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馆驿的经济来源及运营方式

唐前期以州里富强之家主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至德以后才改为官家主驿。有理由认为，在改制以前的一百多年里，民间富户承担了唐前期馆驿费用的大部分。直到肃宗朝还有这样的富户，如胡人康谦，善于商贾，资产数万，至德中为试鸿胪卿，上元中言于肃宗，愿出家资以佐山南东道馆驿，肃宗喜而许之，专知山南东路馆驿。以一人之资产，竟能主持一路馆驿，就是十分显著的一例。当然，唐代馆驿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国家税收。唐制：“凡驿皆给钱以资之，什物并皆为市。”（《唐六典》卷五）“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唐六典》卷三）每年四十万贯属于《唐六典》修成的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前，唐室为开辟馆驿经济来源而确定的税收总政策，实际上，这样的征收额度是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的。因此唐朝政府又陆续增征税额，开辟新的财源。如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制：“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驿，仍付杂驿。”（《册府元龟》卷四八四）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德宗朝实行两税法以来，则改于诸道两税留州、留使钱内加征钱物。据《旧唐书》卷一四九《奚陟传》，京兆府贞元九年（793）两税及以前诸色羡余钱共六十八万余贯，其中除一千二百贯被京兆尹李充破用外，其余都是诸县供馆驿钱。唐朝户口最多、馆驿最密、交通最繁忙的京兆府，馆驿耗钱规模如此，其他的州郡户口数、馆驿数、交通量都不及京兆府，故其馆驿的开支经费只会比这个数字小，而不会比它大。由此观之，全国馆驿所费钱数亦可推断。

两税钱同样满足不了馆驿的财政需求，因此也必然加征。建中三年（782）五月，令诸道各于当道两税钱中，每一千加税二百。贞元八年（792）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十分之二以增给官吏，从之。会昌元年（841）正月，以馆驿额外负担过多，入不敷出，又令诸道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馆驿本钱，逐月收利，并限制前任观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等不乘馆驿官员的馆驿本钱，许量事供给。其钱从每州留州、留使钱中划拨，每年冬天申报本道观察使。军费开支紧张之际，朝廷也从国家财政中拨赐部分钱物以应急需，如咸通五年（860）南蛮事起，唐朝出兵镇压，诸道兵马多由湖南、桂管经过，遂制：“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文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与置本钱。”（《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

尽管唐朝政府想了不少办法增加馆驿财政供给，但实际上还是远远超支。据《唐会要》卷六一所载会昌二年（842）四月二十三日敕文，江淮、两浙每驿供使水夫价钱约十五千。但会昌二年以来，苏、常以南每驿就达四十余千，若界内有四五座馆驿，则往来须费用水夫钱四五百千。这还只是馆驿支出的一项，远非全部，尚有如此之多，其维持的艰难也可想见。

为了保证税收，唐宋两代都在南北各地商旅汇集的水陆要冲设置税场。如唐代的泗口税场。开成二年（837）以前，凡“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这年才诏罢，每年特以度支户部钱二万贯赐供本军充驿料。这些货税、杂税等，也是唐宋馆驿的重要经济来源。此外，唐朝政府官员另有“馆驿使料、递乘作人课等钱”（《唐会要》卷八五），也是用于支付馆驿食宿费用的。宋代诸州都有税场，除诏置者以外，各地还增置过不少税场，长期征收赋税。

上述各项累加，总量并不少，只要严加管理，善于经营，财政缺口是不会很大的。问题是一方面各方面势力对馆驿横加干扰，另一方面，不时爆发战争，使客剧增，都加重了馆驿的经济负担，横征暴敛，在所难免。一些人看到寺院香火旺盛，获利颇多，于是又把手伸向寺庙。《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寺僧伽传》载，大历中，泗州州将便勒令该寺出资“知十驿，俾出财供乘传”，这样的例子可能还不少。

宋初驿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差役，即把维持驿传的用度开支分摊到驿路沿途的民户身上，过往官员、使客一到，被差遣的供驿民家即携带生活物资前往迎接。仁宗景祐中，以诸州馆驿供给无限，主守患之，遂请行市估之制，即根据市场物价自由贸易购买所需物资，并下令榜刻其制于诸驿厅事，一定程度抑制了用度的无限约。

有时令百姓具明所出物品数目，折除夫役。地方官到任，为征收赋役、经营馆驿而殚精竭虑，事情还总是不能如意。王禹偁说：“自临民滁上，移任淮南，饰厨传以屡空，勾簿书而弗逮。”（《小畜集》卷二五《谢除刑部郎中知制诰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乡里民众欠折馆驿官物的，往往为官府所拘留，以财物抵押。熙宁以前，“凡官员初到，置买动使器用，或修葺仓库、廨舍、馆驿、亭堠、渡船等，并于役人体上圆融，合费钱十贯，则须科二十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熙宁四年（1071）推行免役募法，据当役人户资产划分等第，按等第出现钱，每月或每季一纳官府，由官府雇人代役，名免役钱。馆驿所雇人夫所需经费亦从中出，称为佣钱。事务繁忙的馆驿，每年都得增支佣钱。如北宋泉州府原雇有主持馆驿四人，熙宁八年（1075）“减罢方山、太平、小若三驿专知三人，存留渔溪一驿”。然而每岁还“增支佣钱”（《淳熙三山志》卷一三《州县役人》），民众负担并未减轻。于是又改为政府财政支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摊^[39]。驿传的供应由临时性的征调过渡到政府负责，较之以前稳定和固定，但最终那些财政负担还是要摊派到老百姓头上。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来源，如宋朝文官出行发给的驿料钱与公使钱，即是宋代驿传经费支出的两大专项^[40]。驿料起源于唐文宗朝。开成二年（837）夏，诏自今以后，“每年特以度支户部钱二万贯赐供本军及充驿料”（《册府元龟》卷五〇四）。这里的“充驿料”是指以公税钱充馆驿食料之资。后周太祖郭威遣散后汉俘虏八百九十三人，亦给沿途驿料。北宋的驿料由此而来，以两种方式存在和发放：一是现钱，各依本职请受；二是酒肉等食物，依令文供给。所给物资取自诸州公库。嘉祐初，令三司以驿料名数，著为驿令，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一来，驿料就不是一种时有时无的临时性待遇，而是一种法定的官员俸料。其使用范围有以下数项：(www.xing528.com)

1.承务郎以上官员到任，皆添给驿料，每贯折钱在京六百文，在外四百文。绍兴三十一年（1161），诏添给驿料减半。

2.官员因转运、推事及其他公事出行，均依本职支请驿料。

3.凡官吏扈从皇帝，“既预借月俸，以为行李之资；又优给驿券，以为传食之费”（《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〇）。

4.士人中有行义为乡里推重者，令诸路搜访，分遣赴阙，送舍人院试策论，沿路给驿料。

5.军队队官以上，供给驿料。

与驿料同时并行于宋世的，还有所谓“公使钱”。它的设置目的，是因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属于宋朝的“养贤之礼”（《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当时颇受重视，以为不可废阙。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公使钱置于宋太祖朝，主要以待过客，使人无旅寓之叹，出发点甚好，但数额有限，每州都不过数千贯，入不敷出。如北宋瀛州公使钱，每年仅二千贯。苏辙就说：“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苏辙集》卷二一《上皇帝书》）既是“百须在焉”，就不会全用于行旅花费。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来源，如出卖“度僧牒”，所换钱用于市卖军储，维修馆驿，添购军器和雇脚乘等。元丰中，以高丽使朝贡须添置亭驿，经费紧张，特赐两浙路度僧牒一百五十道，以其所易钱财助修高丽使沿路馆驿。政和中，以永兴军路馆驿年久失修，乃令礼部给空名度僧牒一百道支付修置。像这样的“空名度牒”宋朝几乎每年都颁赐诸路，出卖给剃度者，少的百道，多的五六万道，可见这也是宋代馆驿支出费用的重要来源。又如分赐诸州酒坊钱，有的多达数千贯，熙宁五年（1072），神宗尝赐曹州酒坊钱三千缗。在财政紧张的宋代，这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因此有人也瞄上它，或以充当厨传之费。如仁宗朝，成都府帅就曾下令府中牙校“岁输酒坊钱，以供厨传之费”（《华阳集》卷五八《王懿敏公素墓志铭》），而且数额不断增加，令输者困苦不已。王素到任，加以裁约，所省过半。宋朝公钱名目繁多，类似支出也许还有不少不为今人所知。

驿田和驿草　唐宋每座馆驿都饲养有驿马、传马，此外还有驴骡驮牛等牲畜，两数相加，每驿牲口少说也有数十头，每天消耗的草料相当多。为此就得配置足额的农田种植驿草，以供饲养之用。唐制，每驿皆给农田，种植牧草以养畜力，谓之驿田，“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若驿侧有牧田之处，匹各减五亩。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通典》卷二）。贞观中就开始给驿马配设牧田，田中种上苜蓿等植物作饲料。税草的种植任务，分摊给诸州百姓。据《元氏长庆集》中奏状，建中以来实行两税法后，则根据税钱的数额加配，每年两税外，都要据税贯数加配一定数量的驿草以供驿用，每年都有旨文规定数额，一般是在诸州和税钱上，每贯加配驿草若干束，而不是在两税钱外擅自加征。具体征收的数量，因时因地而异。如元和中，兴元府征得驿草二万围，洋州一万五千围，利州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围，剑南东川百姓税草共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山南西道管内州府，每年两税外，配率供驿禾草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七围，每围重二十斤。而以京兆府最多。德宗朝，京兆府每年应征税草数三百万束，其中七十万束留供诸县馆驿及镇军，以百姓分搬至界内诸驿。又据河南尹韦贯之的奏文，长庆元年（821）前后，河南府一年供馆驿外残钱一万三千五百八十贯，草九万五百八十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