《通典》卷二三《驾部郎中》则谓“自二十年以后，常置馆驿使，以他官为之”。

[15]《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元和十二年：“旧制，以御史一人知驿。”“以”上当省“两京各”三字，唐后期置东台馆驿使，此时就不止一人知馆驿，可见《通鉴》只是为文字省净而如此表述，不可拘泥于文字表象。

[16]马江朝：《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册府元龟》卷一二二作“马朝江”。

[17]本段述宋代地方驿铺制度，参考了唐黎标《宋代的邮传制度》，《华夏文化》2006年第1期，特此致谢。

[18]何名远：《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朝野佥载》作“何明远”。

[19]见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中所引唐代文书，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一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0]日本学者对“驿家”有不同的理解，倾向于认为，“驿家”包括驿长和驿丁等民户，有的甚至以为驿家就是指驿长。鲁才全《唐代的驿家和馆家试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六辑）则提出，唐代驿家一词，既可以理解为驿的机构，也可以理解为驿长，其说甚是，本文之说受此启发。

[21]灵龛驿：原作“灵合驿”，据《太平广记》卷一六七引《云溪友议》、薛能《行次灵龛驿寄西蜀尚书》改。

[22]如《册府元龟》卷七〇五说：“李夷简建中末为华阴尉。德宗发豳陇戴兰、段诚谏等数将兵东讨李希烈。逦迤进发，相次出关。朱泚既僭位，乃使以伪诏追令却回。至华阴县，夷简见泚使非常人也，言于知驿官李翼，令捕斩之。”卷七五九又说：“行至华州，邮吏李翼纵之不问。”《新唐书》卷一三一《李夷简传》承之，也说：“至华，候吏李翼不敢问。”类似混用颇多，使人误以为驿吏、驿长是一回事，不可不辨。

[23]本节曾参考李斌城等主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166—1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色：此字原无，据《册府元龟》卷九二四补。

[25]三匹：原文承上下文讹作“三品”，据《唐律疏议》卷一〇改。

[26]七月十七日：《通典》卷二三作“十月”。

[27]关：《唐会要》讹作“阙”，据《通典》卷二三改。

[28]元年：《册府元龟》卷六二一作“二年”，《唐会要》作“其年四月”，“其年”系承前条“长庆元年九月”敕文而来，前后线索清晰，故作“元年”不误，《元龟》误“元”为“二”。

[29]长庆元年九月：《册府元龟》卷六七四作“元和十四年”，《旧唐书》卷一六五作“长庆元年”，《唐会要》卷六一作“其年九月”，“其年”系承上条长庆元年四月条敕文而来，前后史文有内在联系，较可信，故本条史实，时间从《唐会要》，文字从《册府元龟》。

[30]捉人：《唐会要》卷六一作“剩人”，唐朝有捉驿人，“剩”当为“捉”之讹，据改。下同。

[31]刘士元：《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九：“《实录》云中使仇士良与元稹争厅。按稹及白居易传皆云刘士元，而《实录》云仇士良，恐误，今止云内侍。”

[32]洛源驿：《太平广记》卷四九九引《玉泉子》作“长乐坡”，当是传闻异辞。

[33]乾元元年：《旧唐书》卷一三〇《王玙传》记作乾元三年以后之事，与《资治通鉴》异。

[34]十五等：原作“十六等”，然条文中只有十五等，《宋史》卷一九八《兵志十二》、《玉海》卷一四九、《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四均为十五等，据改。

[35]云骑马：原作“云武马”，据《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八改。

[36]宋代文献中，“厨传”的含义不一，或以行人自携之程粮酒肉为厨传，如《中兴小纪》卷一八：“然李纲私藏，过于国帑。……遇出，则厨传数十担。”是指自带的饮食，非出馆驿供给。或以馆驿供给的丰赡饮食为厨传，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一：“国家比念远人，丰给厨传。”凡此种种，皆非古义。程大昌就指出：“按，厨、传，两事也。厨，庖也，以好饮食供过客，则为饰厨也；传者，驿也，具车马，资行役，则为饰传也。今人合厨、传为一，概谓丰馔为厨传，非也。”（《演繁露》卷九《厨传》）

[37]当然也有好的典型，如大中王式为晋州刺史，“饰邮传，器用毕给”（《新唐书》卷一六七《王起传附王式传》）。他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行旅，当然是可取的，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要看他“饰厨传”的目的。

[38]龚黄：指西汉循吏龚遂、黄霸，事见《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39]本节曾参考颜广文《古代广东的驿道交通与市镇商业的发展》，《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40]本节曾参考朱瑞熙等主编《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第91—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1]参见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李锦绣《唐前期传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339—356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2]参见李斌城等主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