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馆驿供给的饮食和物资来源

人马饮食酒肉的供给，也是唐宋馆驿供给的重要内容。唐代馆驿的供应对象，最初只有敕使、御史、高级军官等少数人，但越到后来，接待对象越多：刺史、郎官、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及很多以前不应给驿券者，皆“牒令州县，给熟食、程粮、草料”（《唐会要》卷六一《馆驿》）。可见熟食、酒肉、草料是唐宋馆驿必须供给的主要物品，官客对它们的要求同样很高，要做到供应“如法”是不容易的。

官员常携众多家眷、部曲、奴婢从行，故酒肉食物供应总量很大。杜牧《岐阳公主墓志铭》载，宪宗岐阳公主下嫁杜悰。悰后出为澧州刺史，公主后至，悰“闻主且至，杀牛羊犬，为数百人供具。主至后，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驴阘茸，约所至不得肉食。驿吏立门外，舁饭食以返。不数日间闻于京师，众哗说以为异事”。一个公主出行，竟要为她准备“数百人供具”。公主约束众人不许烦扰馆驿，时人闻说，竟还“以为异事”，这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的常态就是皇亲贵戚、朝官出行，人数动辄数十上百，都要求馆驿供给。

供应不仅人多量大，而且必须经常化。更何况某些人还倚仗权势，提出过分要求。这两方面等于是压在馆驿头上的两座大山。如果不是经济实力雄厚，财力富足，用不了多久，一座馆驿就会凋弊难支。唐宋前期，都曾实行以州里富户主驿的制度。这等于是套在主驿富家身上的两条沉重锁链，不破产才怪。唐朝强制实行这一制度，并维持长达一个半世纪，战事一起，馆驿物资就常供不应求，往往“税外横取，谓之白著”（《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民怨沸腾，朝廷不得不作出让步，改以官司主驿。

然而，所谓官司主掌，其财政来源还是民家。唐朝政府为了维持馆驿的正常运转，想方设法聚敛民财。唐代官方文书一再载明，各地都有“酒食科率”、“诸色征科”。京畿、河南处于全国中心，名目尤多，百姓不堪负担。为了缓解矛盾，大历五年（770），朝廷下制：“诸县邮递，路次馆驿，诸色征科一物以上，并委中书门下与京兆尹，即计会取责色目，一一商量条件处置，务令减省，以息劳费。”（《唐大诏令集》卷八四《大赦京畿三辅制》）乾符中又诏：“邮传供顿，递马数目，素有定制，合守前规。河南馆驿钱物至多，本来别库收贮。近日被府司奏请，衮同支用，遂使递马欠缺，料粮不充。宪司又但务缘循，都不提举。宜令东台馆驿使述具条疏，分析闻奏。”（《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这些都是形势逼迫下不得已作出的政策调整，问题仍然存在，并且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唐朝发展到天宝末，已十分富足。安史之乱爆发，颜杲卿为常山太守，与部下密谋在恒州南的焦同驿设宴捕杀叛将蒋钦凑、高邈等，“酋长各赐帛三百段、马一匹、金银器各一床、美人各一，其余通赐物一万段”（《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四引《河洛春秋》）。一座馆驿的物资供给数目就达如此之多，盛唐国力之雄厚，可以想见。

至德以后，国家多事，使命繁并，馆驿的供给日渐紧张。长安至荆南驿路，为“十道之要路”（《文苑英华》卷八七〇李骘《徐襄州碑》），客流量大，馆驿的经济负担重。商、邓等州驿道所出，“吏破产不能给”。王凝为商州刺史，改以州中“冶赋羡银”买马（《新唐书》卷一四三《王凝传》），矛盾才有所缓解。

唐朝馆驿偶尔还奉命准备一些特殊物资，如安禄山为讨好酷吏吉温而令沿路馆驿作的白细帐。禄山此举意在使为腹心，侦伺朝廷动静，这种额外的任务也加重了馆驿负担。

宋初百端待举，州郡官吏大多廉洁，馆驿供给也务从节俭。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的建设，宋代经济实现了长达百余年的持续稳定增长。至神宗朝，国家经济实力大增，故“元丰以来，厨传渐丰，馈饷滋盛”（《曲洧旧闻》卷二）。社会上追求享乐的也多起来，表现在馆驿供给上，就是“饰厨传”^[36]的日益增多。这本来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自有馆驿以来就有这种现象，问题是没有哪个朝代像宋代那样普遍和多见。早在西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就出现了“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汉书》卷八《宣帝纪》）的事。韦昭注释说：“厨谓饮食，传谓传舍。言修饰意气，以称过使而已。”颜师古也解释说：“使人及宾客来者，称其意而遣之，令过去也。”说明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地方官或主驿官吏假公济私、沽名钓誉之举，其主观意图并不是要把馆驿的供给搞好，所以是不可取的^[37]。然而馆驿的接待对象主要是高级官员和重要公使，多是些身居要职、握有实权的人物，其对主驿官员印象的好坏和评价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地方官仕途的通塞穷达。往来使客的称许和奖誉对于谋求进达的中小官吏来说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所以“饰厨传”就必然成为馆驿这一交通机构的共生物而无法根除，故魏晋隋唐以下，“饰厨传”者代代有之。唐元和中，李翛为坊州、绛州刺史，“无他才，性纤巧承迎，常饰厨传以奉往来中使及禁军中尉宾客，以求善誉”（《旧唐书》卷一六二《李翛传》）。“饰厨传”成了他往上爬的手段。

进入宋代，“饰厨传”成为馆驿制度史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宋初，王禹偁就谈到：“今之领藩服、当冲要者，必先丰厨传以啗人口，勤迎劳以悦人心。无是二者，虽龚、黄^[38]无善誉矣。”（《小畜集》卷八《答晁礼丞书》）河北当辽使驿路知州，都不以边防为急务，但以增置厨传、迎送使人、曲奉过客为称职，凭此而美誉日闻；若稍异于此则谤议纷然，甚至受到降黜。武臣历边任者，无寸劳薄效，能饰厨传、熟于人事者，即以为才。淮南真、楚、泗州一带，地当交通要道，宾客最多，郡守皆以能饰厨传为称职，官满之日，往往擢为监司。很显然，这时候，修饰厨传、沽名钓誉已成为宋代官场中一种盛行的风尚和上下承习、难以扭转的积弊。厨传是否丰足已成为评价官员政绩、考察在任表现的一个标准。少数生性刚直的官员，不肯曲志阿世，往往遭到诽谤和贬黜。如司马池徙知杭州，“性质易，不饰厨传，剸剧非所长，又不知吴俗，以是谤讥闻朝廷”（《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传》）。王琪性孤介，“不与时合。数临东南名镇，政尚简静，每疾俗吏饰厨传以沽名誉，故待宾客颇阔略。间造飞语起谤，终不自恤”（《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王琪传》）。这些人不满这种世风而奋起抗争，不为统治阶级所喜，却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www.xing528.com)

总之，“修饰厨传”似乎成为宋代官方默许、社会接受的一种做法。若有朝官路过一地，见其驿传桥道完葺，必被认为是好官员，反之则是不称职。“饰厨传”而蠹政害民的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饰厨传”而把钱财用在社稷民生上的反而遭贬被黜，这就颠倒了是非。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如果没有宋代统治阶级对享乐的提倡，没有宋代士大夫对奢华的爱好，没有北宋将近一个半世纪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饰厨传”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两汉官吏都提倡节约，魏晋南北朝和南宋都时局动乱，民生凋弊，自然很少有人“饰厨传”，便是有力的反证。

然而，“饰厨传”一事，在宋代还颇有不同看法。如苏轼就对神宗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苏轼文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书》）王明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而且说得更为清楚、透彻：“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近人或以州郡饰厨传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挥麈录》后录卷一）在他俩看来，厨传丰赡是国家太平、民生康乐的表现，适度的增饰厨传也是无可非议、可以接受的。王安石似乎也赞成适度的修饰，他曾在淮西一驿中题字表示：“邮亭桥梁不修，非政之善；饰厨传以称过使客，又于义有不足。”（《却扫编》卷下）看来持适当肯定态度的还大有人在。当然也有人建议“定远近多少之节”，绝“郡县之厨传侈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苏轼、王明清、王安石的观点在宋代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他们是既强调丰衣足食、适度享受，又反对过度增饰、片面追求声誉、邀取名利，这应当说是非常中肯的，问题在于很多官员营求过度。

苏轼的话也提醒我们：“饰厨传”与“丰给厨传”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饰厨传”说穿了就是向往来官客供给丰美的饮食和上好的车马，给他以超标准的接待，让他吃好用好骑乘好，满意而去。这么做必然占用大量馆驿开支，影响行旅供给和接待质量。因为每座馆驿的经济开支都是有限度的，这一部分人的供给接待标准提高了，另一部分的供给标准势必相应降低。而“丰给厨传”则是不仅要把工作做得符合要求，而且要做好，是本着把本职工作做好的原则和目的出发办事，并不掺杂个人私利。苏轼、王明清、王安石肯定的应当是“丰给厨传”，而不是“增饰厨传”。

宋朝与唐朝另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外关系特别重要。宋朝与辽夏金元关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和战、边防的休戚，因而朝野上下都特别重视对外关系的处理。这样的社会背景客观上也对宋代馆驿的供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供亿丰备，礼节周到，一则显示宋朝对外国的重视，二则显示中朝国力的雄厚。其中尤以通辽国的驿路馆舍最受重视，深恐怠慢，常派遣中使巡察，修葺馆驿。凡有辽使经过的驿道，所有馆舍物资供应都比其他驿道丰厚。每逢使过，沿路馆驿皆预先修饰排备。宋朝对待西夏使节的礼节之优异，亦不逊于辽。仁宗庆历以后，朝廷下令：凡有西人朝贡，沿路馆驿须先期一二日打扫整洁，权止过往官员安宿。这一制度在今人看来绝对是侮辱性的，在宋代却一直保持不废。但也有少数有个性的官员对此不满，与蕃使抗礼。英宗治平中，孙沔以观文殿学士出知庆州。行至郑州，恰逢西使至驿，时孙已授馆，驿将请他徙居别所，孙曰：“我大臣，可为陪臣避耶？”坚决不肯。随后使至，孙大启驿门，设榻偃卧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门，望而问之，左右曰：“庆州孙经略也。”西人被孙的气节所折服，俯首而过，孙因此名声大振，其谥“威敏”，当与此类行为有关。

虽然宋朝在供给上不遗余力，却没有换来契丹、西夏人的友善与感激，他们反而变本加厉，贪得无厌，诛索百端。韩元吉《桐阴旧话》“契丹”条载：“契丹使每岁至中国索食料，多不时异珍之物，州县挠动。公之使虏，入其境稍深，则必索猪肉及胃脏之属，从者莫能晓。盖燕北第产羊，俗不畜猪。驿司驰骑，疲于奔命，无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尔。”时间一久，弄得民穷财尽，驿吏多破产而去。

南宋在对外战争中屡败于金，每年都得向对方贡纳钱物，称为岁赐、岁贡、岁币，数额巨大，种类繁多。遣使通和，生辰、贺正等使，往来皆乘驿而进，馆驿开支为之剧增。驿路经过的沿途州郡，所费尤多。如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赐御筵每处费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绍兴壬戌，初讲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匹两”（《齐东野语》卷一二《淳绍岁币》）。其中来回途程食宿、赐宴，都得由馆驿经办，或在馆驿中进行。这些开支都为唐所无，而在宋代则为大宗。

本来，像高丽这样的政权，是宋朝的属国，与契丹相比，实力悬殊，在接待礼数上也“有君臣之别”，可是宋朝的“馆饩之数，出入之节，或皆如一，或更过厚”（《苏辙集》卷四六《高丽使条约》），耗资之大，令人惊异。据载，神宗以来，每逢高丽贡使至，“赐予之数，皆非常等，恩旨亲渥，至于次韵和其诗，在馆问劳无虚日，多出禁苑珍异赐之。沿路供顿，极于华盛。两浙、淮南州郡为之骚然。每至州县或镇砦，皆预差诸色行户，各以其物赍负，迎于界首，日随之，以待其所卖买，出境乃已。及鞍马什物等，皆用鲜美者。被科之家旋作绣画，或求于四方，人多失业，至于逃遁，或有就死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二）。元丰八年（1085），朝廷听取知杭州苏轼及御史中丞苏辙的意见，痛加裁省，沿路扰费，十去六七。

辽夏金元之外，宋朝还同时与诸多四裔政权保持密切关系。与辽夏金元的外交，属于宋朝的“大国外交”，居首要地位；与周边政权的外交，则属宋室的“周边外交”，同样不容忽视。宋王朝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一再下令，同等对待。大中祥符七年（1014）秋七月，“诏交陟、占城、大食、阇婆、三佛齐、丹流眉、宾同胧、蒲端诸国使入贡者，所在遣使臣伴送赴京，邮传供亿，务从丰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宋朝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怀柔政策，凡有主动降附者皆厚其供给，借以招徕远人。景德中，夏州赵德明纳款内附，其下属颇为宋朝官吏所轻待，真宗即诏：“国家比念远人，丰给厨传。苟不接以礼，必生其慢心。可遍戒谕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一）宋朝对待外国总是这样卑辞厚礼，以致小国使者入宋，也敢于轻视宋人，目无法纪。陈希亮知凤翔府，有于阗使者入朝。其人骄甚，过秦州，留居驿中月余，“坏传舍什物无数”，并纵其徒入市抢掠，畏惧知府陈希亮的威名，才有所收敛（《苏轼文集》卷一三《陈公弼传》），类似事件皆为唐代所无，宋代却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