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馆驿制度：接待礼仪与食宿管理

人使接待的礼节　作为通信联络机构，馆驿都设置在交通线上，经常有官员和使客“告至告去”，因此就有了与此相关的“寓望迎劳之礼”（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尽管由于史料阙如而无法了解到具体内容，但通过记载，我们仍可看到接待人使的基本程序。《太平广记》卷三三九引《博异记》载：“兴元元年（784），朱泚乱长安。有阎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鲠涩。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辔至厅。……既坐，亦如当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馔，亦如法。”文中提及“馆驿之礼”、“亦如法”，说明馆驿是有法定接待程式的。据小说推测，所谓“馆驿之礼”指对至驿官使的接待之礼。一般是主驿的驿长、驿将或驿吏一人在驿门外迎候，每有官客至驿，即主动上前迎门而拜，检视符券，查明身份，引导人使至驿中前厅，并向对方通报自己的姓名、官职，将骡马等牲畜牵引到马槽饲养水草。使客动身出发，也以相应的礼节送出，同时以驿卒或驿丁数人驾驶车船，引导人马以向前驿。《太平广记》卷一九〇引《玉堂闲话》载，昭宗朝，张濬统兵出征太原。班师，取道晋州平阳县，止宿于平阳某驿。晋州刺史张某“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濬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这些饮食起居的程序，体现的正是馆驿待客的法度。

宋朝与辽、金通聘，使命往来，称为国信，其制尤重，有所谓“回谢生辰正旦国信礼”及“国使入聘见辞仪”。自景德中澶渊会盟之后，始有契丹国信使。大中祥符中，有关部门还专门拟定了仪注。后又有“夏国进奉使见辞仪”、“高丽进奉使见辞仪”、“金国聘使见辞仪”、“诸国朝贡仪”，具载于《宋史》卷一一九《礼二十二》等处。宋代京城郊外的都亭驿、同文馆、班荆馆等馆驿，被用作接待外宾使客的专用场所，接待、宴会、谈判等外交活动都在其中进行。宋与辽、金都设有押宴官，经常在都亭驿举行招待宴会，并以贵臣押宴。每逢辽国遣使来，都于沿路驿馆赐御筵茶药，传宣抚问；金国遣使来，常就驿议和、赐宴；使节入聘朝见之前一日，例须“习仪于驿”。辽夏金元聘使及诸蕃国使，都住宿驿中，动辄半个月、二十天。为了严明“交接之仪、防闲之法”，宋朝为这些聘使立出许多规矩，苏辙草拟的《北使条约》《西使条约》《高丽使条约》，就是这方面的专门文献。如《西使条约》规定：“西人到阙，随行蕃落将不许出驿。或有买卖，于本驿承受使臣处出头，官为收买。后条不许收买物，亦细开名件。”（《苏辙集》卷四六）类似条款都是宋朝用来约束都亭及西驿所住诸蕃人使的，这样一来，很多礼节都与馆驿有关，变成宋代馆驿之礼，只是繁文缛节，难以尽述。宋代许多出使过辽、金的文臣，都有驿中习仪的记载，单楼钥《北行日录》卷上“习仪驿中”的类似记载就有六处，类似细节成为宋人使辽使金行记和诗歌的重要内容，和宋代文学也有关系。

饮食的安排　上引《太平广记》还提到“具馔，亦如法”，说明对驿使食宿的安排也是唐宋馆驿制度的重要内容。唐制：“每道馆驿有数，使料有条。”（《册府元龟》卷五一六）每个正员官都有自己的“料钱及馆驿使料递乘作民课等钱”（《唐会要》卷八四）。宝应二年（763），鉴于在外御史常食宿于私人客舍，于事体非宜，特地给他们配发公券。为严格管理，建中四年（783）正月十一日，又依照官员品级高下，在馆驿中设置五等使料及配给人马数。所谓“五等”虽无明文，但《唐律疏议》卷一〇的相关条文还是自然体现出来，即以职事官品阶高低为别，三品以上及王为第一等，四品及国公以上第二，五品及爵三品以上第三，六品以下第四，无品人第五，以此为准，配给人马数额。

食物和有关生活必需品也分五等发放。具体的配给数额，从《唐六典》卷四可知大概：亲王以下为第一等，其常食料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二升，蜜三合，粟一斗，梨七颗，苏一合，干枣一升，木橦十根，炭十斤，葱菲豉蒜姜椒各有差。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酒九斗。三品以上为第二等，常食料九盘：每日细米二升二合，粳米八合，面二升四合，酒一斤半，羊肉四分，酱四合，醋四合，瓜三颗，盐豉葱姜葵菲之类各有差。木橦春二分，冬三分五厘。炭春三斤，冬五斤。四品五品为第三等，其常食料七盘，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余并同三品。若断屠及决囚日，停肉，给油一合，小豆三合。三品以上同此。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第四等，常食料五盘，每日白米二升，面一升一合，油三勺，小豆一合，酱三合，醋三合，豉盐葵菲之类各有差。木橦春二分，冬三分。无品人第五等。每座馆驿都得依据这些规定准备相应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足额配给，否则就是供给“不如法”，依令应治罪。

馆驿根据法令规定如法供给，唐代官文书中称为“传供”。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传供酒食录》有某某大官在馆驿中供酒几斛几斗，某某军方人员供给粟细米、炉饼、洿林枣、细面几斛的记载。《高昌重光三年条列虎牙氾某等传供食帐》所载更详，中有“肆人五日食，次传细面五斗，市肉一节，供各儿阿婆三日食，次传细面壹斛，肉六节”等载。诸如此类的《传供食帐》单吐鲁番文书中就有多份，都是唐代馆驿物资供给的实物证据，可与《唐会要》卷六一《馆驿》“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等彼供给拟者”的律令相印证。《光明日报》2007年3月22日刊载的毕波《天威健儿、碎叶城和怛逻斯之战》一文，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文章提到，2006年，史学界整理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天宝十载（751）交河郡客使文书，其内容“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宾馆登记簿，登录着住宿客人的身份、随行人员、到来和离开的时间、去向等信息。综览整组文书可知，天宝十载交河客馆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镇将官、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诸多重要人物外，还有至少八次宁远国使臣”，人使的入住和食宿都有严格的登记制度。这一材料不仅弥补了传统史籍记载的不足，也可与前引的几份《传供食帐》相佐证，表明唐代在河陇西域地区实行的客馆制度，实为行于内地之馆驿制度的一种补充。可见我们在唐人小说中读到某官至驿，驿吏为他宰牛杀羊，都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着现实基础的。武后垂拱初，任用酷吏，盛开告密之门，大搞恐怖政治，下令“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胡三省注释“供五品食”这一制度，就征引了前引《唐六典》中“四品五品常食料”的条文，说明唐人确实是依令行事的。供应不如法，往往为主管官员所责。至德元年（756），吕为河西节度使府度支判官，巡至府境某驿，以供给不如法，责打驿长。驿吏武人，性情暴戾，“持弓矢突入，射，矢两发，几中面，逾墙，得免”（《旧唐书》卷一九一《金梁凤传》）。驿吏暴怒表明受责之重，但更能说明唐代馆驿供给制度。

一方面是馆驿供给不如法，数量不足或质量过差而引起不满；另一方面，御史、中使过驿，也经常向主驿者提出过分要求。若得不到满足，则驿吏往往遭到责骂鞭挞。《太平广记》卷一一五引《广异记》便有监察御史席豫按覆河西至一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挞主驿吏的记载。有的御史则采取另一种手段巧妙地敛财。《国史补》卷下载，有一御史出按回，止宿于同州驿，可能是觉得地方官接待不周，于是想方设法刁难对方，“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位老吏看出了其中缘由，赠以百缣，御史第二天天还未亮就开启驿门，尽还案牍，乘马而去。像这样的巧取豪夺是无法禁止的。

战乱一起，馆驿的供给更不可能完全“如法”，人民群众自是苦不堪言，天子也颠沛流离，受尽磨难。这样的事例史不绝书。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举兵反唐，玄宗一行仓惶逃向京西，行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官吏骇散，无复储供，玄宗憩于宫门树下，至午仍未进食，县令、县民皆脱身远走，驿中饮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给。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广德元年（763）秋，吐蕃侵占长安，代宗出幸陕州，官吏藏窜，军队逃散。十月丁丑，“车驾至华州，官吏奔散，无复供拟，扈从将士，不免冻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后晋开运末，出帝为契丹所掳，一路北行入蕃，“晋主既出塞，契丹无复供给，从官、宫女皆自采木实草叶而食之”（《资治通鉴》卷二八五）。类似记载读之令人悲慨。

宋朝政府为内外吏兵配给了驿料。但内外文武，下至吏卒，所给驿券都未限定，种类多少，各自不同，管理混乱。有鉴于此，枢密使韩琦建议三司以驿料名数，著为驿令。嘉祐三年（1058）三月，诏三司编天下驿券条例，由枢密院主编，“取旧例下三司掌券司，会萃多少而纂集之，并取宣敕、令文专为驿券立文者，附益删改凡七十四条，上中下三卷，以颁行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四年正月编成，三司使张方平奏上，仁宗赐名《嘉祐驿令》。今其书已佚，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馆驿食宿的规定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则毫无疑义。

北宋时，将高丽使节安顿在同文馆。契丹使节安顿在都亭驿，称“北使”，其接待礼节尤重，朝廷每逢北使到阙，必厚礼相待。南宋高丽使至京，“先遣伴使赐御筵于赤岸之班荆馆，中使传宣抚问，赐龙茶一斤，银合三十两。次日至北郭税亭茶酒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中使传宣赐龙茶、银合如前，又赐被褥银沙锣等”（《武林旧事》卷八《人使到阙》）。其他外国使节亦厚其供给，以示宋朝的大国风范。只有当对方提出过分要求、僭越礼分时，才绝其供给。英宗治平元年（1064），夏国贺登极进奉人吴宗等来使，“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以仪物自从。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厩置一夕，绝供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二）。(www.xing528.com)

住宿的安排　唐宋馆驿都有驿厅，分为东厅、西厅、前厅、后堂，生活条件好的，中间还有回廊曲水、池沼莲舟之类。驿舍建筑规模这么宏大，住宿条件就不可能如一，而是略有等差，一般西厅的建筑结构和住宿条件要好于东厅，故客人一到，首选西厅。元稹元和四年（809）以监察御史出使东川，住宿的就都是驿中西厅。其《嘉陵驿二首》其二：“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二句清楚地告诉读者，他住在嘉陵驿的西厅。可是自唐初以来，对于各类人使入驿住宿的安排，向来无成文规定。是以至驿先后为序，还是以官阶高低为序？人们不好把握。通常是以入驿先后为序，而不是以官阶高低为准。这等于是把公共秩序摆在首位，官品放在次要地位，可有些人偏偏就不愿遵守这一规矩，矛盾由此而生。有些使客倚仗权势，强占上好的房间，甚至有后至驿站而把先占上房者强行驱赶出去的事例。唐前期各类出使人员中，以御史权力最大，唐后期则以中使权势最为显赫，宋代也是如此。扰乱馆驿住宿秩序的，常常是这两类人。麟德二年（665）十月，高宗诏征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入朝，一日宿于莱州驿西厅。深夜，有御史至。驿人告诉他：“‘西厅少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谁？’答曰：‘带方州刺史。’命移仁轨于东厅。”（《大唐新语》卷一一）仁轨既至京城，官拜御史大夫，此御史为仁轨所责，诸御史莫不翕然自诫。

由于无定制，不仅其他朝官会和御史争厅，出使的宦官也和御史争厅。由于有这类事出现，宰相王播遂专就此事下文一道，以定馆驿就厅先后，规定：“御史到馆驿，已处上厅，中使后至，即就别厅。如中使先至，御史亦就别厅。”以此为准，此为“故事”。但元和以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谙往例，贵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俱失宪章。喧竞道途，深乖事体”（《册府元龟》卷六〇）。元和五年（810）四月，监察御史元稹自东都御史台赴阙，夜至敷水驿，住宿上厅。中官刘士元^[31]后至，与稹争厅。门闭，乃破门而入，责骂元稹，稹仓忙出逃至厅后，士良追至，以马鞭击伤稹面，稹以此被贬。御史中丞王播因此事奏请定制，各令遵奉故事，“始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处上厅，因为定制”（《国史补》卷下）。并强调：“其诸司三品官及中书、门下、尚书省官，或出衔制命，或入赴阙庭，诸道节度、观察使赴本道及朝觐，并前节度、观察使敕追赴朝廷者，亦准此。”（《册府元龟》卷六〇）事情才确定下来。

唐代除中使外，出使机会最多的是监察御史，他们每年都要奉旨到各地办理各种公务，往往和住驿的朝官发生争执。宣宗大中中，京兆尹遣京兆府参军卢甚出巡馆驿。时左补阙崔瑄婚姻假满回京，与甚在长安东郊某驿相遇，争厅，“甚以官虽卑，乃公行，略不让瑄。瑄责其不逊，遂相诋诃”（《东观奏记》中卷）。崔瑄世家子弟，势力强大，卢甚则门第孤寒，被诬下狱，除籍为民，令投岭表。行至洛源驿^[32]，赐死，瑄自左补阙出为阳翟县令。此事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不仅中使、御史不守法制，其他文武官员也经常违制。天宝乱离，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之所先”（《太平广记》卷二二八引《集异记》），他不得不“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广记》中，类似事例不止一见。如卷三〇二引《广异记》载，一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唐史中例子也多。如乾元元年（758）^[33]六月，肃宗染病，遣中使与女巫乘驿，“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势，所过烦扰州县，干求受赃。黄州有巫，盛年美色，从无赖少年数十，为蠧尤甚。至黄州，宿于驿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锁不可启。震怒，破锁而入，曳巫于阶下斩之，所从少年悉毙之，籍其赃数十万”（《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女巫身为敕使，当然有资格入驿居住，但同时还带着那么多少年在驿中胡作非为，到了次日早晨应当开门的时候还闭门不启，这都是不合法的，刺史当然有权过问。

宋承唐制，也是以至驿先后为准。宋朝“百官相见仪制”规定：“流内品官……遇于驿舍，非相统摄及名位县隔，先至者居之。”（《宋史》卷一一八《礼二十一》）但宋代也发生过争厅的事。英宗朝，薛向为开封度支判官、权陕西转运副使，尝夜至灵宝县，先驱入驿，与应灵县令崔令孙争夺馆驿厅舍。时令孙生病，惊迫至死。薛向以此降知汝州，事载《东都事略》卷三二八《薛向传》。但由于宋代对驿厅的管理比唐代要严格和规范，所以类似事例也较少。清代仍有“占宿驿舍上房”律，规定驿站的正厅上房专待品官上客，“凡公差人员出外干办公事，占宿驿舍正厅上房者，笞五十”（《大清律例》卷二二）。

为了方便行人掌握食宿和出行时间，唐朝在每一座馆驿前面都竖立了土堆，上面插上一木牌，其上刻以十二个时辰，谓之“十二辰堆”。因它属于驿路上的一类驿堠，故又名“十二辰堠”。据《唐会要》卷六一、《大唐传载》，此制系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监察御史郑审检校两京馆驿时所创，审令每一馆驿都设立十二辰堠以便行人。

宋代的馆驿虽然有驿堠，但并无十二辰堆。宋人法汉制，改用刻漏这一古老仪器作为馆驿计时之器。据秦观《越州请立程给事祠堂状》，北宋越州一带馆驿中，设有这类器具。熙宁十年（1077），程某出任越州知州，“礼贤俊，仁老孤，简练士卒，缮修官寺。至于邮亭刻漏，为之一新”，说明使用漏刻乃是宋代馆驿计时的新制。漏刻的时辰都经过较为精密的计算，对行人出行掌握时间更为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