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券的管理制度及其重要性

驿符驿券的管理制度　驿券即行人所持符券，用以规范其对驿站和驿马的使用。秦汉以来，它一直是人们行驿和入驿的凭证，一般情况下只有使者才能乘驿入驿，无符券者不能入驿。周秦两汉的驿券，称为“封传”或“传信”。《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索隐》：“封传，犹今之驿券。”汉代驿券依照机密程度的不同，有所谓一封、二封、三封、四封、五封之别。汉律：凡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凡通晓经书、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方术、本草者，其应征辟，许驾一封轺传；乘传三封之；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御史巡按诸州，驾四封乘传；乘置、驰传五封之。

秦汉时对驿券的管理非常严格，若无敕命，即使高官也不能乘驿或入驿。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龚胜、邴汉以年老请求退休，平帝特诏：“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汉书》卷七二《两龚传》）时胜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汉为大中大夫，秩比千石，已属中高级官员，然而如果不是敕授，两人还是没有这个资格。

唐朝馆驿量大面广，耗费巨大，接待能力有限，不可能满足公私行旅对交通的需要，必须严格限定入驿资格和使用权限，才能保证正常运转。为此，唐朝承用北齐、周隋官制，发给符券，以主符官掌之，分番上下，谓之番官，并且对于发放、管理符券的方式方法和发放的对象，都作出严格规定：

首先，凡入驿，皆给正符正券，否则为非法。唐前期是发给金属制的传符。不同部门掌管的传符，数量有别：太子监国所掌曰双龙符，左右各十；长安、洛阳、太原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右十九。其他地方左三右一，共四枚。其次，出使方向不同，传符也不同：东方曰青龙符，西方曰驺虞符，南方曰朱雀符，北方曰玄武符。所有传符都被制成左右两半，左符藏中央机关，右符交各地州府。遣使发符时，左符装在骨帖上面，里面写明经过驿数、方向、里程、所需粮草等项，然后用泥封上，印以门下省官印。所至之处，以右符勘合，然后承用。除东西两京及留守司以外，军府也给传符。所有传符都由长官执掌。长官若被告发谋反大逆，则以传符交付次官；无次官，则以付受告之司。内外诸司有传符、铜符处，各给封符印一枚，发全封符及封鱼函。唐朝内府尚服局设有司宝官二人，正六品，掌符契。凡四方传符，皆识其行用之别，造簿登记。若有外司请用，则检出交付，同时奏闻，备案记录。符还，以朱书记之。乘驿使人所至之处，将鱼符交给有关部门保管，事毕送还门下省。其应输纳而稽留者，一日笞五十，二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凡盗用发兵符、传符者，流二千里，伪造传符者处绞刑。毁弃符节印的，各准盗罪论。亡失及误毁者各减二等。

宋朝也有类似制度，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四月诏：“应京朝官、诸司使副、三班使臣等差遣出外，缘路馆券，回日于阁门送纳，委三司点检。如枉道重叠、虚给官物者，具名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〇）嘉祐三年（1058）四月戊辰下诏规定：“居州县驿舍亭馆者毋得过一月，违者所属吏以违制论。仍令转运、提点刑狱司每半年一举行。”（同书卷一八七）

开元以前，传符都是铜制的，龙形，称为铜龙传符。开元中期以后，人们嫌铜鱼符过于繁琐，不便使用，为从简便，遂废除铜鱼符的古制，改发纸券，即纸制的文书凭证。开元十八年（730）闰六月十三日敕：“比来给传使人，为无传马，事颇劳烦。自今以后，应乘传者宜给纸券。”（《通典》卷二三）“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若乘驿经留守及五军都督府过者，长官牌署。若不应给者，随即停之。”（《唐六典》卷五）

晚唐时，又出现了新的传符——馆券。《演繁露》续集卷二《驿券出枢密》、《资治通鉴》卷二七五都提及：“旧制，馆券出于户部。”胡注也说：“唐旧制：使臣出四方，皆自户部给券。”程大昌还补叙说，天成二年（927），唐明宗采纳枢密使安重诲的意见，馆券改从内廷出，归枢密院管。既是旧制，则起于中晚唐。馆券当是驿券之外的一种符券，对于驿券起着辅助作用，它在宋代与驿券并行了相当长时间。

又《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载：“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玉海》卷八五、《愧郯录》卷一二引《三朝国史·舆服志》、《文献通考》卷一一五亦称银牌为“唐制”，然都只记载了它的形制，行用时间起迄、适用范围则均不详。

宋代也严格限定了入驿者的资格，无论何种官客，没有敕许，都不能擅自入驿居止。余靖有一道判文，题目是《甲私行入驿驿官拒之辞云职事五品以上》，判云：“出非君命，难入息于野庐；名重官联，当即安于公馆。”判词首句清楚地告诉读者：如果出外而非因君命，就不能止息于野庐（驿传的古称），这里反映的是宋初驿制。

宋初仿效中晚唐馆驿制度，以中官提举驿传。使臣每年秋天出巡，常以文字行移州县，下面依例施行。但内臣每一经过皆恣意诛求，其费数倍，因此包拯建议将出巡驿传的职权转交各路转运司，使之“逐季指挥辖下州县”。建议被采纳，改以转运使司兼掌此事。

至于入驿时驿券审查的程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说得很清楚，是“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即驿券掌管部门在驿券上写明所经之驿与所受之物，使人每经一驿都得出示驿券。驿吏据券上写明的数量提供交通工具和生活物品，并检查他的行程、携带物品和从人数量是否符合规定。

符券主要用于发兵、征讨、命使、授官等军政大事，管理不严，有时会造成严重后果。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客游京师，与无赖恶少年蓄谋造反，窃乘官马，“诈为使者，夜抵厩，呼置卒索马。卒秉炬出，飞雄以私市马缨示之，卒不能辨缨，即授以马。飞雄令一卒前导，以巡边为名”，至陇州，矫诏谋劫守军，据城作乱。后事败，“有诏夷其三族。并捕先与飞雄善者何大举等数辈，悉诛之，及姚承遂等皆腰斩于秦州市。先授飞雄马厩置卒，亦夷其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这件事给当时朝野以很大的震动，宋朝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并布告天下，令中外臣庶子弟，如有凶险之徒屡教不改，则令锢送阙下，配隶远恶处。又诏此后，乘驿者一律改持银牌，以便查验，以前那种仅凭枢密院一纸使牒就可乘驿出使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

符券的发放和对入驿资格的规定　唐代的铜鱼符，主要用于发兵、授官、差使、追征等事。奉命出使办理上述机务的公使，为官令所定的应入驿者。其他私行人出行，仅允许五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国公以上爵投驿止宿。边远地区及其他无村店之处，适当放宽入驿范围，允许九品以上职事官、五品以上勋官及爵入驿止宿，但仅此而已，并不能私自接受馆驿的食品物资供给。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公私行人，是法律认可的“应入驿者”，其余都是“不应入驿者”（《唐律疏议》卷二六），无论公私客都不能入驿享受公食，只能到私营逆旅中食宿。不应入驿而违令妄自入驿，笞四十。驿站不接纳而强行入驿止宿，罪加二等。不应受供给而私自接受者，科杖一百。驿站不予供给而强行索要者，罪加二等。

开元中期以来，各方面的情况都在变化。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唐朝政府陆续颁发了一些新驿令，允许一些官私人使入驿享受供给，均见《唐会要》卷六一：

景云二年（711）八月四日敕：奉使者至京都一日以上，即停乘传驿及供给。

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十七日^[26]敕：新除都督、刺史，并关^[27]三官州上佐，均给驿发遣。

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五日敕（779）：诸郡太守谢上表附驿递进。

大历十四年（779）二月二十六日敕：尚书省郎官请假拜扫，准开元、天宝中旧例，给公乘。(www.xing528.com)

贞元二年（786）三月敕：“使人缘路，无故不得于馆驿淹留。纵然有事，经三日已上，即于主人安置馆存具供限。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等彼供给拟者。”

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敕：诸道进奉使回，及准敕发遣官人家口，从前不合给驿券者，皆给转牒，令州县给熟食、程粮、草料。

八年（792）闰十二月癸酉敕：除门下省外，使人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常参官在外除授，及分司假宁往来，并给券。

大和八年（834）八月十日敕：“应缘私事，并不许给公券。”开成四年（839），中书门下又奏：“常参官寒食拜扫奉进止，准往例给公券。”（《唐会要》卷二三）说明已有例在先。

上述令文显示，玄宗朝以来，馆驿制度在步步放宽，以前不合法的，后来都变成合法了。而且愈到以后，逾越宪章、放宽管制的愈多。德宗、宪宗以降，各种势要都对馆驿横加干扰，已经很难依照唐前期的驿制发驿乘驿了。干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由宦者充当的中使。宪宗、穆宗以下诸帝，经常派遣宦官出使外地，称为中使。他们每至邮驿，多不出示驿券，驿吏只能随其所索供给。所到之处，多借口军情紧急，广征驿马以壮行李，驿马由此死伤增多。驿传不足，又转而掠夺行人乘马，远近苦之。元和十一年（816），唐军讨伐王承宗，以中使传达诏命，“所至驿骑不足以充传，州县发公私乘以济之，中使力夺道中往来马，有余则驱之以行，拒者辄殴辱之。……中人每至之处，又遣驿吏搜发往来私马，驿吏因执马求赂厚者”（《册府元龟》卷一六〇）。有鉴于此，长庆元年^[28]（821）四月诏：“自今以后，中使乘递，宜将券示驿吏，据券供马。如不见券及分外索马，辄不得勒供。……其常参知官出使及诸道幕府、军将等合乘递者，并须依格式。如有违越，当加科贬。”（《唐会要》卷六一）这样的诏令不止一见，可能也一度产生过实效，但事过不久即故态复萌。长庆元年（821）九月^[29]，河朔复叛，朝廷发诸道兵讨伐，命令接二连三，朝令夕改，往来中使驿骑相望，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宦官乘马多者二三十匹，少者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过问。情形如此，说明并未得到认真贯彻。至武宗朝，馆驿就“多致败阙，邮传马畜每事阙供。蕃客往来皆有论奏”。武宗委托中书、门下两省与御史大夫陈夷行同商量，调查“所置馆驿鞍马什物并作人多少及功价资课，每年破用，取何色钱物添修支遣，其驿马数，勘每驿见欠多少，……具简前后敕文行用相当者，参立新格，逐意条流，除馆驿弊事”（《册府元龟》卷五一六），痛加裁革，事情才告一段落。

二是各地方镇批发的转牒。中唐以来，方镇势力坐大，数量众多，要求使用馆驿的人数随之增多，于是在门下省的正符、正券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给券形式——转牒，全称“路次转达牒”，实即各地方镇临时手批的纸条子，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沿路馆驿供给本道人使食物草料，称为“牒供”。后来还出现了叫做“食牒”的条子，又称食帖、券牒或传牒，行人凭借它，可以在馆驿享受免费用餐。这从德宗兴元中就已开始露头，这种方式和做法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唐朝政府为此曾三令五申，试图禁止。先是于兴元元年（784）闰十月下敕：“应缘公事乘驿，一切合给正券。比来或闻诸州诸使，妄出食牒，烦扰馆驿。自今已后，除门下省、东都留守及诸州府给券外，余并不得辄入馆驿。宜委诸道观察使及所在州县切加促捕。如违犯，请资官所在勒留，具名闻奏。余并量事科决，仍具给牒所由牒中书门下者。”元和二年（807）四月又敕：“诸道差使赴上都奏事，及押领进奉官并部领诸军防秋军资钱物官，及边军合于度支请受军资粮料等官，并在给券，余并不得给。如违，本道专知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兴元元年（784）十二月十七日敕处分。”（元稹《论转牒事》）前后敕文，都不曾令州县馆驿视转牒供给，但是类似事例还是屡见不鲜。早在德宗贞元中，襄阳节度使于就说：“今之方面，权胜于列国诸侯远矣！且押一字，转牒天下，皆供给承禀，列国止于我疆而已，不亦胜乎！”（《唐语林》卷六）于之外，其他骄横跋扈的藩镇也堪称典型。顺宗末，西川刘辟欲自立为节度使，“乃召募亡命，……转牒盩厔以来县道邮次，酒肉毕具，蒭茭无匿。署牒首曰辟，副曰（房）式，参谋曰苻载”（《册府元龟》卷五九六）。表明德、顺两朝，转牒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日益泛滥。

元和三年（808），宪宗开始整顿纲纪，下敕限制诸道滥发转牒。四年正月又敕：“准元和三年诸道滥给券道敕文，总一百二十七道已上者，州府长官宜夺一季俸禄。其本州官曹官及录事参军，付吏部用阙。去任，殿一选。”（《唐会要》卷六一）限定了转牒发放的最高数额，违者处罚。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整顿收效甚微，此后仍不断有人违制批发转牒。元和五年（810），徐州监军孟升死于军中，武宁军节度使王绍违敕，擅自牒令路次州县馆驿，供给熟食草料人夫耕牛。依照唐前期驿制，入驿须给正券，并无转牒供拟之例。何况丧柩私行，不当擅自入馆驿停止，所以监察御史元稹觉察此事后，即“牒河南府，并不令供给人牛及熟食草料等，仍牒都亭驿，画时发遣出驿”（元稹《论转牒事》）。

文、武宗朝，烦扰馆驿的事件时有发生。《太平广记》卷二五一引《卢氏杂记》载：“交、广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赆赂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有客赍帖到驿，驿司依帖供讫，客不发。驿吏曰：‘恐后更有使客，前驿又远，此非宿处。’客曰：‘食帖如何处分？’吏曰：‘供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相顾，莫知所为。客又追促，无计。吏问曰：‘不知而已。’曰：‘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驿吏问：‘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曰：‘三五千。’驿吏遂敛送耳。”这位“交广客”欺侮驿吏没文化，硬把卢钧转牒中的语气副词“而已”说成是馆驿应当供给的实物，很狡猾。故事虽有虚构成分，但它所反映的时代风气，却具有极高的真实性，何况所载也不是完全无据，卢钧在开成元年（836）冬，确实是岭南节度使。

宣宗以后，转牒的使用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北方各地通江淮、两浙，原有水陆两条驿路可取，大中五年（851）前后，使人持券牒出使江淮，携带随从，多将私物分两路进发，以逃避馆驿监察，“或使头陆路，则随从船行；或使头乘舟，则随从登陆，一道券牒，两处祗供”（《唐会要》卷六一《馆驿》）。六年二月，汴州观察使崔龟从上奏，重申旧制：“水夫具有定制，并不许行转牒供，券外捉人^[30]，岁月滋深，仍被过客格外干求，剩（别）索人夫，别配粮料。臣今欲条流诸道节度、观察使、刺史及诸道监军，别敕判官赴任及归阙庭，若有家口及参从人，即量事祇供。其本官迎送军将官健所由，诸色受雇人等，本道既各给程限，兼已受佣直，并请不供。”（《唐会要》卷六一《馆驿》）他的奏请获得批准，令诸道“准此处分”。

咸通以来，此势不仅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恶性蔓延，“节度、观察、刺史等所经过，不遵品式，公券之外，私费至多。或在道途有六百、七百人，行李所在，地主务求交欢，别差吏人，号为置顿”（《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唐朝的馆驿，就在这些人的干扰破坏之下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五代乱世，强暴横行，权要人物烦扰馆驿，违制索要，随处可见。开运三年（946），给事中边归谠上奏：“臣近以宣达丝纶，经过州县，切见使臣于券料外别要供侍，以紊纪纲，乱索人驴，自递行李，挟命为势，凌下作威。或副应稍迟，即便恣行打棒。既遭屈辱，宁免怨嗟。天听未闻，无处披诉。”（《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局面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宋初承五代之旧，驿券由枢密院颁发，谓之“头子”。太平兴国三年（978），因李飞雄谋乱事件，遂罢枢密院券，乘驿者别制银牌，其制“阔二寸半，长六寸。易以八分书，上钑二飞凤，下钑二麒麟，两边年月，贯以红丝绦。端拱中，以使臣护边兵多遗失，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时端拱二年（989）三月戊午。“乾道八年（1172），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绍熙四年（1193），改黑漆红字。淳熙三年（1176），尚书省置雌黄青字牌。绍熙五年（1194），改黑漆黄字。”（《玉海》卷八五）前后几度变化。

宋朝与交通有关的的符券，有驿券、馆券、仓券之分，三类符券各有其适用范围：凡诸州输贡物，皆给馆券。群臣扈从车驾巡幸，中书枢密三司使给馆券，余官给仓券。京朝官、诸司使副、三班使臣等差遣出外，给馆券。各州发解举人，例给馆券至京师。广南、福建幕职、州县官赴任所，给馆券；州县官正郎以下身亡者，给仓券。如令川峡幕职、州县官得替，不押纲运者，给仓券；官员在任或赴任移替，在路未到而身亡者，计程给仓券。

宋代还规定，南方叙州蛮进贡，给驿券；广南、西川、京朝幕职州县官丁忧离任，愿管押纲运者，给驿券；西南蕃贡方物，以道路辽远，如愿于沿边输纳贡物，赐给驿券。差使臣捕盗，给驿券。馆阁台谏两省两制官荐举乡里教授，给驿券，并令乘驿赴阙面试，其合格者授诸路学官。诸路纲运到京，如押纲人事故及非时差替，或押送特殊纲物，给随身往来驿券。军队选择少壮敢勇者赴召，许乘递马，给驿券。选人仕闽、广者，往还给驿券。西川、山南、荆湖等远方诸道举人赴京赶考，往来给券。

宋代驿券、馆券的发放与驿传的使用，宽而不滥。《涑水记闻》卷六载，天禧四年（1020），临泾人胡顺之为浮梁县令，开封府派遣一教练使到该县办理公务，不应入驿而擅自入驿享受供给，被胡顺之觉察，乃暗中使人随之，记其入驿舍及受驿吏供给之物。至府入谒，然后械系，依律杖二十，此后府吏不敢违反。可见北宋对驿传的管理之严。但形势紧张之际，交通繁忙的路段，还是有人违反制度。咸平二年（999）春，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就上疏反映当时署置官吏过多，差命过烦，“廪禄之费耗，驿券之供给何可胜数，无名之赏赐、不急之造作亦无限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河南、河北驿路，川峡、荆湖驿路，情况大致如此。